“三益公”并非成都才有，外地也有，但外地的“三益公”社团，主要是一些购买棺木、救济死后无力收殓的鳏寡孤独者的慈善组织。成都的“三益公”是雄踞春熙北段中部的一个大型娱乐场所，俨然是时尚幻觉的制造基地。由哥老会头头吴毅侠、徐子昌等合股开设。徐子昌是“成都四大歪人”之首（其余三人是黄亚光、银剑泉、蒋浩澄），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子，很有势力。“三益公”内部设有楼台亭阁园林式的茶馆，演唱川戏的戏院（后改为新闻电影院），乔仲祥办的模范食堂，张文鼎开的江海浴室，并设有台球室，是成都一个吃喝玩乐俱全的销金窟。
尽管如此，在一个男权社会，卫道士们在花天酒地之余，似乎并未忘记“正风纪”的职责。开设在“三益公”里的理发店晚上为女人烫发，被卫道士视为妖孽，后被省警察部门查封。后来理发店主以向政府呈文的方式请求开禁，但他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这使得一些富家女对时髦发型的追求，被迫转入了地下状态。
当时，著名演员秦怡、吕班等曾在此演出过话剧《离离草》《升官图》等。但这里长年演出的主要还是川剧，其演员如旦角桂蕊（廖静秋）、生角杨玉冰、丑角陈全波等，戏艺均有极高造诣，为川剧舞台生色不少。所演剧目如廖静秋的《归舟》《投江》，杨玉冰的《三尽忠》，尤其脍炙人口。
秦怡是当时成都话剧舞台四大名旦中最年轻、最美丽的一位。她一度离开成都，回来后，“秦怡复出，成都登台”的通栏标题经报纸炒作，成都的话剧迷们立即在“三益公”门前排起了长龙。他们简直不需要给卖票员说买什么票，只说“看秦怡”，由此可见秦怡的号召力。
更有意思的是，在追捧秦怡的观众队伍中，华西大学出现了一个“秦怡追求团”，人数众多，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追求秦怡为目的。秦怡虽然不理这件事，却给剧社带来麻烦。“秦怡追求团”中一位西装革履的追求者，在剧场包下一个固定的座位，每晚必来看戏。剧社的人摸不透他是话剧迷，或是洋场阔少，只能表示欢迎。一天戏散后，这位追求者跳上舞台找到秦怡，递上名片，上面头衔一大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大代表”。秦怡一看这个头衔就反感，没有给他好脸色。第二天，这位“国大代表”又跳上舞台来，要请秦怡吃饭，一而再，再而三地缠着不走，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石曼《写在话剧百岁之际》）。
《秦怡传》记述说，“中艺”租下了繁华闹市区的戏园“三益公”作固定剧场，四十多个演职人员吃、住在剧场后台。饭是大锅饭，睡是稻草铺。戏叫座，收入好，一日三餐仅得温饱。一个星期如能打上一顿牙祭，来一碗回锅肉或麻婆豆腐，真是乐开花了。反之，一日三餐则难得保证。住的地方更甭提了。单身汉一律睡后台，各占一席之地，晚上搭地铺睡觉。夫妻演职人员、年纪大的单身演员，住在楼上用竹篱笆隔成的斗室内，好歹算是有个“家”，也算是特殊照顾。至于薪金，名义上有标准，实际上是不定时给点酬劳，互相略有差异，大体够买点日用品，余下的作零花用。
秦怡在成都一部接一部地演了6部大戏，280天的时间都在舞台上，最后一部戏是《结婚进行曲》。戏中秦怡的表演有了新的发展，她饰主角黄瑛，把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深情并茂，以至于演着演着，角色的台词和动作自然而然地脱离了剧本的设计，出现了新的台词和动作，效果比原剧本设计好。能进入这样境界的表演，不是一般演员所能做到的。《结婚进行曲》的演出风靡成都，“三益公”因此连续爆满两个多月，每次全剧演完落幕，观众竟然鼓掌要秦怡谢幕。秦怡后来说：“这是我当演员以来得到的最高奖赏和最大的尊重。应先生最懂得观众。这是他含辛茹苦，一步一个脚印得来的经验。在成都我度过了最幸福的280天。”
即便是一个演艺场地，在抗战时期，依然体现出艺人的爱国本色。李笑非在《忆抗日战争时期“三益公川剧艺员军训队”》中说，1938年，成都市“三益公”大戏院的川剧艺人们，在“全民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指引下，成立了“军训队”，又称“防护团”。当时社会上的军训称为“挨门丁”。三益公大戏院的军训队连长是川剧著名须生演员杨玉冰，军训队下属三个排，一排排长是川剧名净张崇德，二排排长是打大锣的李伯康，三排排长是丑行演员卿玉教。军训队共有50多人，全是自愿报名参加，任务有三：一是教育自己，保护自己；二是敌机空袭时维持社会秩序，严防汉奸破坏，严防坏人抢劫偷盗；三是招之即来，出川抗战。体现了可贵的爱国热情。（《四川戏剧》2008年第5期，第18页）
老作家陈稻心《成都旧警轶事》一文指出，1947年冬，住纯化街延庆寺的青年军不守交通纪律，受到警察干涉，双方发生冲突。青年军全部上街，
见警察就打。春熙路一带因为商业繁盛，担任这一带警务的保警大队都有枪支，但青年军人多势大，把值勤保警队的枪也提了。许多青年军又拥到春熙北段的“三益公”来打戏院，旦角紫莲正在台上唱戏，也被抓下来侮辱毒打。观众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像天崩地塌一样地夺路逃走。紫莲脱身后装也未卸，就从“三益公”后门跑出来，打电话找本管区警察分局长熊倬云想办法。熊到现场后见“三益公”戏院已打得一塌糊涂，桌椅门窗道具等大半毁损，青年军又拥到别处打闹去了……第二天熊倬云在荣乐园宴请青年军的高级军官，向打人的赔礼道歉，事情才暂告解决。
这一次浩劫，使得“三益公”元气大伤，难以为继。1949年后，改名为人民剧场。一些“老成都”至今还记得，演员廖静秋、司徒慧聪在1949年后主演的川剧《屈原》的盛况，场场客满，观众耳目为之一新。
新闻电影院曾经非常红火，由于电影院的票价非常低廉，加上“三益公”内的茶座人气很旺，也是休息的好去处，一度是成都市民看电影的首选之地。那里放映电影的内容深刻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从八个样板戏到朝鲜电影、罗马尼亚电影和阿尔巴尼亚电影，乃至时髦的好莱坞大片。2002年，随着春熙路的再度改造，近百年历史的“三益公”被拆除，引起不少市民的无限留恋。
当地政府投资1亿元人民币，拆迁10余亩土地打通“三益公”片区，建成后新街后巷子可与三圣祠街直接相连，打通的大道能使联系春熙路和盐市口商圈的“一”字形连接变成“井”字形，从而形成人气和商气的“回水带”循环，让相对沉闷的北（中、南）新街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