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又称百日维新和康梁变法。这两个称谓很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这场运动的两大特点。一是时间短，虽然从甲午战争就开始嚷变法，但真正开始变法不过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这样短的变法古今中外都少见（唐代的永贞新政号称短命，但也延续了近八个月），严格地说，只能算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二是变法的倡导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场变法，至少不会有这种样式的变法。虽然变法是甲午战争几乎所有思想开通且有心救国的士人的共同心愿，但领头羊无疑就是康梁。参加过变法，后来成了中国出版业大王的张元济先生有诗曰：
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赞同变法者的共识。这些人里不论与康梁交情深浅、印象好恶，但几乎都认为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戊戌维新从表面上看是历史给中国的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却又来得太不是时候。尽管我们不得不对康梁表示遗憾，认为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策略，甚至胸无韬略，因此不知道选择对象，拉拢同盟者，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因此早早地输掉了大家都希望他们赢下来的这局棋。但是，在那个时代，谁又更高明些呢？有经验富谋略者，如李鸿章，没有那个心胸；有见识的如严复，没有那个气魄。能够坚持不懈，反复上书呼吁，在下奔走联络的；能够办报启蒙、大声疾呼的：能够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能够振臂一呼，不怕罹祸的，也只能是康梁。也许，他们并不是那最杰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学的学究，更不是合适于主持政治变革的政治家，但是，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奔走呼号，这样深度和广度的变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传统的称谓也表露了人们的某种偏见。维新运动能演变成中枢变法，光绪和他最信任的重臣翁同龢的态度也是相当关键的。光绪虽然懦弱，但却不是没有主意的人，没有他的执意要求，变法也不可能出台。在变法的百日里，康梁只是出主意的人，而真正的主持人只能是光绪自己。在传统社会，人们虽然给予帝王最尊荣的冠冕，但每逢重大事件总是习惯于将他们撇开，坏事说是奸臣当道，好事自然也由别人顶戴。翁同龢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只可惜这位世家出身的“天子近臣”，书生气还是太浓，以致戏刚开锣就被人赶下了舞台。
后人看百日维新，就如慧星一现，虽然闪亮耀人，但却稍纵即逝。可是，当事者披榛开莽之难，却难为外人详知。
一、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运动的中枢维新实际上是1898年1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拉开序幕的，这一天，康有为被召至总理衙门“问话”，实际上是康有为以一介小小七品主事和朝廷重臣的对话。从此以后，酝酿数年的朝廷变法开始按康有为等人的设计进行。
在此之前，在康梁一方是拼命想要打动皇帝，以实现借君权变法，重温再现俄彼得、日明治的旧梦。1895年得中进士后，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留在京师，并没有为他那点政务操过心，而是日日为策动变法而奔走，不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书皇帝（清制，主事无直接上奏折之权，需交他人代递），而且毛遂自荐地代为他人拟奏折，特别把眼睛盯在御史身上，许多御史都曾烦劳他的代笔，象宋伯鲁、杨深秀、陈其璋、文悌等等，甚至还谋划发动御史联合伏阙上书要求变法（因文悌的变卦而止）。广泛交结，挖空心思，通过各种渠道以干“圣听”。时人曾这样描绘康有为的广泛结交，说他“目光炯炯射人”，“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暱交康先生；有为亦倾心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
对康有为他们“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绪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甲午之后，力图改弦更张的年青皇帝对一切变革的呼声和建议都十分留意。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名声，不久就为光绪所知，而康有为的第三本上皇帝万言书也在1895年7月几经周折转到了光绪的手中。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光绪就对康有为十分看重恐怕也未必，设想康有为一本上奏就能打动皇帝，从而垂青于他，好象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经过美化后的幻觉。清代的皇帝处事以矜持闻名，唐太宗与马周的奇遇，在清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他们更期望的是依靠制度和惯例来运作。事实上，光绪在看到康有为上书后，虽然也很“嘉许”，但并无更进一步的表示，所谓的“嘉许”也没有传到康有为耳朵里，当然更没有康有为所幻想的一步登天的“奇遇”，甚至连些许的口头表示都没有。
不过，这时的光绪帝确实想要变法图强，所以颇想知道这位声名渐著的康有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光绪读到康有为万言书不久，皇帝的头号近臣，人称“帝党”的领班翁同龢就去造访了康有为。不巧未遇，康有为得知后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两人谈了许久，据康有为自己讲，翁同龢对他十分推许：“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这话估计是有水分，翁同龢可能会称许康有为之才识，但未必喜其人，更不可能一见面就把“上实无权”这种私房话掏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对于在宦海泡了几十年的“翁相”来说，是太不可思议了。
不管怎么样，翁同龢从此与康有为相识了，而且，在以后的两年里，翁同龢对康梁等人办学会、办报纸的种种举动都给予了相当的关切和帮助。据康梁一边说法是翁同龢很主动，几乎对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无条件赞同，可据翁的日记，则翁对维新派的联络都出于光绪之意。当然，这日记可能会有篡改，翁借此为自己开脱。不过就算翁后来改过了，但作为天子多年依重的近臣，总不会将没影的事安在光绪头上，他怎么可能预料年纪轻轻的光绪会活不过西太后，因而不给自己和后人留一点后路？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他和光绪总的来说对康梁印象都不错，翁同龢联络康有为确有光绪自己的意志，他想通过他的师傅去摸康的底，看看这个人有多少见识和才学，可不可以依为变法的顾问和干臣。显然，直到变法开始，光绪还是拿不准康梁是否可以依为行政人才，更拿不准任用赓梁后所引发的风险。
不管怎么说，光绪也表现出来了足以令维新派感到兴奋和鼓舞的举动，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臣工切实检讨过去，改弦更张。1895年会试完毕，梁启超对友人说他“本欲于日初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指翁同龢--笔者注）亦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举措”。于是，康梁联络同志，办起了强学会，印出了《万国公报》。当这一切受挫以后，他们又把阵地移到了风气开通的上海，结果康梁的名头终于打响了，“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康有为及其弟子，最大限度地在全国士子中造成了变法的声势。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当年还是翩翩一少，去见康有为，“不觉惊异是天人”。
毫无疑问，通过翁同龢以及翁门弟子如沈植桐、陈炽等人的关系，光绪对康梁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有所了解的，随着康梁的声名鹊起，光绪和翁同龢愈被其爱国的热忱与不凡的见识所打动，却也日益担心他们的思想与言论所引发的危险。主要是担心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会最终导致西太后收回权力。当然，前者为“显欲”，后者是隐忧，翁同龢在政变初起时，曾致书密友，说：“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光绪与翁同龢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能拿出一整套变法方案，提供维新大思路的，也只有康梁。所以欲“得所用”的欲望日益强烈。但是，小小主事与九重宫阙里的皇帝，的确隔着的不止是一道紫禁城的城墙，虽然双方都有一面的欲望，但如果没有人荐举，光绪连提到他都要三思。
1897年接踵而至的瓜分危机在客观上促成了变法走康梁路线的实现。德国人一日吞掉了胶州湾，顺势将山东塞入了他们的囊中，而俄国也把爪子伸到旅顺，满清的龙兴之地眼看就要不保，接二连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伸出了魔爪。一时间，西方舆论界在谈及中国时的主要话题就是“瓜分”，性急的殖民主义者已经在谋划建立瓜分中国后的新秩序了。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本来已经有点麻木的神经再一次受到强烈刺激，而早就为国家而忧心忡忡的维新人士就更是难以自持，更多的“温和派”开始倾向变法（尽管大家心里没底）。康有为再次进京，进呈《上清帝第五书》，以激烈、犀利而又生动的辞言，向光绪，也向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将面临瓜分豆剖的命运前景。其被人广泛传诵的警句：“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足以催人泪下。这本上书并没有被递到光绪手里，但却被广泛传抄，被报纸全文刊载，时人记载说：“康工部有为五次上书，为大僚所格，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报章，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即使没有看到康有为那慷慨激昂的上书，光绪也知道他也真的可能“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危急的局势，终于使光绪痛下决心，不顾成例和皇帝的矜持，要求召见康有为了。然而，早已失却当年锐气和“鬼气”的恭亲王奕（恭王有外号称“鬼子六”），此时更担心的是朝廷的动荡，他深知他那心狠手辣的皇嫂并不是真心归政，一有借口就可能会卷土重来，半是出于对光绪的保护，半是老年的暮气，奕闻知光绪要见康有为，居然出来挡驾，他借口清朝成例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见为由，搁浅了光绪的打算。当然，奕也为光绪准备了台阶：“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没有办法，恭亲王的面子是决不能驳的，光绪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见康有为问话，不过定了调子：要他们向康“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把球又踢给了奕，就让他来“传语”。就这样，中枢维新的大幕被拉开了。
总理大臣们召见康有为的日子，是正月初三，按中国北方的习惯，还是在大年头上，各衙门尚在放假。但是接到圣旨的总理大臣们除了两位亲王之外，都来到了总署的西花厅，他们分别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两人也兼总理大臣）。这几人，翁与张支持变法，但怎么变心中无数，而廖则资历尚浅，不便多言（他其实也同情变法），李鸿章遭逢过维新派的闭门羹，实际上是隔岸观火，但也想知道康有为的打算。荣禄是西太后的亲信，在这几人中态度最为保守，而且这两年来听闻康梁的种种主张，不免大起反感，实际上对康很不以为然。
在对话中，荣禄是有意刁难，抬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滥调，妄图用“祖制”的大帽子压住康有为。也许由于地位的悬殊，荣禄没有把这小小的七品主事放在眼里，大帽子抬出来之后，没什么后续的理由跟上去，因此康有为三两句话就将他打发掉了，从此出声不得，只好听凭康有为滔滔不绝，听又听不下去，找个借口先走了。
李鸿章关心的是康有为政治改革的限度。看来，他对康有为成立制度局和新政局以替代现存政治机构的打算不太以为然。在他看来，“六部尽撤，则例尽废”显然过于激进。但是他已然抱定隔岸观火之旨，所以也不便与康有为多辩，问了一句也就默不作声了。
廖寿恒和翁同龢都是问康有为应该怎样变法的，前者笼统一些，而后者身为大司农（户部尚书），主掌天下财赋，时常为财政拮据而头痛，重点询问财政问题，怎样才能搞到钱（这也说明康翁以往的交往尚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密切）。廖翁的问话给了康有为以施展口才的机会，改革思路挟带着种种办法措施如长江大河，一泄千里，康有为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整整谈了3个多小时。这次召见真正地成了“传语”，堂堂几位清朝顶尖的重臣，完全成了康有为的听众和传声筒。
光终于透过坚冰的裂缝射了过来，虽然微弱，却也使当时的中国看到了希望。
二、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总理衙门问话之后，光绪进一步摸到了康梁的底，既然举国上下，只有康梁能拿出完整的变法方案，提供改革思路，那么即便有种种风险，光绪与翁同龢也决意“举国以听”了。因为“煤山前事“（康有为上皇帝第五书语）再现的惨景，实在是每个帝王都难以承受的。
由于总署问话中，康有为提及他这几年编撰的《日本变政考》和《俄皇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光绪令康有为立即进呈。康有为自然不敢怠慢，发动学生昼夜兼程，重新校改书稿，于3月12日和4月10日先后进呈这两部书，及有关疏奏。康有为所梦寐以求的中枢维新终于在他的参与下开始了。康有为在编纂中搀入了大量自我意志的这两部书，堪称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变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
《日本变政考》是康有为用功最勤，耗时最久的一部著作，他从1886年就开始编撰，其弟子门生和长女康同薇都参与收集资料的工作，整整历时10年，其书方成。然而，康有为最先送给光绪御览的，却是匆匆赶出来的《俄彼得变政考》。显然，这是具有鲜明意图的，康有为在此有意强调了君权变法，君主“乾纲独断”的色彩。为了达到最有效地强化这种色彩，康有为居然不惜甘冒“欺君之罪”，有意篡改日本明治历史，把一个本来只有名义上作用的日本天皇明治，捧成了明治维新精神与实际的双料领袖。
好像还怕光绪不明白，康有为干脆直接了当地把话说了出来，他告诉光绪，对于中国人来说，足资法效的变法实迹，只有俄日两国。因此必“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此二国均是始遭削弱欺凌，继而变法自雄，而且都是借君权以推行变法。他说，“愿君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就是要光绪学俄彼得大帝“乾纲独断，专以新国新民为志，不为强邻所摄，不为守旧诸臣所移”的魄力和精神，而变法的具体步骤与操作方案，则应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准。照此依样画葫芦，其实就是要变法照他的规划进行。
在《俄彼得变政考》中，康有为为光绪展示了一幅俄国彼得大帝排除万难，不惜用武力和阴谋粉碎所有阻碍，并且化装易名出国学习考察的铁腕君主的形象。书中对彼得残酷镇压射击军的叛乱，粉碎旧贵族的反抗，甚至囚其姐（俄国原君主）、杀其子的种种表现极尽赞美之能事，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彼得的政敌统统指为守旧派、顽固派。同时刻意突出了彼得一世改革的大刀阔斧与快捷迅速，几乎像有一根魔棒点化一样，俄国的一切都变了，从政治制度到社会习俗（断发易服--这是维新派特别欣赏的），从宗教体系到军队面貌，在一个没有文化遍地文盲的土地上，出现了大学和医院，使一个饱受强邻瑞典欺凌的老大帝国，成为打败欺凌者的复仇巨人。康有为在描绘彼得改革时，让人几乎觉得就是在说中国，说大清帝国，俄国彼得之前的种种一如清朝眼前的种种，而俄国旧贵族的种种不满与反抗，一如清朝顽固派尤其是宗室亲贵的种种对变法的不满。那么，不言而喻，所谓效“彼得心法”，就是要不但学习彼得乾纲独断，锐意变法，学习他的开放姿态和学习精神，还要学彼得的心狠手辣，大义灭亲。显然，这种俄国哥萨克式的变法风格虽为光绪所羡慕，却是不敢想也不敢学的。清朝历史不是没有过像彼得一世这样以霹雳手段除掉政敌的事例，远的有十四岁的少年康熙除鳌拜，近的有西太后去掉肃顺集团。涉及亲贵的也有，像摄政王多尔衮就死得不明不白。但光绪不行，他没有这个魄力，更没有这个可能，虽身为九五之尊，但一举一动都处在西太后那阴骘目光的监视下，对于他的皇阿爸漫说动手术除掉，就是稍有违拗都不敢。
值得注意的是，俄彼得一世的改革，虽然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意味，但建立的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他摧毁了原来俄国制度中的贵族民主体制（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贵族的反抗才如此激烈）。康有为编撰的《俄彼得变政考》很显然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他看来也担心光绪如果真的学起彼得来，把民权和民主打入冷宫。这种善意的篡改非常强烈地显示出康有为左右变法走向的意愿。
既然学俄国人有困难，那么光绪只好把眼光集中到日本身上。甲午战争不久，光绪听说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花了很大篇幅叙述明治维新，于是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理衙门去找。因此，在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之前，光绪对明治维新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甲午战争后，先进的士人圈子里，还流传着几本“东文”的明治维新史。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东西光绪有没有可能看到，我们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是，即使看到了，由于叙述角度的不同和语言的障碍，光绪恐怕也不甚了了。所以，光绪十分看重康有为的这本专门为他编撰的明治史。在看到了《日本变政考》之后，光绪还意犹未尽，要求康有为进一步完善补充，因此康又将前书重新修订，使之语言更通俗晓畅，并附上了《日本变政表》，改名《日本变政记》，陆续呈上。光绪要的非常急切，康有为与门生昼夜兼程，编完一卷上呈一卷，方刚刚能满足光绪的胃口。康有为对此书也非常自负，在此书的跋中他不无得意地自称：“其他英德法俄变政之书，聊博采览，然切于中国之变法自强尽在此书。臣愚所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虽使管诸复生，为今日计无以易此。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
我们不要笑康有为这种自比管（仲）诸（葛亮）的良好自我感觉，在当时之世，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拿出这样的变法方案来。 《日本变政考》以及后来完善的《日本变政记》，采用的是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有意作了合于已意的筛选和舍取，而且每记一事，紧接就加上一段案语，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张，“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赅详尽，网罗宏大”。
《日本变政考》除了强调君权变法，要求光绪效明治天皇“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之外，着重描绘了所谓天皇对“草茅微士”的破格超拔，和对他们的信任依重“任贤勿贰”，和对阻碍变法的守旧大臣的坚决罢斥、“去邪勿疑”。再明白不过地暗示光绪要破格提拔他和他那一群尚未入仕的弟子，以及尚位卑官微的维新同志们。总理衙门对话再次激起了康有为欲为伊藤博文的欲望，坐镇中枢指挥变法是他此时最大的抱负，为此，他不仅自己抓紧运动权要，频繁上书，甚至在规划变法路线时也忘不了暗中毛遂自荐，而且仍然安排早已无心对付八股的弟子们继续科考，以求得售而进入仕途，壮大维新阵容。吴稚晖曾抱怨说，他曾去看康有为，提出不赴八股考试，康有为举双手说好，可是后来梁启超等人仍然“还去入场”，因而很生气康“说话不大当话”。门，其实，这对于康门弟子来说，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传统士大夫的干政习惯使得他们除了入仕之外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路径。
经济改革是近代化的首要任务，康有为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强调大机器生产的新式工业（一般来讲，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往往惊骇于工业革命的成果，热衷于大机器生产的威势），认为泰西大机器生产，可以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而中国眼下“士农商业俱穷，正宜大辟工业以养无限之穷民”（应该说，这种愿望固然不错，设想也很有气势，但实际上并不现实，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必先从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人手，迷恋于大机器，重轻工业不分，这正是洋务派的毛病）。当然，康有为也没忘记商业，他赞美日本设立农商局以保护奖励商业的作法，也推许日本商人立商社考商务的作派，“观其所以保商人，兴商利，除商害，助商本，一切推行美意良法，无遗憾矣。”对于并无经济学专门知识的康有为来说，这种见识和这种规划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政治改革是康有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他在这方面花了最多的笔墨。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改革方面建立的只是二元君主制，距代议政体相距尚远，所以康有为着重强调了日本的官制改革，他针对中国官场的种种弊病，强调学习日本官制改革提高效率的关键，一要裁并机构、淘汰冗员浮吏；二要建全负责制，改革以往以相互牵扯以利控制的官制风格；三要任人唯才，官吏要有专门知识；四要以西方行政体系的模式来改革行政区划，分设刑政与民政之官，改变以往中国地方官包揽一切的现状。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康有为对中国官场弊病还是十分清楚的，因而针砭能道着痒处，开药方也对症。
法律制度的变革也是近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中国法律刑法、民法不分，没有宪法的现状，康有为提出要学习日本仿效泰西法律制度的办法，不仅要仿西式的法律，改革中国法律体系，而且要设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康有为的这个设想，后来在清廷实行“新政”之时，由法律专家沈家本实现了。
文化教育的改革，本是康梁这种文化人的专长。在这里，康有为尽可能地发挥了前阶段关于开民智的理论，借学习日本，大力提倡兴学校、废八股，尤其看重日本普及平民教育之举，以为非如此方足以提高全民的智力水平。他认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五者缺一不可。’把教育改革提高到强国的战略高度。
此外，康有为还提倡社会改革，认为日本易服色、变正朔，讲究卫生，修整道路，建立近代城市制度的种种西式的改革也是值得法效的。他其实知道，日本易服色这一项，一向为士大夫所诟病，但是维新运动中，康梁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衣服变革虽是小事，但由于它是贴身的东西，贴身的东西能变，则其他变革无所不能。因此他们不顾强大的反对声音，坚持认为这是改革的必需。殊不知，这一点也恰恰碰到了西太后的禁忌。
其实，更犯禁忌的事还在后边。康有为进呈的所有他编撰的书，光绪都另具一份呈送西太后，而且是由翁同龢来办理的。光绪和翁同龢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书恰恰碰着了西太后的心病。这些书提倡的君权变法里，都没有她的位置，非但没有位置，而且字里行间还隐然露出对她的威胁。试想，如果光绪学俄国彼得一世的作派，那么应该大义灭亲的对象将是谁呢？要说变法使谁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在中国首先就是她这个铁女人。因为变法将使她失去权力，她的地位就象俄国那些因改革而丧失权力的贵族们，与彼得的姐姐索菲娅差不多了。这两部书的变法规划给她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在这图景中，她将是不言而喻的牺牲品。
变法方案不仅没有给她提供一个保有权力（或分享）的依据，反而要把已有的剥夺干净，清除她在权力系统中的存在。这种方案其实也是她始料未及的，她想不到在她尚且控制大局的时候，有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而最可气的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光绪居然准备按这个方案进行变法，而且一向受她赏识提拔的翁同龢也襄赞此事，还居然老着面皮亲自将这种刺激她的书送上来。不问可知，西太后对这种行为是十分恼火的。从这个时候起，光绪与西太后的见面请安就充满了某种不安和危机。稚嫩的皇帝诚然也有所觉察，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并未露声色，年青的光绪自然也就不测其所以。西太后反击的暗中布置已经开始了。兴致勃勃的翁同龢也许还不知道，也许是西太后看出了变法中翁同龢恰好处于中枢圆转的位置，也许还是由于正是他送来了可恶的康有为的书（就象报恶讯的乌鸦），一个针对他，也针对变法事业的阴谋已然在酝酿布置了。未几，两份弹章不早不晚地送了上来（虽说办得并不漂亮），翁同龢就此离开他陪侍多年的光绪。
三、明定国是的风波
总理衙门问话过后，中枢维新开始进入倒计时。不管怎么样，康有为进呈的两部书外加一连串奏折（包括代替别人拟的），总算是为光绪和翁同龢打了气，特别是光绪，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沉沦的血液使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亢奋期，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拼上一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亡国而为轵道之降，煤山之续，既丧国辱身，贻谤千古，不如姑冒险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全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光绪当时是不是就真的象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想的，于史无考，我们没法证实。光绪可能不会料想到西太后的政变（在他内心深处，仍认为在复兴清朝的问题上，西太后是与他有共识的），至少不会预料到变法会如此短命，而西太后的手段会如此决绝，以致将新政全废，变本加厉地反动。但他应该知道变法是有风险的。即然年青的皇帝决定要冒险，那么他肯定要走到底，只要西太后不伸手阻止他，变法就会进行下去，这是一种行动时的思维定势，或者叫思维贯性。
恰在光绪痛下决心的时候，耄耋的恭亲王奕终于挡不住大自然规律的召唤，一命归西。奕这一死，对光绪是福是祸虽很难说，但至少在眼前，少了一个位尊权重又爱啰嗦的人，光绪觉得可以放开一点手脚了（军机处资格最老的变成了翁同龢，依惯例，只要翁老先生点头，别人就不好意思说别的）。
1898年5月29日，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请光绪特降谕旨明定国是（这是抄日本的变法版）。当天，光绪就将奏折送到了颐和园，实际上是借“舆论”给西太后施加压力。老谋深算的西太后知道此时光绪如箭在弦上，已不能不发。虽有一肚皮不满意，她也知道这时如加拦阻，一则师出无名，二则时机未到，故尔深藏不露，未置可否。6月9日，光绪来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再次硬着头皮向他的皇阿爸陈说了诏定国是的必要，西太后表示同意。喜出望外的光绪旋即命翁同龢草拟明定国是的诏书，呈西太后审阅。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光绪再次去颐和园请安，据翁同龢这天的日记：“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西太后这次居然是格外的宽容不仅连连称是，而且明白宣示让他们“专讲西学”。无怪乎翁同龢会兴奋异常，连日忙碌，连生日都不过了。而光绪则于6月11日回宫当天，一刻也没耽搁地就召集军机大臣，颁布《明定国是诏书》。
《明定国是诏》是百日维新的号角，也是有清一朝关于近代化变革最有价值的文献，值得一抄：
谕内阁：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晓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几百字的长诏，调子实在是很温和，西太后绝对没有什么理由来枪毙它。不是草拟者翁同龢的思想水准与张之洞辈差不多，就是光绪与翁同龢过于担心西太后的反对而以烟幕过关，但更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既然不便驳议，西太后也就顺水推舟，不去驳议了。不过这时的西太后，由于那两本书和康有为一系列奏折的刺激，顽固派大臣们的话已经很入耳了，她真的要出来给光绪下绊了。她明白，只要允许光绪变法，听任变法搞下去，她就只有回宫扎花的一条路了。为此，她不仅深恨康梁，而且恨上奏请定国是的杨深秀，徐致靖。
对光绪的种种活动了如指掌的西太后，非常清楚翁同龢此时在变法事业中的份量，她早就从别的顽固派大臣那里知道了翁在军机处的种种表现。据说，西太后曾于明定国是诏颁布之前召集庆亲王奕勖、刚毅和荣禄开会，刚毅等人哭求西太后出来干预。还有消息说荣禄曾通过李莲英进谗，说翁同龢“劝帝游历外洋，后闻大骇”。其实，就是没有这些人的进谗，西太后也未必会放过翁同龢，只要她不再想让变法搞下去，搞掉翁同龢就等于给变法釜底抽薪，同时也敲山震虎，给光绪和康梁一点颜色，一个警告，最好能让他们自动收摊。
所以正当光绪君臣兴高采烈，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西太后的网已然悄悄撒开了，首先落网的就是热心变法人中地位最高的翁同龢。翁同龢在他同时代人中是个仕途顺畅的幸运儿，其父翁心存，官至极品，为体仁阁大学士，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其兄翁同书、翁同龢均官至督抚，而他自己科场得意，高中状元，尔后一路顺风升上去，贵为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一生没有做过外官，一度与西太后的关系也不错。那是在祺祥政变之后，西太后想学点历史，于是请翰林公们来讲，结果翁同龢不愧为状元，讲得头头是道，“指陈古今，讲明道理，侃侃谔谔，无所忌讳”。深得西宫太后欢心。此人是标准的世家子弟，只不过没有纨挎气，而于经史上用力不少，可是论到政治经验，比起西太后来，只能算个雏。翁同龢被开缺前，居然对西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一星半点的火药味都没闻出来。这一天（6月15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后第四天）本是翁同龢的生日，官做到这个份上，每逢诞辰，同官下属，弟子门生以及亲朋好友总要来庆贺，开宴唱戏热闹几天都不为过。然而翁同龢却没有在家等着当寿星，一大早就入军机值房照常公干，但是，翁同龢所接到的第一个公务，却是将他开缺的朱谕。
1898年6月15日，光绪皇帝突然发布了三道上谕：一、命王文韶晋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实授）：二、以后凡授二品以上的官员，均需“著折恭诣皇太后前谢恩”。第三道最为奇特：“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有人参劾，理应查明究竟，然后查办或者开释，但偏偏不查就干脆开缺，还说是以示宽大保全。什么“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之类，大抵就是“莫须有”，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底。
显然，这三件上谕均非出自光绪本意，而是6月15日光绪去颐和园请安时，西太后事先拟好，强迫他发出的。这一闷棍来的太突然，刚刚进门时还像他师傅一样兴奋的光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就懵头转向，不知所措，由于他毫无思想准备，以致连一句反抗的话也说不出来，就乖乖地就范了。而且连向他师傅事先通报一声都不敢。
借所谓弹章来处置她不喜欢的大臣，是西太后惯用的老伎俩，因此而落马的数以十计，也很凑巧，只要谁得罪了太后，很快就会有弹章飞到，一到这时，西太后就连查也不查，一纸上谕，就将之打发掉了。
当年涉及翁同龢的弹章只有两件，那是在康有为呈上《俄彼得变政考》和《日本变政考》之后发生的。一是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折指责李鸿章、翁同龢和张荫桓在与德国交涉胶州湾事件中措置失当，“误国无状”（4月28日）。二是御史王鹏运的《大臣误国请予罢斥折》，说翁同龢与张荫桓“明谋纳赂”（5月29日）。这两份弹章，前者有点像好事者没事找事地对管事人的指责，可能没有什么背景，而后则明摆着是有意为之的“把柄式”攻击。晚清大僚可能没有几个人真的是清廉的，张荫桓的名声更是不好，捐班出身，还老有肥缺，连他自己也承认出使外国回来就给西太后、光绪以及“皮硝李”（李莲英）送礼。翁同龢久掌户部，是不是干净说不清楚，这种“纳赂”的事恐怕谁都多少有点，早不说晚不提，单单这个时候拿出来作文章，而且偏拉上个张荫桓（让人更易于相信），这位马台公的醉翁之意，不问可知。
西太后借“群众呼声”（众论不服与有人参劾）赶走了翁同龢，这一招打在光绪的要害上，也打在变法运动的要害上。据梁启超讲，光绪为此“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6月16日，翁同龢身着素服，到宫中与光绪告别，君臣相对，心中无限悲戚，纵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第二天，翁同龢的弟子张謇奉旨到乾清宫引见，看见光绪帝“神采凋索”，而他自己也感到无限悲哀。旋即隐归江南，不问政事。康有为也自感“甚为灰冷”，原来进步士大夫常去游玩议政之地的陶然亭一带，笼罩着一片低迷戚惨之气：“城南士大夫人心惶惶。”
尽管如此，西太后妄图将变法就此吓退，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却未能达到。西太后眼里的光绪，已经有太多的懦弱怕事的印象，她忘记了光绪现在已经是一个27岁的年青人了，很难让他将一件眼看着已经做了一半的事搁下来，他虽然懦弱，但他毕竟是皇帝，有着皇帝的自尊，他不甘让人笑话他离了师傅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只要西太后不明确阻止他，他还是要走下去。现在看来，梁启超对他的描写显然有些过分，难过肯定免不了，但“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远不至于，因为就在翁师傅被逐的同一天，光绪还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其实，真正被吓坏了的倒有可能是梁启超自己。他在7月4日（五月十六日）写信给友人时，透露出很浓重的悲观情绪，
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成也。常熟（指翁同龢--笔者）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指张元济--笔者）无下文。仆之久不察者，率由此而生也。仆已于前日举行察看之典，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
梁启超才华横溢，思想进步，可惜就是胆力与韧力不如乃师。康有为此时虽然也预感到大事不妙，可是一向以“拗康”著称的他，怎么肯被人不战而胜，知不可为而强为，正是正统儒者的行事风范，而康有为恰是这种风格的儒者，他一生抱定一个目标就不肯轻意放弃，更何况此时尚未到绝望之境，连光绪都在硬挺着呢！所以，实际上西太后的这一“杀着”，倒反而刺激了维新派和光绪，使他们逆反式地加快了动作。
西太后一击之下，明明击中了要害，但却意外地发现对方并没有倒下，因而自己也感到意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居然不知如何动作才好，只是到了维新策划军事冒险，才给了她一个比较好的借口，否则西太后的反动固然十拿九稳可以得手，但在舆论上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她将怎样老着脸皮走出帘来训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