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言之臣，顾问之功
西太后6月15日的三道上谕，一方面去掉了变法的中枢人物，使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系发生困难，一方面又通过抓牢人事权和控制京津间的军队，扼住了变法运动的咽喉。应该说，只要西太后加入了顽固派的阵营，维新变法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这是一场实力过分悬殊的角逐，握有实权的大臣们很少有可能像陈宝箴一样，宁以国家为重，不顾自家前程站在毫无实权的光绪一边的。
但是，当时的现实是，维新派不愿意走太后路线，而且又不恰当地刺激了西太后敏感的神经，从而迅速地造成了帝后的分化对立，所以，维新变法只能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变法的努力也只能把死马当活马医，勉力而为了。
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强为的奋争中，光绪和维新派都作出了杰出的表现，其可歌可泣，不亚于近代史上任何一场重大事件中的志士仁人。维新派和支持他们的士大夫，造成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气势，而这种气势是那些没落但人数众多的顽固派无论如何也没有的。
当翁同龢启程离开北京时，“送者数百人，车马阗咽，有痛哭流涕者”。一位湖南士子含泪对翁同龢说：“吾为天下，非为公也。”这样悲壮而热烈的送别场面，等于告诉顽固派，维新的人们并没有被吓倒。
参加维新的人们中，坚信变法必能成功的乐天派并不多。很多人其实就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给密友的信中说：“伯兄（指康有为--笔者）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衙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在他看来，变法能达到废八股开民智的目的，就已足矣。
就这样，参加维新的人们选择了一条艰难备尝的变法之路，不屈不挠地走下去了。
百日维新一开始，康有为曾通过徐致靖之手，保荐他和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参加新政。尤其希望光绪重用康有为，说他“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光绪旋即安排于6月16日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翁同龢被斥后，光绪坚持原议，照样召见康、张二人，只是把地点选在了颐和园仁寿殿，西太后的鼻子底下，一来以示变法照旧进行，二来宣示自己对皇阿爸无异心和心地坦然。
关于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据康自己说是“逾十刻时”大约为两个半小时，而在康之后被召见的张元济则说只有“大约一刻钟光景”。事实上可信的应该是后者（当康进去时，张一直在外等候，时间长短，等候的人应该最敏感）。康有为在其自订的《年谱》里，明显地有所夸大和渲染，让人看起来好像光绪是个好学的小学生，不耻下问，而康有为则像个善教的好老师，循循善诱。不把时间说得长一点（因为光绪仅仅召见康有为一次），康有为这个“帝师”就没多大意思了（以后在海外也就排不起架子，缺乏号召力了）。
光绪与康有为谈了些什么，他们两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能暗中监视的小太监也知，但光绪没说过，小太监也没留下份“监视报告”，而只康有为却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不过恰是由于这份载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录过于详细，才让人难以全然相信它。疑窦之一是时间不对，既然不可能是康有为说的两个半小时，那么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里，绝对不可能谈那么多内容。疑窦之二是情景不对，据张元济回忆，他与光绪见面时，恍惚看到窗外有人影（那个时代干特务的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技术尚不纯熟），明显处于监视之下，因此，两人并未谈什么变法的实质问题，更多地是谈张元济所办的通艺学堂的情况。张元济“叫起”（宫内召见的代用词）尚且有人监视，大名鼎鼎的康有为那就更得有人盯着了。这一点，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尽管双方都渴慕已久，但谈起话来却不能尽兴，更不能畅所欲言。
所以说，光绪与康有为的谈话，最大可能是关于变法的技术性问题（大政方针康在奏折和进呈的书中俱已详陈），比如当时最迫切的翁去后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络问题（这反映在康有为年谱上就是康有为要光绪：“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尝，破格擢用。”一段话连用两个“擢”字，可见其急切！（康有为当然首期光绪提拔自己，但光绪却别有主意），关键就是倾向变法的人在军机处里要有位置。其次可能是关于下明诏和交部议的技术问题，因为皇帝上谕一般要由军机处来草拟（承受谕旨，回堂拟写），如果谕旨下到军机处，大臣就可以驳议（即与皇帝商量），如果不由军机处来拟旨，原则上也是可以的，因为军机处原是后添的中枢机构，不由军机处拟旨，下到军机处的就是“明诏”，大臣就只好照办了。只有类似的谈话内容，才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才与会面的时间相匹配。 《光绪朝东华录》对光绪召见康有为事有记载，与康有为自己所说的两相对照，可以扣掉康说的太多的水分：
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于仁寿殿，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待此辈之大臣亦祗当如日本待藩候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不必尽去也。上然其言。
这份记录也有以结果推测内容的问题，以见前与见后康之表现来看，他未必会建议“不加其官”而只许专折上奏便了事。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史载，总要可信度大些，因为康有为尚来不及在此大作文章。即使受康的影响，也不会太离谱。
不管怎么说，这次会面还是很重要的，它毕竟是清朝皇帝与维新派首领的第一次面晤，通过这次会晤，康梁真的成了变法的政治顾问，他们对变法进程有了更多的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和参预却是通过与康有为原来料想的并不相同的方式完成的。
光绪虽然长于深宫，但并不糊涂，这也许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特点，不论贤愚不肖，神智都很健全，他十分清楚康有为的心意，也认可了康有为的主意，从而更加认清了康有为的价值。他亲切的姿态和谦逊的态度使得康有为大受感动，可以说他以独特的帝王风范征服了这位一向自命不凡的康圣人，使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忘怀于光绪（未见光绪之先，尽管也主张学日本，主张搞君主立宪，但却未必对君主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执迷于保皇，成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一大特点。但是，光绪却决计不把康有为超擢到身边来当顾问，承受这种被召见的旷古奇典的康有为，仅仅得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总理衙门上行走六品衔的小官，连梁启超都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前面说过，康梁并非优秀的行政人才，这一点光绪帝通过几番摸底，想必是清楚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促使光绪不提拔康有为，就是这几年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名声，这种名声太大了，大到了树大招风的地步。总之，这个时候将康有为破格超拔上来，所引发的副作用恐怕大得会令光绪承受不了。
虽然光绪没有提拔康有为，却给了他以专折上奏的特权，有了这个特权，康有为就不用挖空心思代人操刀，而可以源源不断地将主意递上去，以供光绪裁决。从这一点上讲，他与光绪的关系比之未召见前密切了不少。康有为毕竟是维新志士，没有被提拔，虽稍有牢骚，但很快就振作起来，全力投身变法操作。由于光绪不久又引入了谭嗣同等四小军机，康有为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在召见康有为之后约半个月，7月3日，梁启超由于徐致靖的推荐而被召见。按清朝的典章惯例，只有四品衔以上者方可被召见，由于恭亲王已逝，这一惯例已经被打破，所以康有为、张元济都见到了皇帝。梁启超以白衣举人身份被召见，虽然很少见，但却不在职官召见的惯例约束之内，皇帝有权可以这样做。所以，召见梁启超，从制度角度来看，远不如召见康有为来得重要。
关于这次召见，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只淡淡地提了一句：“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看来，这次召见双方没有谈得很畅快，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把“孝”说成了“好”，把“高”说成了“古”，君臣问答，无法沟通，光绪这个世居北京的“外江佬”眼看一时弄不明白梁启超说了些什么，只好留下《变法通议》，叫梁下去歇歇了。《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发表的十二篇论文的合集，篇篇精选，字字珠玑，其中的主要内容，其实光绪想必已有所了解（据张元济回忆召见时的情形，说“光绪帝对外边的事很熟悉”）。召见后，梁启超被赏以六品顶戴，让他去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启超显然对这次召见印象深刻而懊恼万分，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有谁不想在皇帝面前一展才华呢？从此而后，梁启超开始让夫人教他讲“官话”（幸好有光绪这一刺激，否则以后清华研究院四大教授之首的梁先生的课就不好上下去了），大概起因就是这次召见。而梁的同志们也认为梁没有按故事擢入翰林，是因他的口音而使光绪“不喜”。
其实，梁启超的懊恼与他的同志们的猜疑都是没必要的，光绪这个人虽然有毛病，但心胸却是很宽阔的，他断不会计较梁启超的口音，而吝惜官职。在召见之前，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和文名满天下的情形，他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召见时就算梁能象他老师一般侃侃而谈，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就是这样。梁的懊恼可以理解，就像什么都会结果老师提问时却口吃得答不上来的小学生一样，但他其实不知道这并没有影响光绪对他的基本看法。光绪的意思，是让梁启超继续在启蒙（包括引进思想）上多措意。当然，光绪的这个意思，并不十分合梁的初衷，与他的老师一样，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以在政坛上一展身手为最大心愿。在变法过程中，梁启超也起了参与谋划与规划的作用，据胡思敬记载，京师大学堂这个在《明定国是诏》里特意单列的“新政”，开办过程“百事草创，学校尤繁赜，礼部不敢主议，诿之总署（即总理衙门--笔者），总署私属梁启超，启超乃采日本东京学校规则，草议八十余条上之。”与他的老师一样，树大招风，声名在外，所在只好干这种没有名分的实事。
五、替代：四小军机
随着变法的深入，光绪召见的微臣越来越多，8月间，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先后都入京得到这份荣光。而新政的诏书大多由康梁奏折之意出之。但是由于变法愈来愈受到顽固派的抵制，西太后的偏袒一方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一些原本不反对变法的中间温和派大臣也开始随风倒，附和顽固派为变法制造障碍。翁同龢之去，在军机处这个中枢机构上无人出头为变法作主，随着顽固派捣乱的加剧，翁去后留下的缺憾愈发明显。于是，9月5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光绪毅然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年青人为四品卿，人军机为军机章京，填补翁同龢去后的缺憾。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中层办事人员，其作用因人而异，有时大有时小，能人在此位上，有时作用比一般军机大臣还大。军机章京分满汉两班，每班8人，日值两班，凡属军机处事务，莫不由章京具体负责办理，小到上传下达，大到草拟上谕。军机章京一向都被视为实权人物，人称“小军机”。
谭嗣同等人被任命为“小军机”，反映出光绪为坚持变法的良苦用心。这四个人都倾向变法，其中谭嗣同与林旭态度还相当激进。但是他们又都有一定的来头，不象康梁那样没有“根基”（康有为之叔祖康国器虽当过广西护理巡抚，但时间已久，且关系较疏，算不上是世家子弟），更不象康梁那样名声在外，遭人忌恨。
谭嗣同系湖北巡抚谭继询的长公子，谭继询是个出了名的循规蹈矩之人，西太后对他很放心。林旭这位白衣秀士，翩翩佳公子，本是洋务派名臣沈葆桢的乘龙快婿，又曾为荣禄幕僚。这二人又都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没有真的入门受业），与康梁的思想十分合拍，系十分健锐的维新派斗士。尤其是谭嗣同，虽生于官宦之家，却绝无世家子弟气，生平好交结江湖义士，慷慨仗义，有古侠士之风。刘光第原是刑部主事，倾向变法，但态度比较温和，有调和新旧的意向，他与张之洞有些渊源，对张之洞相当推崇，不过在被选人军机后，表现得相当不错。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长期在张之幕下，张倚之若左右手，1889年入京以举人官内阁中书，与张之洞书信不绝，张有事托杨锐，而不托在京任职之子，可见关系之深。诚然，杨锐也同意变法，但态度上往往以张之洞的立场为转移，所以在变法中，他的态度最为缓和。
尽管光绪选择这四个人人值军机，充分考虑到了顽固派的承受力，实际上是一个略带妥协性的办事班子。但是，四小军机在进入军机处那天起，就引起了老派人马的强烈嫉视。
据梁启超讲，四小军机“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如此隆重之礼，说明了光绪对四小军机的重视，也发出了一个信号，顽固派军机大臣有被架空的危险。
按惯例，新上任的军机章京必先去军机大臣私第挨门拜谒之后，方才到差，可是也许是由于不了解这一内情，或是觉得自己由特旨而授，身价不同，所以他们四人均未去拜，即到军机处供职（不了解情况的因素肯定会有，对像杨锐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因这等礼仪上的小事而开罪大军机的）。这一举动，如火上浇油一般，使军机四卿一踏入军机处的门槛，就与原来班子中的大多数人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军机处与一般中央机构不同，无衙可言，因为它成立时就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因此在皇宫隆宗门内的一所平房里办公。军机章京分作满班和汉班，各据一端，而四小军机来了之后，发现满班和汉班内均无他们的位置，两边互相推诿，有意刁难，“诣汉案，辞曰：‘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诣满案，辞曰：‘我辈满股，君何为搀杂？’”血气方刚的谭嗣同等人岂能受这个气，干脆以硬对硬，抬腿就要走，这一下，对方到软了下来，军机大臣出面，在屋子中间为他们设下桌案，从此，他们就成了军机处的“中心”。从此而后，几乎所有有关新政的奏折都交给他们处理，由他们先拿出意见，在奏折上夹上写有处理建议的签条，然后由军机大臣转呈皇帝裁夺。守旧的军机大臣们，一时间几乎无事可做。为了垄断新政事宜，四小军机兼代满班与汉班业务，也分成两班当值，谭嗣同与刘光第一班，杨锐与林旭一班，“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此后新政，皆四人行之。”
杨锐入值军机后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圣训煌煌，只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兄与林（旭）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杨锐在维新运动中是维新派的同路人，在新旧两党的尖锐斗争中，他站在“中间偏左”的温和派立场上，对康有为及其同志的政治观点乃至政治态度都持有异议。因此，他在军机是处处谨慎小心，对林旭的激进姿态每每不以为然（但他的立场基本上还是偏向维新派的，故尔，林旭还能忍受他的“强令”）。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小军机处境之险恶，公务之繁剧，名符其实地是变法的工作班子。
在短短的16天里，四小军机襄助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诏令，处理了大量的臣民上书，象试办速成学堂，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推广游学办法”，鼓励士民送子弟出国留学，重建海军，和一系列整顿财政税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农业的法令，均由四小军机操办，特别应该指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推动，光绪毅然，下诏准许八旗人丁“各习四民之业”自谋生计，在这个困扰清朝近二百年的毒瘤上开了刀。
在西太后即将发动政变前夕，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场景，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深文罗织，请诛杀康、梁，发出了血腥反扑的信号，在此关键时刻，正在当值的谭嗣同与刘光第，上书对曾折逐条批驳，并最后写上愿以全家百口性命相担保，康、梁无罪有功。毫不手软地挺身挡住了顽固派的反扑。
应该说明的是，军机四卿并非康有为的传声筒，如梁启超所云“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转告，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的情况固然是有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军机四卿还是以独立意志在参与新政，即使如谭、林这样的康门私淑，也绝非事事请示，日日汇报。据梁启超讲，他们在一起时经常争论不休，经过争论达成一致，往往并不以梁的意见为准。
在百日维新期间，尽管黑云压顶，困难重重，维新阵营里还是聚拢了相当一批有志之士。翁同龢被革职还乡，前往送行者数百人，大多为同情变法的人士，不少并非是翁的亲故，而是“为天下”的维新志士。到了这个时候，变法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康梁传统的小圈子，变成为全国先进士人的共同事业。除了四小军机之外，变法运动还有几位斗士型的人物，与康梁一起，为变法运动出了大力。一位是御史杨深秀，这位山西大儒，是位北方有名的汉学宗师，曾受聘为山西会德堂书院山长。入仕后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道监察御史。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已年届半百，然求新之志却老而弥笃，作为言官，他利用自家独特的身份，每每为变法大声疾呼，力荐维新人士，并果敢地上书弹劾顽固派大臣，怀塔布、许应驳等礼部六堂官正是因为他的弹章丢了乌纱，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顽固派弹劾，他为之抗疏答辩，冲锋陷阵，无所畏惧，几乎是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尤为难能的是，西太后发动政变以后，缇骑四出，曾参与新政之人，人人自危，大都不是远避他乡，就是忙于洗刷自己的时候，他居然站出来上疏追诘西太后训政之由，并援引古义，要求西太后撤帘归政，害得破帘而出的西太后大为尴尬，恼羞成怒，将其逮捕入狱。他是戊戌六君子中，年岁最长者。
另一位是徐致靖，这位侍读学士堪称维新运动中的勇健之士，他与两个身为翰林的儿子都与维新派过往甚密，维新运动几个关键的“坎”，均由他出面上书得过，荐康有为、黄遵宪，再荐梁启超，三荐四小军机，外加请光绪明诏定国是，在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擢升为礼部侍郎，与同期迁升的李端菜（梁启超妻兄），同主礼部，负责变法的教育改革事务。政变后，他与六君子一道被逮，由于他父亲与李鸿章有很深的交情（据说李鸿章中进士那年与徐父同棚考试，完卷未及誊好即患急症，结果由徐父代为誊好呈上，结果是两人俱中，从此结为莫逆），李鸿章花了很大力气托荣禄为之疏通，说此人就爱唱唱昆曲，胸无大志。西太后看在荣、李之面，定了他个监斩侯（死缓），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方才脱牢狱之灾。
还有夏曾佑与严复，也算是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二人所起的作用，自梁启超以下，无人堪匹。严复这位出身农家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洋务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偏偏不安分地杂涉旁收，变成了中国最精通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代宗师。由他“达诣”的一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名著，成为几代先进中国人用以改造中国的利器，一部《天演论》一出，对维新运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梁启超那支生花妙笔，喜爱时务体文章的青年，也喜欢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天择”、“竞生”之类。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论影响虽不及《时务报》，但议论之深度却过之。
夏曾佑曾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最有功底的学者，除了未完的一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外，一生懒于述作。可他在戊戌变法时却是一位活跃的要角。梁启超曾这样描绘那时他与夏的交往：“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夏曾佑之号）--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梁启超、谭嗣同与夏曾佑都在北京的时候，也就是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这些热血青年那个时候就这样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在天天吵、争，然后去做，不为名利，不顾性命。叶昌炽在当时是一个持中间立场的小京官，但他也承认，维新变法的这批人都是“才隽之士”。
这些人再加上黄遵宪、容闳、陈三立（陈宝箴之子）、皮锡瑞、孙治让、唐才常、章太炎、毕永年、冒广生、熊希龄、陈叔通、孙宝碹、徐仁铸兄弟。沈曾植兄弟等等一批在运动中披坚持锐，冲锋陷阵的志士，维新运动形成了自己的不大但颇有声势的阵容。除了孙中山等海外的革命者之外，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具有革命意义的先进分子，因为近代化到了他们手里，才有了结束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意义。以后的革命者与形形色色的救国论者，都堪称是他们嫡传的后代。
远远超出康梁范围的这些维新人士，他们中的多数论思想境界和学识水准并不亚于康梁，也属于同时代的早慧者，但恰是康梁先登上了峰巅，奔走呼号，将他们的心愿汇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运动，所以尽管参加者出力不少，贡献与牺牲也很大，但运动写上康梁的名字也不为过（不过，后来的康有为颇有贪功之嫌，他将这场运动中的牺牲者均视为自己的学生，好像运动就是他和他的弟子自家的事，这就过分了）。准确地说，戊戌维新是那个时代先进分子共有的果实。
六、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冗官与冗政是传统官僚体系的一大特色，几乎每个朝代都难以免“俗”，可能有的会好一点，有的差一点，愈往后走，官僚体系愈完备，这个问题也就愈突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僚体系的首要问题是维持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牺牲效率，所以冗官与冗政就不可避免了。
冗官不过是人浮于事，凭白多出来的闲曹与浮吏，他们吃饭不管事，而且还捣乱，成事没有，败事有余。而冗政就比较复杂了，它既有与冗官相联系的机构重叠、政出多头种种制度结构上的症状，又是一种行政风格，它在行政运行上疲沓、沉闷、低效率，而且还外带一种奇特的行政手段；只要中央政府的某些政策对一些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利，相应的政府机构就会利用政策间的间隙、文牍文辞的转换等等手段，使政策名存实亡。面对这样的冗政机制，你就会象掉入了棉花套一样，全然无处着力，也不知向何处出击。据说太平天国时期，某督抚受贿为手下一名屡战屡败的部下说情开罪，文案老夫子只将奏稿中的“屡战屡败”换个次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化罪为功，安然无恙了。这种文牍功夫，就是冗政行政风格之一。
在戊戌新政的推行过程中，不喜新政的大臣，几乎是本能地利用冗政的滞力来阻击之，其中既有衙门习气的推诿与拖沓，又有巧用文牍的抵制，更有偷梁换柱搪塞陋习。
修改各衙门的则例，本是行政机构改革中非本质性的一项改革举措。清代是个偏重于依赖制度与成规惯例进行统治的朝代，各个衙门根据办事的需要，除了《会典》之外，还定有“则例”，即处理日常政务的条规与成例，多数以事例（即从前办过类似公务）的形式出现，办事时按例来套，参照前例执行便是。时间一长，事例繁多，规定细琐，有时往往前例与后例矛盾抵牾，实际上给书吏文案之流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因负责的高级官员无从去熟悉则例）。各衙门某种程度上是胥吏当家。清人有这样描绘各衙办事的：
堂官至，则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鱼贯而出，至堂檐下，书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内容，亦毋庸知也。至堂上，则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画行，司官雁行立，画毕，敬还司官，不敢久阅以烦司官也。有问，则掌印、主稿肃以对，对毕，率其曹出，有随班上堂数年，不得与堂官交一语者。
在乾隆时，曾经出现过书吏上下其手，蒙骗堂官，套出几十万两白银的大案。尽管如此，这种祖宗遗下的病窦百出的则例，还在指导着各部的运行。
修改各衙则例，是变法运动中学习日本改革行政体系的第一步，在百日维新之前，康有为以及各个维新之臣纷纷上书要求修改各衙则例，均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说动仓场侍郎李端菜上书奏请修改则例，光绪不顾大臣阻挠，直接发布上谕．限各部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各衙则例，办竣后奏报。接到上谕后，中央各机关一体采取搪塞推延战术，开始除了理藩院在拖了个把月之后奏报已经派员办理之外，其余各衙就像没这回事一样，光绪帝不得已，再次严令督办，各衙门也只是敷衍了事，一直拖到政变发生，此事遂不了了之。
在裁撤闲散衙门和各机构冗员的问题上，新政也遭到牛皮糖式的抗阻。
按理说，精减机构本是传统政治体系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并非专属于近代化改革，然而，封建时代的末世，行政机构百病丛生，老机构废而不撤，要办事就须添新机构，象补丁式的东补西补，弄得叠床架屋，臃肿不堪，只要想维持下去，非得再添新机构不可，久之，新又变老，于是再添新的，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进入近代以后，中央添了日见膨胀的总理衙门，而各省则不断地添加局、所，非此不足以应付局面。光绪与维新派对此深恶痛绝，几次下手意欲动刀，但是均无结果。百日维新期间，连岑春煊等温和派大臣也出面奏请裁撤闲衙冗吏（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否则怎么会有“官屠”的绰号），光绪于是痛下决心于8月30日，断然下令裁撤中央政府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衙和地方政府中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与各省粮道。同时，光绪还严令中央及各省裁撤各级政府中的冗员，将各种局、所裁并。
改革凡是涉及人事问题是最难缠的事。中央被撤各衙，闻说被裁，大家一哄而散，连桌椅都哄抢干净，而官员又被好心的大臣们别处安置，李鸿章就是特别热心于安置事业的人（当然，他有减消这种大规模裁撤引起的社会震动的意图，按道理这种裁撤应该慢慢来）。而至于各衙裁员的谕令，从中央到地方根本无人理会，每个负责的大员都不愿意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不为怨府”。大家一起拖下去，反正法不责众，光绪拿他们也没办法。
关于开制度局新政局的问题，最能显示出“冗政”的威力。
开制度局和新政局（尤其是前者）是康有为为戊戌新政设计的核心内容。在《日本变政考》和此前此后的奏折中，康有为等人一直把开制度局作为原则性的建议提出并且反复强调之。
制度局和新政局是康有为糅合西方政治制度、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和中国政治特色炮制出来的“怪胎”，其本意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设制度局以立法，设新政局主持新政行政事，但后来发现制度局事实上兼有行政中心的功能，新政十二局实际上成了制度局的派出机构。所以问题的焦点就变成了开不开制度局。
由康有为设计的制度局，是围绕君权变法的前提而设立的变法咨询、议政与立法机构。其人员约20名左右，全由皇帝亲手指派，每日在皇帝身边议事，既协助皇帝处理有关新政的一切要务，又逐步修订原有的法律、条令与章程。实际上，制度局就是一个新的“军机处”，所不同的是它比军机处权力更大，有立法功能，而且，因为行的是新政，是近代化性质的改革，所以必须由懂西学，知新政的人组成，而且在立法过程中逐步能向近代化政治制度方向过渡。
显然，制度局也是根据光绪皇帝的特点而设计出来的，如果光绪变成了守旧者，那么这个所谓进步性的制度变革就要化为皇帝集权的工具。应该说，如果皇帝具有开明、进步的意向，而且是强有力的，这种设计远比那些看起来很鼓舞人心的，一上来就开议会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要切合实际，对变革有利。热衷于君主立宪乃至虚君共和的维新派将行动纲领定在“开明专制”上，说明他们对现实尚有一定程度的清醒估计。
也许正因为制度局从外观上看像是新的军机处，再加上十二个新政局，俨然有“全面夺权”之势。时人道：康有为“请立制度局于内廷，分设十二局，总理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邮政、铁路、矿务、游会、海、陆军等事，各省分道设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如学校例。朝议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制度局之设，的确引起原有官僚体系普遍的失权恐慌。虽然康有为的设想不错，不去旧衙只增新衙，让旧衙无事可办，旧官僚有钱有裕，何乐不为？其实，康有为还是太书生气了，殊不知传统社会有权才有一切，官员们的主要收入并不源于那点合法官俸，没有了权力，只有虚荣，自然不会有人去理，这么一来，一切荣华富贵，阿谀逢迎都会离我而去。所以即便是保留旧官僚的尊荣，只要把权力收去，那么还是会引起激烈的反抗。
由于制度局之设，不但刮光了军机处和六部九卿的权力，而且连总理衙门也被剥蚀殆尽，所以制度局之议，引发了普遍的恐慌，也招致了异常激烈的抵制。
在百日维新之前，康有为所上的关于开制度局的奏折，均如石沉大海。百日维新开始后，康有为不屈不挠，再度上奏重申前议。光绪将此折发交总理衙门“速议复奏”，总理衙门在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复奏加以逐条驳议。十分倾向于康有为意见的光绪览奏“震怒”，旋将原奏掷还总署，令其复议。总理衙门众臣觉得很不好办，于是奏请军机处一同复议，以便分担责任。
眼见得硬抗抗不下去，诸军机就改换战略，以软招棉花功夫来对付。花了一个月功夫炮制了一个“变通办法”，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悄然换掉了康有为制度局的核心内容，代之以老一套的不痛不痒的“补丁”。“变通办法”将康有为精选20人设制度局的设计，改成为选翰詹科道(即翰苑与御史) 12人，轮日召见，以备顾问。这样一来，制度局也就休矣。军机大臣们抓住康有为有“以备顾问”一条，说你光绪不是要顾问吗？给你，从翰林院、都察院等衙门给你派上12人来。每天找个人陪你解闷。这些人还隶属于各自的衙门，互不统属，两不相干，作为一个机构的制度局冰消雪化，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个机构的议政、立法功能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就算这12个人都是维新派的，他们单个地出现，也没有可能将现存的法律与规章修订，更谈不上制订新律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更何况从翰詹科道能不能选出那么多同意变法而又有能力的人来，还是个成问题的事。而且这些人由谁来选也很难说。
至于十二新政局的设计，则被狡猾的军机大臣们改成每部选派一位司员分别办理十二局事务，这些人无品级也无权力，而且并不通西学，新政无从谈，就算能办新政，各司员也隶属原部门，等于是把新政事宜分给原来的六部九卿外加总理衙门，跟没变之前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每部门多了一个无职无权专职司员而已。就这样，新政局就算胎死腹中。
巧妙的是，这样的复奏，明摆着是对康有为设计的阉割与篡改，但光绪帝却找不出适当的话来驳。因为它好像把制度局新政局要干的事都交“专人”去干了，硬性将它驳回去，显得皇帝专制，不合清朝传统，更不合光绪此时的身份，等于给了西太后申斥自己的把柄。
反过来，如果军机大臣和总理衙大臣们像总署第一次对待康有为的建议那样，全然驳斥，那么，就等于不给皇帝面子，那么皇帝就有理由不再理会军机处和总署，自行下谕设置制度局。
所以，军机大臣们这种太极功夫，是让光绪掉在了棉花套里，有劲无从使，出击也无从下手。最后，十分关键的制度局问题就这样胎死腹中，流产大吉。
其余所有的新政，象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废八股，兴学校，无一不陷在冗政的陷阱里，左右为难，动弹不得。连刘坤一这样洋务派重臣，对经济改革也消极观望，推诿不办，他居然说什么“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对于新政的一道道上谕，他公然告诉下属，“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在《劝学篇》里高喊变法的张之洞，这时也非常消极，至少一只脚已经从改革的潮流中拔了出来。连洋务派都持这种态度，其他的人就更是纹丝不动，干脆就置之不理。时人所记，说“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至于象两广总督谭钟麟这样的顽固派老朽，竟然公开抗拒变法诏令，尽管光绪已明令废八股，但他在广州书院的考试中仍有意用八股试题。
梁启超将这种情况归之于光绪无权，无法杀一儆百，“上虽盛怒，数日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者，以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许多督抚之所以持观望态度，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西太后的介入，看到了变法已经成了帝后之争，显然，他们不乐意冒身家性命之险而站到光绪一边。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本身就存在的冗政机制，在近代体制的国家中，类似中国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拖沓、推诿，以对策应付政策的局面是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如此严重，以致到了整个毁掉新政的程度。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冗政现象本是这次变法政治改革所要改革的东西，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冗政击败了改革。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屡见不鲜，纵然光绪帝握有实权，这种现象也是改革之途上的大山，要想逾越之，还是相当难的。
冗政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超越制度的品性，即使相应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种现象却还可能在肆虐，这已经成为一种特异的政治文化现象。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这种现象也常常令最高统治者头痛，因此，每有整顿吏治之举，第一项是惩贪，第二项就是整顿玩忽和疲沓。相对来讲，贪污还好整顿一点，但玩忽与疲沓却象癌症一样无法医治，除非这种“官僚病”正好让微服私行的皇帝撞见，或者直接损害了帝王及某权贵的利益，才会稍稍受到抑制。实际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恰是那绝对的皇权。封建专制体制的发展趋势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上，原先尚可起一定平衡作用的相权，到了明清，也被取消，原来对皇权有劝谏功能的台谏制度也变成了只监视臣下的都察院。可惜，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眼睛也只有两只，又不肯由别人代劳处理政务，所以只有依靠层层的官僚塔来维持局面，在绝对的皇权底下，人人都不敢负责也不能负责，所以推诿和疲沓就变成了必要的保护剂，它至少能减少因事件责任而导致的“龙颜大怒”所带来的伤害。搪塞、诿过，偷梁换柱的文牍的功夫，也是皇权底下官吏瞒上、自保、谋利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近代化的政治变革中，一下子就撞到冗政的软墙上，显然是一种不幸，但也绝非能单纯依靠君主权威的雷厉风行所能克服的。况且在晚清时节，就是西太后主持变法，也要对地方督抚让三分。
庞大而富有自组织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是中国近代化政治改革的巨大障碍，不仅是制度，还有几千年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与习惯。相比较而言，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相当幸运的，它们维新前公武分家的二元政体，实际负责全国政务的幕府政府虽然有自己的班底，但它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在维新的武力角逐中，失败的幕府势力因为政治与军事的失利而丢掉了自家的政府机构，而天皇周围本身又没有全国行政机构，这样，维新派就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班底，而并不用担心旧机构的反抗与阻碍。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的近代化之途都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
七、权杖下的政变
戊戌变法进入1898年的9月，新旧两党的对立已成水火之势，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和取消旗人特权，以及光绪在火头上摘掉了礼部六部堂的乌纱，这些举措在京城得罪了太多的人，成千上万丢了差事和被允许去自谋生计的旗人再加上成百上千同样“受伤害”的议员及家属亲友，有能量有地位的，就到西太后面前“环跪”与“哭诉”，其他的人则怨声载道。北京城里，就像到了“谣言世纪”，京城大街小巷，店铺、衙门和民居，一时间讹言满天飞，小道消息满街窜。一会儿说是翰林院也被裁撤，一会儿又传御史们位置也将不保。更可恶的是，还有传光绪购进大量西装，准备改服饰剪辫子，或者传光绪将人教，康有为进迷药，使光绪丧失了本性，甚至传维新派要尽诛满人等等，荒诞不经却不胫而走。这些讹言与流传的情景，很有些像农村里的打教讹言的传播。传着传着火药味就出来了，京津两地，有关西太后对光绪不满的传说渐渐多了起来，西太后即将出面干预的传闻渐成满城风雨之势，传得最多的是西太后将借去天津阅秋操之际，下手废掉光绪。
应该说，传光绪的讹言不是真的，而关于西太后的传闻也非实。慈禧如欲搞掉光绪，按当时的情形，并不用那么费事，还得等到去天津借北洋三军之力发动“兵谏”，她在北京举手之劳就可以让光绪变成个废人。但是，沸沸扬扬的谣传却使得新旧两党对峙的空气分外紧张。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甲午战争的一段时间内，西太后对于变法以及交权的问题一度表现出相当的犹豫，虽然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放权，但却也不愿背千古骂名，甲午战争期间有言官说她主和并牵制光绪，使她很恼火，虽说处罚了这些胆大“妄言”之人，但毕竟使她有所忌惮。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虽然她并没有声言放弃干政的权力，可对朝政却相对来说放松了一点缰丝，臣工的奏折十天半月才能大略地看一次，几位很得力的大臣也被光绪罢了官。但是，维新派自瓜分危机以来紧锣密鼓的变法鼓噪中非常旗帜鲜明的“皇帝倾向”却再一次刺激了她的神经，她愈发意识到她根本无法容忍权力的丧失，愈是口头应允“吾不内制”，其内心的失落感就愈强，于是在担心光绪把事情办坏的借口下（这是对人的借口，也是对她自己的借口），再次伸出手来，频繁地干预和观注着“新政”。据林克光先生的研究，慈禧在1898年之前，查阅臣工奏折及光绪上谕不过三五日一次，或者十余日乃至二十余日一次（均由军机处根据慈禧的要求呈览），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查看的次数越来越多，“至百日维新期间则必须每日‘恭呈慈览”’。而且光绪还要经常去颐和园“汇报工作”，而她有时也还宫亲自查看监视，根据林先生的考证，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共去颐和园12次，而慈禧还宫8次。几乎等于牢牢地把光绪拴在了她的裙边。
我们在前面说过，慈禧并不是不愿意变法，但她确实真的不愿意因变法而失去权力。康有为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和《日本变政考》，说来说去都是皇帝如何如何，如果光绪照样学着干，她这位太后早晚要被晾成干鱼。以她的经验，没有一个班底，光绪的归政就永远是有名无实，所以，她一方面答允光绪变法，一方面又阻止康有为等人成为光绪的顾问，甚至在百日维新一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翁同龢赶回了老家。之后，又拙败了康有为开制度局（即为光绪准备自己的变法军机处）的图谋。光绪和维新派利用慈禧的政策缝隙，把谭嗣同等人塞进了军机处，慈禧原以为军机章京这样中低级的官吏成不了什么气候，但实际上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光绪自翁同龢去后的缺憾。显然，慈禧对此是相当恼火的（不然不会政变后不分青红皂白将四小军机全杀了）。政变前夕，当光绪与四小军机听了康有为的主意，想开懋勤殿作为制度局的替代，搞一个10人组成的皇帝议政、顾问班底，由于据说清朝前代有开懋勤殿的先例，故想借“祖制”来使之成功。维新派为此很花了一番心计，又是查阅三朝“圣训”，又是组织底班，由徐致靖和王照分别上奏举荐。当然名单里少不了大名鼎鼎的康梁。
西太后最不愿意的事就是让光绪拥有自己的班底，但是维新派几次三番地要凑成这样一个班底，皇帝权力的加强，就意味着她的权力的失落。对她这样一个极其功利的人来说，变法的措施怎样，她倒并不是很在乎，连废八股这样举措她都很痛快地答应了，旗人们如丧考妣的哭诉，她也未必真的放在心上，她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权力。任何对她权力的挑战，她都要坚决而不手软地回击过去（庚子年，为了一份向她权力挑战的假照会，她居然敢向全体列强“宣战”，可见其护权心之切）。光绪免掉怀塔布等六部堂的职，已经很令她不快，因为这些人毕竟是她所亲擢，否定了他们也就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权力的轨迹。而在她最敏感最不情愿的问题上，光绪和维新派一而再，再而三地生事出戏，尤其不能让她容忍。所以当维新派关于谋开懋勤殿的消息（有奏折在）传到她那里时，据说她大怒不止，说：“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而光绪到颐和园请安时，慈禧果然脸色阴沉得吓人，结果光绪根本就没敢再提此事。从他以往与慈禧的交往经验来看，觉得他这位皇阿爸此怒非同小可，很可能要不再让他干下去了，如果他要坚持，“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于是在驻跸颐和园期间，就给了杨锐一份口气急迫，语意惶惶的密诏。
在另一方面，北京街谈巷议的政变之谣，也令维新派嗅出了火药味，深感手无寸铁之忧。于是，谭嗣同开始向他过去交结的江湖豪侠求助，与他同样任侠的毕永年到京，在京师开镖局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也与他有联络。当然，维新派也明白，指望这些江湖好汉毕竟难以济事。于是，他们又开始打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北洋诸军的主意，想为光绪拉一点武力后盾，康有为曾经想到过一度赞助过强学会的聂士成，于是做工作让与聂有交情的王照前去游说聂士成，然而王照根本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反会坏事。紧接着，他们的主意又打到了同样赞助过强学会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连上奏折，请光绪法效日本明治维新，成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同时，徐致靖上书保荐袁世凯，请予重用。光绪立即传电召见袁世凯，袁遂于9月14日抵京。心里发空的光绪当然也希望能有一支全式洋操并由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军队为其撑腰。所以袁进京当天光绪即破格将袁从正三品的按察使擢升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并于16日召见袁时，当面告诉他“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明白宣示他可以不再受荣禄节制，独当一面。
这时候，康有为已经明白地与同志密谋，“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之所以保举袁世凯，就是要让他当张柬之手下的武将李多祚。当闻之光绪破格提拔袁世凯的消息时，康有为与梁启超正在吃饭，康“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显然，并未将密谋详情告之光绪的康有为以为光绪已心领神会了。其实不然，光绪听信维新派提拔袁世凯之举，固然是在为自己抓兵权，但此时的他尚无此胆量敢想“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康有为实际上是谬托知己。其实，光绪非但没想过康有为的大胆密谋，而且还与赐密诏令杨锐等四小军机商量办法的同时，下密诏让康有为出京督办官报，密诏的内容让人感到很亲切：“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但实际上是暂时“放逐不用”的意思，因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说了些安慰的话（当然，如形势允许，光绪是乐意用康的）。在这个时候让康有为火速出京，我看并非只是像大家公认的那样，是什么“保全”之意，好像光绪已全然料到了以后的种种事情。如果是保全的话，那么其他人（至少梁启超）是不是也需要保全呢？否则他日东山再起，只有一个康有为岂不势单力薄？而且，真要保全的话，应该让康出国，不然，就算在外地，也是有危险。
我以为，让康有为出京，给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事，目的主要是给慈禧发一个妥协的信号，告诉慈禧我已经主动将你最讨厌的人“放逐不用”了，以缓和紧张的关系。由于空气太紧张，光绪感到了危险，所以希望康赶紧走，好尽快地缓和气氛。他以为从前赶走了翁师傅，慈禧还让他变法，这回他主动放走了康有为，慈禧也会因此而继续让他把变法之局维持下去。
但是，由于光绪为了保全康有为的体面，照顾到他一片忠君爱国的苦心，下的是密诏，本来设想康有为接诏后会很快从京城消失，自然这个妥协的信号就传到慈禧耳朵里了。没想到康有为正在忙于策翅军事密谋，并没有马上走，所以这一信号等于失效，然而西太后此时已经失去了耐性，开懋勤殿与召见袁世凯这两件事过于强烈地刺激了她的敏感区，当年她搞祺祥政变也是联络了恰在北方的胜保军，方得以一举成功，她岂有不知军权的要紧？所以当袁世凯刚刚见过光绪，那边荣禄就借口什么英国军舰的调动让他回天津。
慈禧太后终于要下手了，当然，这时的她还没想到要“破帘而出”，赤裸裸地站在前台。她只是悄然地收回了光绪处理政务之权，据林克光先生的考证，从9月18日起（正式训政是21日），光绪处理日常政务的决定权（大事之权一直没有）已然被收回。从18日到21日政变，光绪对奏折只能看看，任何奏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与18日之前“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形成鲜明对照，显系两番境界。
而前面讲到的光绪给杨锐的密诏，杨锐接诏后把它带到了家中，出于温和派的心肠，他自己拟了几条办法呈上，而没有马上将诏交给谭、林、刘三人，当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看到密诏，光绪已然无权。这份密诏，显然起到了使康有为等人加速施展军事密谋的作用。9月17日深夜，乘袁世凯尚未回津之际，谭嗣同夜闯法华寺袁之寓所，孤注一掷将密谋合盘托出，劝袁率领他的7000新建陆军火速进京一面保卫皇帝，一面包围颐和园，而这边康有为已经布置毕永年入袁军中监视袁之行动，并让他在袁兵围颐和园时，率百人“奉诏住执西后而废之”。
不问可知，这是一种典型的纸上谈兵式的军事冒险。且不说维新派急来抱佛脚，与袁世凯交浅言深，极不妥当（毕永年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袁系李鸿章系统的人，李鸿章不动，袁世凯当然不会动），就算袁世凯愿意干，他首先要面对北洋另外三支军队（聂士成、宋庆、董福祥）四、五万人之众，其中装备最好，战斗力颇强的聂军，已经有所准备（袁军装备虽优，但从未经过战阵）。而京城旗兵护军营、骁骑营、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总计有五、六万人，其中神机营、火器营也全系新式装备，再加上步兵统领手下的满汉各营，总计不下十几万人，这些兵马就算都是豆腐渣，也能挡住袁军使之抓不到慈禧。况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自成立以来，一仗未打，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尚属未知之数。所以，除非是精神病，任何一位头脑健全的统兵将领也不敢贸然轻举妄动，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后来大家都骂袁世凯，其实以当时情势而论，袁也确实没法动。袁世凯的真正可恶之处在于他后来的告密，没有这个告密，至少顽固派的反攻倒算不会如此之甚，甚至可能血腥的屠杀会代之以流放等较轻的刑罚也未可知。
其实，维新派中间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军事冒险，徐致靖之子徐仁镜就表示过异议，据毕永年讲，谭嗣同也不同意拉袁，并“与康争过数次”，但康有为执意要干，勇于任事的谭只好慨然自任，姑且一试。从这件事情看来，康有为的确既非政治战略家，又非策略家，进行这种毫无把握的无谓冒险，非但于事无补，而且于大局殆害无穷，实际是帮了顽固派的大忙。显然，事过之后，康有为他们也意识到了此举的失误，所以矢口否认。但是大错已铸成，后悔也晚了。
袁世凯将维新派的“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合盘托出给荣禄之后，本来还不好意思破帘而出的西太后，马上找到了借口，从而“训政”就变得理直气壮，本来很气短的她，突然之间很委屈了起来。光绪的处境一下子变得空前的恶劣，（据说当时西太后曾决意马上废掉光绪，但狡猾的庆亲王奕助却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跪其前婉求，”据说连跪了四小时，最后吓得屎拉了一裤裆，总算慈禧暂止了初衷。）在他余下的十年的生命里，实际上过的是汉献帝也不如的囚徒生活，在残酷的虐待下，光绪本来就孱弱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据邓之诚《骨董琐记》所载之光绪医案说“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而实际上光绪肝肾两亏，都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所谓的“肝郁”，实际上就是长期囚禁所致，而且这是光绪致死的主因，慈禧全力讳此，证明在此之前已有人诊断如此，年富的光绪居然硬是没活过老耄的慈禧。慈禧也很奇怪，好像一直在跟光绪赌气地活，把光绪“靠”死，然后就咽下了气，到死她也没把权力让出来。
更为惨痛的是，由袁告密（间接是因为军事冒险）导致的顽固派疯狂反扑，好容易聚拢起来的维新力量因而元气大伤，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人士非死即逃。死的一去不复返，而逃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脱离了本应生存在其中的母体，也很难对中国的进步有所贡献。而且，好容易造就的维新事业，不旋踵就被摧残殆尽，甚至连洋务事业都受影响。政变刚过，据当时报载：“近日以来，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僚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罹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A B C D--笔者注)之音。”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考试改革，也一复其旧，再试刀矛与举石担。油滑如盛宣怀也感到忍耐不下去了，居然跳出来上书庆亲王奕勖，说：“训政以来，百事皆归旧辙。而环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进一步，他又致函温和派的军机大臣王文韶，强调这种复辟会导致洋人的不满，从而使清廷的日子不好过：“但（外人）以维新冀望中国者，不能无疑于深宫一意守旧，从此无振兴之日。……久而久之，难免各国愈生玩视之心。”戊戌政变，将中国带入了自近代以来的最黑暗的时代，腐朽势力借西太后强烈的揽权之欲，一手扼杀了中国的进步，也扼杀了中国的机会。
这次西太后权杖下的政变，虽说轻而易举，似乎又理直气壮，但是破帘而出，重掌大权的她看起来并没有感到胜利的快畅。作为失败者的维新派，无论逃亡的康梁，关在狱中的徐致靖，还是开刀问斩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其实比她更理直气壮，听任顽固派造谣说“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也丝毫不能掩去维新派救国为民，乃至忠君爱国的光辉。作为胜利者的她，不仅没有像他们祖先雍正那样，敢于和反对者对质面审，甚至连最起码的审讯都不想也不愿做，匆匆而且草草地将六君子拉到菜市口一刀杀掉。第一个跳出来上奏恭请她“老佛爷”训政的杨崇伊，虽然慈禧给了他几句类似“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的好听话，但却不予重用，让这位跳梁小丑白白地上蹿下跳了一通。这些行为，表明了西太后内心的矛盾与惶惑，毕竟，把权公开地揽到了手里之后，心还是发虚，一来中国积弱危亡之势并未改变，她也知道，不变法前途无望，然而她此时却只能背道而驰。二来担心光绪与她的年龄差距，也许会有一天光绪会因年龄的缘故不战而胜，那时，她的名声将大堪忧虑。三来，站到前台之后，权力无人与之分享，治国的责任也再无别人与之分担，严峻的现实，列强的威迫将统统落到她一个人脑袋上。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烦恼是，因为这场政变，她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老派人物骂她是女主之祸，而新派人物诋之为顽固派乱政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