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就像一位孤儿，它当然得到过许多人的照拂，也得到过不少人的抚养，才逐渐长成今天的样子，历千年而依旧有旺盛的生命力。
大慈寺是怎么得名的呢？据流沙河先生的考证，早在无相禅师来华之前，就已经叫太慈寺了，那是因为“大”古音读“太”。如果大慈寺的名字与无相禅师曾是太子的名分有关，那么就必须承认大慈寺完全是无相禅师开创的。
大慈寺的成长就像一个人，它应该有自己的历史、传记和年表。可惜的是，它的历史虽然久远，却在很多要害处付诸阙如，至今没有像许多寺庙一样有比较完整的寺志。
大慈寺就像一位孤儿，它当然得到过许多人的照拂，也得到过不少人的抚养，才逐渐长成今天的样子，历千年而依旧有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有许多人用力考证，但以我的判断，开创它的“父母”并不能确定。对于大慈寺来说，有些重要的人物线索可提供，他们的业绩也斑斑可考，但在我看来，没有十拿九稳的证据可以指定他们就一定是开创者。由于历史尘封已久，年湮代远，本来的开创者已无法确考。因此，对于大慈寺邈远历史的追寻，对于它“婴孩期”的回溯，我用的不是“诞生”而是“胎生”。因为用“诞生”，你必须确切地知道它“出生”的准确时间和开创者，而这两点对于大慈寺来说，都还是未解之谜——就像一个人，他的出生日期不定，父母是谁，都渺不可考，是不好说什么诞生的——所谓“胎生”自是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可以取巧地避免诞生所带来的需要确指的尴尬。
大慈寺名字的由来
有人会说，大慈寺的名字有什么需要探讨的？大慈寺不就叫大慈寺么？真是吃饱了撑的，找些事情来摆。
是的，表面上看起来，大慈寺的名字是不需要探讨的，因为大家都已经这样说了。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给一个人作传，我们对他的乳名、别号、表字都有探讨一番的必要。对于一个承载诸多历史人文内涵的地方，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官方正史再强大，都掩盖不住民间的众口腾播，不管这众口腾播有无道理。很多时候小道消息和暗通款曲的民间口碑，哪怕存在着以讹传讹，反而更为强劲有力。大慈寺的名称，在民间被称为“太子寺”，且不说“太”的古义与“大”有相同之处，就是如今四川俗语中的“太”与“大”还有深刻的关联。更何况“太子寺”一说，还真有相当的历史渊源，而这渊源与曾主持大慈寺修建的无相禅师有关。
无相禅师（684—762），俗姓金，是唐代新罗国（今韩国）圣德王金兴光的三儿子，他于728年浮海西渡到了长安。732年游历资中，拜禅宗五祖弘忍的再传弟子处寂禅师学佛。“安史之乱”，唐玄宗西幸成都，无相被迎请至皇宫内殿供礼。后得知僧人英干在大街上施粥，倡建大慈寺为国祈福，唐玄宗十分高兴，不仅御书“大圣慈寺”匾额，而且赐田一千亩，命无相禅师和英干兴建大慈寺，于是拥有堂堂96院，皇皇8524间房的大慈寺终于建立起来。
如果大慈寺的名字与无相禅师曾是太子的名分有关，那么就必须承认大慈寺完全是无相禅师开创的。那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危险，大慈寺在无相禅师之前，它的历史何来？无相禅师就是大慈寺的开创者，还是只是大慈寺的唐代开创祖师？
在我看来，说无相禅师与大慈寺有一定的关联是说得过去的，但说大慈寺的得名都是因他曾为新罗国的太子，而叫“太子寺”，最后才定名为“大慈寺”，除了有以讹传讹之嫌的民间纪念意义外，并不具备史学上可以作为定论的价值。
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大慈寺名字由来的最早文献记载是801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撰写的《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载《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三），但其名曰“大圣慈寺”。据学者王伟明考证，北宋以前压倒多数的文献均称之为“大圣慈寺”，而南宋以后却全是“大慈寺”的称呼（王伟明《大圣慈寺画史丛考》）。我认为这很好理解，唐代不说了，唐玄宗亲赐的御匾，自然应以“大圣慈寺”来称呼它，以显得敬重。而五代至北宋，去唐不远，道及大慈寺时谨遵习惯，多沿袭旧说，故亦是“大圣慈寺”的称呼为多。后代均称“大慈寺”，这说明在唐玄宗题御匾之前，它就应该叫大慈寺，否则这个圣字也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拿掉。
那么大慈寺是怎么得名的呢？据流沙河先生的考证，早在无相禅师来华之前，就已经叫太慈寺了，那是因为“大”古音读“太”。但为什么寺名前要加个大呢？“佛寺来头大的，寺名冠以大。北宋东京（汴梁）大相国寺，唐代长安（西安）大慈恩寺，皆冠以大。可知本名相国寺、慈恩寺。奈何唐宋时见诸记载者都是大慈寺，而非圣慈寺。成都人之好大，盖自古而然欤？”（流沙河《大慈片羽》）在沙河先生看来，大相国寺本来就是相国寺，大慈恩寺只是慈恩寺，大慈寺也不过就是慈寺。只是人们好大而讲攀比，加上大字以相号召，以广招徕。如果我们说世俗之人喜欢攀比，尚尤可说，难道出家人也喜欢这样的攀比吗？恐怕很难说完全没有这样的因素。
事实正是如此，作为东方宗教，佛教讲究传承有序，寺院也等级森严，寺庙都讲究由有名头的人开创，时间越古越好。大家都喜欢以各自的长处傲人，比如时间长、名头大等很多地方的寺庙都有“千年古刹”、“震旦第一丛林”的称呼，自然是拿来宣传的好材料。这样看来，大慈寺的“乳名”应该是“慈寺”，腾播于民众之口的“学名”是“大慈寺”，“中举”成“进士”，被皇帝钦点成“状元”后，便成了“大圣慈寺”。年代久远，千年之后，便有晚清黄云鹄这样的官员来题山门，名之曰：古大圣慈寺。至于“千年古刹大圣慈寺”、“震旦第一丛林古大圣慈寺”这样的称呼，就像一位中了状元的人难免会在名字前面加上许多官爵封号，一长串，没有谁真能记得住。落到最后，依旧是最普通的叫法：大慈寺。
何时开创大慈寺
年湮代远，要想在历史的荆棘丛林中，在纷繁复杂的大事件里，理出一个线索，找出一座寺庙准确的诞生时间，那必须得有点幸运的成分。因为人世间要记住的历史和文献实在太多，一座庙宇，除非它能与重大历史的改变相勾连，否则我们是很难确切追踪出它成长的足迹。
大慈寺的成长就像一个人，它应该有自己的历史、传记和年表。可惜的是，它的历史虽然久远，却在很多要害处付诸阙如，至今没有像许多寺庙一样有比较完整的寺志。但随着2004年大慈寺重新开放后，大慈寺的历史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冯修齐先生发表在《大慈》杂志上的《成都大慈寺年表》，是我目前能见到的有关大慈寺历史较为清楚的文献，可以见出冯先生用力之勤。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冯先生关于大慈寺的年表很多地方也过于简略，这是无可如何且不必苛求的事。
关于大慈寺的创建，冯先生的年表中，开篇辟首便说：“265年前后（魏晋间）印度僧人宝掌禅师‘入蜀礼普贤，留大慈’，为成都大慈寺创建伊始。”这条宝掌禅师与大慈寺有关的资料，最早出现在清康熙版蒋超《峨眉山志》的“高僧”条，但此前著名的《高僧传》却对此点未有丝毫的记载。荒诞的是这位宝掌禅师最后活了1712岁——此说在宋朝普济编的《五灯会元》中有——但许多人却拿这样的材料当科学证据。关于宝掌禅师与大慈寺的关系，那就是民国《华阳县志》曾载一位和尚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所写的《多宝寺石幢记》中有云：“蜀为西南巨镇，而大慈护国禅寺冠诸刹之首，在锦官城府中，盖魏晋时千岁宝掌禅师礼峨眉，寓大慈，究其由来亦远矣。”而再早的峨眉山和大慈寺的记载便没有，即便按宝掌禅师真活了1712岁的说法，他死于657年，离最早的记载已达800多年。我们从求真务实的精神出发，也不能不怀疑宝掌禅师与峨眉山、大慈寺、多宝寺的关系。至于有人用多宝寺与大慈寺的关系，来论证宝掌禅师的确是大慈寺的开山祖，我认为证据不足，亦属牵强。因为关于多宝寺是魏晋时期宝掌禅师的道场的说法，最早记载也是来源于千多年后的《多宝寺石幢记》。许多寺院夸大自己的历史，在佛教寺院史料中，所在多有，不乏其例。从我们这些世俗之人的理解来看，难免有争夺话语权和吸引更多香客朝拜的利益背景在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