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在中国大地上的再现。尽管甲午战争他们把向日本和向俄国学习作为当前的现实任务，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非是日本的二元君主制，而是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即所谓虚君共和。康有为的弟子说过：“先生为中国首倡民权之人，主行宪法，以维持于君民上下之间，故比较各国宪法之优劣，最醉心于英。”而他们心目中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则是比君主立宪更进一步的民主共和制，因此，康梁诸人不仅在“张三世”的进化理论中将太平世与民主共和制相联系，而且还在所谓《实理公法》中，按几何原理推出人类公理，判定“人有自主之权”为天经地义，并断言：“地球各国官制之最精者，其人皆从公举而后用者。”由民众“共立者”，就是所谓的君。《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与《湘报》上种种慷慨激昂的伸张民权的议论，更是向世人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和向往。
在维新运动中，他们组织社团的活动，也充满了学习西方民主的意味，几乎个个都是民主的实践。康有为和北京一批赞同变法的京官组织强学会，按照民主程序选举提调（总理）、助理和书记员，办会有意地模仿西方议会，康有为甚至认为它就像“外国议院”。
保国会的民主气氛就更浓，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保国会的“讲例”，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矩之外，参加者和演讲者都本着极其民主平等的精神与会，甚至连必要的权威都没有（没有主持人），演讲者由与会人公举，议程由会议商决，连开会主题都由民主公决。再看保国会章程，全部30条中民主原则以一贯之。其中第12条：“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总理若干与值理若干说明会务的主持是非集权制，而是集体负责制。常议员和备议员的设置，说明采用的是仿行的议会制，因此第13、14条又规定了“常议员公议会中事”，“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议会制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立法与行政分开的原则。另外像会中财务、帐目管理，入会退会等等都本着民主精神，绝无一丝一毫的个人专断在内。稍微大一点的款项动用，就需会众公议方可。财务还有查帐制度，规定一经查出有营私舞弊行为，不但责任人须受罚，而且保荐人也要负连带责任。可以说，算上康梁在戊戌之后的政治组织，以及革命派的政党，保国会堪称是当年最富民主气息的政治团体之一。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翦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努力。民权之说此时已经偃旗息鼓，谭嗣同与林旭想再提开议院之事，也被康有为所阻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康有为本人对于依傍皇权，自上而下变法的渴望，自康有为1888年以荫监生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以来，他一直就幻想着能有那么一天，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以君权发动变法，显然，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便捷的革新之路。鉴于洋务运动地方导向的局限，康有为不再把希望更多地放在开明的地方督抚身上，也不屑于像洋务运动那样搞一点一滴的改良，更不屑于像那些西化的前辈士人那样，满足于把才智提供给洋务派的官僚，甘于以幕僚终老。康有为等人一出山就是大手笔，无怪乎汪大燮说康“慑力胜人”。
其次是由于光绪皇帝出色的表现，大大地强化了维新派对依傍君权变法的幻想。以致于将明明不甚理智的光绪路线的变法，变成了维新派坚定不移、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选择。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种种表现，维新派似乎寻见了士大夫祖祖辈辈渴念已久的明君贤王，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贤君，自然可以完全地信赖，无论怎样强化他的权力，都只对变法有利。
其三是因为变法过程中受遭致的各方激烈的抵抗，使维新派意识到目前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变法的人，这种时候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就有可能淹没在多数的反对意见里。“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康门弟子陈继俨的这句话，点出了他们的担忧。
其四，出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悲观估计，和民权生于民智理论的信念，维新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就明确提出：“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显然，在他们眼里，此时中国的老百姓，还只配接受明君贤相的统治。康门弟子说：“中国地大民众，变法甫萌，骤开议院，众盲同室，法且难变。故先生心在立宪，而行在专制，义在民权，而事在保皇，似相反而实相成，诚中国因时立宜之政体不得已者也。”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维新派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强化君权有利于推行变法。一则光绪是位坚持变法的开明君主，有施行人治的基础；二则专制政体在非常时期的效率往往要高于民主政体，借助于君权推行变法的确有比较有利的一面，君主口衔天宪，可以用过重的刑罚来惩戒那些阻碍变法的官员（如果皇帝真的有权的话），而不用顾虑法律和民意机关的约束。
正因为如此，追求民主的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表现，甚至比光绪皇帝还要专制，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求诛康梁，批评光绪不要祖宗，谭嗣同要将之治罪，反为光绪所阻。因为维新派借强权推行变法之心太盛、太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君权还是光绪，都只不过是维新派实行政治变革的过渡性工具。
这种从追求民主到固执专制的转变，虽然从表面上看逻辑很清晰，但内中却含有很荒唐的悖论。当康有为十分热衷于说服皇帝推行变法时他似乎忘记了，他事实上是在试图让皇帝实行一场最终导致剥夺自己权力（至少是限制）的改革，而他们拥戴光绪的初衷也不过是借助光绪之手实现国家权力实质上从皇室移向议会和向议会负责的政府。这种思路在最初他们是能够说服自己的，可是一旦真正与光绪搅在一起实行变法，他们就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心安理得地把通情达理的光绪当成跳板或者工具，他们开始只是不忍心告诉光绪议会政治的真相，从他们嘴里，好像议会君主制中的君主反而更加有权了，后来就不再提议会了，制度局也没有任何限制君权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本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把希望只寄托在个人品质的基础上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大忌，而戊戌维新，康有为的制度变革恰恰犯了这个大忌。
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国学者曾指出：“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我们看到立宪对君主专制独裁的制约不断在加强；而中华帝国晚期历史上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环境因素却局限了中国人，甚至那些反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也对政府有所期待。”中国传统社会无所不在的政府权力令“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士人们感到厌烦，也使他们受了毒化，他们总难以克服对皇权主义政府权力的依恋与幻想。所以，在维新运动中事情就变成这样的不可思议，他举起一只手要打倒皇权专制，而另一只手却攀着皇权的马车，指望它将自己载到民主的彼岸。大约后来梁启超感到了个中的矛盾，所以他在自己唯一的一部小说《新中国诞生记》里，给光绪安了个总统的位置。
也许，这就是维新派解决自己心中难题的答案。
四、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科举改革是戊戌维新的重头戏之一，由读书人发起的这场变法运动，对一向被视为生命的科举与八股文，投去了过多的关注。因为人们习惯地将人才的得失看作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开始于戊戌变法的科举改革，虽经波折，但终于在20世纪初的清廷新政中完成。然而，它还是给日后的中国留下了一个未竟的铨选难题。
一、上升的阶梯与意识的统制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十分注重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来充实更替政府官员，一方面是广泛地吸收人才资源，一方面是消融反叛于萌芽，尽可能地化解心怀异志者的异心。同时也有借此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特有的铨选系统，只有在中国这种身份不固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社会里才能实行，而西欧中世纪那种层层封建、身份固定世袭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铨选制度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秦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于二世而亡，铨选未及健全，依靠原来战国年代从各国吸收的人才加上军功与纳粟而得爵者，以足敷用。两汉的铨选制度已相当完备，不仅具有选拔功能，而且初具意识统制的功效。两汉的铨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被征举者被要求“知书”（秀才）“达礼”（孝廉）。
征举制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推举人不是地方官即为中央官，推举难免掺上个人私意，甚至成为培植各人势力的一种手段。鉴于这种弊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征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即由专门的中正官来执行原来由各级官吏执行的察举推荐任务。结果，情况更糟，中正官很快就被高门豪族控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的畸态情势。
隋唐逐渐建立完善了考试制度，仕进的门类有进士科、明经科、明算科等等，以收揽各种人才。应该说，唐代通过科举吸收的人才之盛，堪称各代之首。唐太宗“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之慨，不为无因。
自宋代以降，科举制度日趋完善，不仅考试制度完备缜密，选拔除官制度也滴水不漏。也正是从宋代开始，科考开始与儒家经义有了最紧密的关系，而且是唯一的关系，想步入仕途的人，必须熟读儒家经典不可。
后来如过街老鼠般名声的八股文，就是在科举制度走向成熟之际，成为科举的一部分的。据考证，八股文之源出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全面变法，将科举考试原来沿用唐朝明经科帖经、墨义的做法，改为演绎经义为文。原来的帖经、墨义，只要考举子对儒家经典的背诵（将帖上的经文复述出来，默写出规定的一段经文）程度，而这一改，就改成了对经文的论说阐发，“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此后，科考之文由于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沿着增加“文采”和墨守经义的方向走下去，就变成八股文，人又称四书文或时文。
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成型，这种文体采用排偶句式，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分“起”（破题）、“承”（承题）、“转”（起讲）、“合”（结束）四部分，每部分两支对偶的文字，因对称像两条腿，故称为“股”，二四得八，遂得八股之名。
八股的文体是程式化的，而精神内涵则以朱熹整理与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准。所以内容也趋于固定化或者说僵化。考生必须严格地按朱注的路子说话，而且是模仿圣贤（孔孟）的口吻说话，所谓“代圣贤立言”，考试出题全由四书五经中选取甚至截取现成的文句，所以考生要想中式，背诵背熟四书是前提条件（由五经出题者较少）。再加上考试时必须揣摩“圣人之意”，加以演绎，所以，对经文不仅要熟，而且还要有点体会，就是说你要有能根据试题的经文文句以及上下句环境说出一些意思来。这样，通过科举这个杠杆，统治者很巧妙而且有效地贯彻了意识统制的精神，程朱理学在这里成了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钳制工具。 八股文程式固定，文句要求对偶，声眼上平仄分明，还必须合辙压韵，破题不能直言犯到原题之字，但却必须讲出原题的意思，考试成了文字游戏。充斥了类似。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这样的废话、空话。有人戏笔“三十而立”为题的八股破题曰：“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不敢坐矣。”虽是恶作剧，但不能说不符合八股的要求。
明清以来，商家坊间刻印的中式八股选本就像今日高考、考研的复习资料一样，满天飞。清代官方也由方苞出面，编选了明、清两朝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定名《钦定四书文》，作为全国试子的八股文范本。结果，几乎所有应试举子都把这种中式时文作为案头首要，相对冷落了统治者所要他们必读的圣贤之书。据说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清代有位中式举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
但是，八股也有它的妙处，一来是批卷标准容易掌握，二来应试者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夫与技巧做不好八股，所以考试也能考出一定“水平”来，也就是说，没有取中的人虽然未必没有才能，但取中的人也需有点才智才行。三来就是可以通过考试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意识，便于推行统治意识。
但是，八股毕竟有那么些弊病，所以自从它出世以来，不断遭到士人的抨击，事实上，就是那些借此得以高中的士人，对八股也是一副不屑的面孔。明末的文人居然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八股，有首流传甚广的“士谣”就这么说：“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口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认为八股取士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祸害，秦始皇不过坑了四百个儒生，而八股坑害的儒生何止千百万。有清一朝，批评八股的呼声从未断过，乾隆时有人还特意编了打油诗：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 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不仅如此，明清之际的小说像《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都对八股取士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反映了文人们相当普遍的对八股取士的反感情绪。
明清之际的帝王也偶尔会对科举和八股取士的功用心怀疑虑。明太祖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后，迫不及待地开科取士，连考三年，中举的人一律免于会试直接授官，可是他发现取中的文章之士办事能力不尽如人意。于是一转念下令停考，改为荐举，不想荐举弊病更多，被举之人相形之下还不如考的，而且还有结党营私的大弊病。两害相权取其轻，朱元璋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于是科举又发展了下去。清朝康熙初年，也曾在反对八股取士的呼声中决定废止八股文，将乡、会试首场的试八股制艺改为考策论，但是也只实行了两科，比较起来，觉得还是考八股稳妥，于是又复其旧。
虽通过科举的独木桥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并不多，每年上千的举人与拔贡，三年才出几百个进士，能跻身这些人中间才算是有了出息，更多的人只有在攀升的阶梯下端挣扎的份。但是科举千百年来的确吸引了全国读书人的目光和精力，“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名不虚传。尽管科举考试制度也有很多弊病，但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铨选制度，考试中舞弊行为也有，但总的来说，明清之际考试还算规矩，由于制度很缜密，皇帝又很重视，科场取士还算公平。它保证了皇朝源源不断地可以从中下层士人中汲取人才资源。虽然考试内容不甚合理，但想要入仕的读书人会适应它，就像《皇朝续文献通考》所云：“顾皇朝开国二三百年，挟时文以进者，亦每有魁垒鸿石落乎鼎钟，此特亭林（顾炎武）谓士之能得科目，非科目能得士也。”不论士得科目，还是科目得士，毕竟有了这种考试，贫寒的读书人得以跻身官僚阶层。也把全国的士人都吸引到这个艰难的攀升阶梯周围。更重要的是，以科考为中心，明清王朝建立了一套学校体系，从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到社学、义学和乡塾等私学，全被科举导向纳入了墨记背诵四书五经以及揣摩演绎“圣贤之意”的轨道，连童子识字课本，《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等也贯穿以四书五经的精神，如果一个人能由发蒙读到“开讲”与“开笔”，那么四书五经就成为他们听说读写的全部内容。只有少数真正的学者之家才会让子弟学点别的，而这些“书香门第”也须钻研时文，应付科考，否则照样为人瞧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断的反对声中，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仍能固若金汤的缘故，这个制度的确能比较好地满足传统王朝的政治需要。
二、在近代化挑战中的科举困局
进入近代以后，在应付西方的挑战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但是科举这一比较起来还算合理的制度却显得十分的沉滞与不合拍。遭到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批评。首先洋务派的一些人对它不满。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与学校体系紧密相接，所以当近代化需要引进新的教育体制，培养新式人才的时候，居然发现科举成了最大也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些洋务派大僚如李鸿章，虽然以裱糊匠自居，并无变制的野心，可也对科举大为不满。现实的事态是，凡是进新学堂的人，十有八九系科举道路上暂时不可能攀升之辈。一旦他们通过新学堂挣了出身和资本，多半要转过头来再扎进时文里，应考求科名。像严复这样留过学、官拜总办的人也要一次次地参加顺天乡试。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直到外放使臣，官至红顶，还是以未经科举正途为耻。这种状况，极大地干扰了新教育的推行，使其在中国刚刚萌芽就处于无情的严寒之中。
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传统士人经世致用流派的一翼，也加强了对八股取士的攻击，他们面对多变的世事，愈发意识到八股的空乏无用。道咸时学者孙鼎臣说：“现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于己，而漠不关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手而听之胥吏之为。”李东沅干脆将科举这种形式也一笔抹到，他认为科举制艺，使士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泊登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
比较有意思的是，凡是少年科第，尤其是名次很高的士大夫，往往都不把八股当回事，因为他们怕人家说他们只晓得制艺括帖，没有学问，所以一旦金榜题名，八股就被弃之如弊履，或去研经，或者习史，或者琢磨边疆史地，还有玩诗文词赋的，但绝不会有人再看一眼八股文，自编年谱的时候，还非得加上一句什么向不喜八股制艺之学的话。相反，比较在乎八股的倒是那些屡试不第的秀才，有时，会做八股成了他们唯一的优长--足以夸耀于平头百姓的优长。
尽管有来自双方面的交叉火力，但科举改革还是推不动分毫，连开经济特科这种修补性改革都实行不了。1867年，御史张盛藻在奏折里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科举牵扯到“道统”（孔孟之书，尧舜之道）问题，不仅仅是个选拔官吏的程序。科举的强烈导向作用，比任何国家的强制政策都更有效地贯彻封建道统。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为龙头的，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断文识字，具有文字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的教育很少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几乎所有的技艺性的教育都不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中进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最后的归宿就是作官，进入仕途。而进入仕途最要紧的是具有正统的道德。
洋务运动必须培养新式的人才，这是近代化的必需，但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并没有像倭仁想象的那样，什么人才都有。除了极少数偏好算学的“畴人”外，其它的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人擅长，一向以拥有能工巧匠著称的中国，于近代工程机器学一无所知，不论工匠如何精巧，也难以制造出合乎要求的机器。曾国藩安庆制造所仿制出来的小轮船，虽然能走，但马力小、速度慢，而且不懂机械图纸，再造就难以为继了。其它如化学、电学就更是困难。所以，中国教育非添加新式成份不可。可是添加的新式成份显然与科举格格不入，两者根本衔接不上。学习声光化电和外语以及造船造枪炮技术，不论多么精通，都无法迈过哪怕仅仅是童子试县考这一小关，更休谈中举中进士了。反过来等到八股文练得精熟，不论考中考不中，都已错过学习自然基础学科的时机，纵令拼上全力，也难有大的造就。反过来，如果先学新学，再习八股，或者像严复那样屡试不第，或者侥幸得售，结果势必把原来学的东西丢个大半。最严峻的问题是，无论新教育有何种的优惠，只要朝廷中还保留着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且赋予它法定的铨选正途地位，读书人就不会对新教育感兴趣，新式教育无论从生源到教育效果都要打折扣，即使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还有可能被科举拉走。
但是，中国毕竟一天天地在走入近代，西方列强并不会因为科举制度的依然故我就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中国需要的新式人才只能愈来愈多，学新学的“异途”人才虽然在官场仍遭白眼，但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越来越多。这当然使得由科举正途出身而观念守旧的人们愈发嫉视“新式”人才，同时也更加看重科举，看重八股。虽然在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防御战中，他们不免节节败退，但直到戊戌年，他们还是咬住旧式科举在维护封建统治之“体”方面的功用，来反击要求改革科举的人们的攻击。当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非无懈可击，因为既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官员，不是选取专业技术人员，所以“体”才是关键，需要专业技术，可以聘用这方面的技术人员，专业的技术人员，不一定就能当好行政官员。这种说法好像也不无道理。
其实，铨选制度与教育体系应是两回事，它们之间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并不应该相提并论。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负有多种功能，其中主要的是普及国民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层次的专业人才，其中也包含政务、行政、法律、财税等方面的人才，但并不意味着通过了这种专业教育的人就有资格去作官，从学校出来最多的人才不只是投身政界，而是面向整个社会，金融、法律、商界以及更广泛的工业各部门、各种企业（私营与国有的）才是最大的人才容纳所。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般行政官员随政党选举的成败而全进全退的现象，但很快西方国家就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政务官随政党上下而进退，而事务官通过考试选拔，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从而保障了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还远未达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实际教育体系是与铨选制度绑在一起的。除了最下层那些根本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农民，上一两年私塾只是为了识几个字以便更好地谋生外（农村也确实存在与宣扬传统道德不一样的识字课本，主要以看图说话的形式，识一些农村常用字，如《对相四言》、《六言杂字》之类），读书就是为了作官，至少也是为了知书达礼，作个乡间儒生，以传播知识，弘扬儒家伦理为业。而整个社会的各种行业的专门知识教育，只是通过以师传徒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根本与学校无缘。
正是由于中国铨选制度与学校教育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搅在一起，所以历来厌恶八股的人“恶”屋及乌，连科举一起厌恶掉了。近代以来，批评八股的人大都同样嫌恶科举，一批思想家如郑观应、马建忠、薜福成、陈炽、胡礼垣等人，干脆把废科举与兴学校相联系，视为一个事物的正反面。就是李鸿章、张之洞这样当年科第顺利、出身翰苑的洋务派大臣对科举也无好感，对废除它虽不敢大声疾呼，但心里却是赞同的。
当接力棒传到康梁等人的手里时，他们对科举的态度并没有多少变化。一方面，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因而为之大声鼓与呼。另一方面他们又将科举制度对新教育体制建立的障碍既看成是内容上的，也看成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从他们的内心愿望，是完全希望废除科举制度的，为此他们甚至鼓动当时的开明士人抵制考试。但在实践中却很明智地把火力集中在八股头上：同时，由于意识到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维护封建道德方面的巨大功效，拥有意识决定论世界观的维新派，在改革实践中对废八股改科举直至废科举注入了过多的精力和热忱，对他们来说，八股的存亡，科举的兴废已经不是铨选制度本身和教育体系的改革范围之内的事了，它关系到全国士人的士气人心，关系到新的意识形态能否在全国贯彻下去的大问题。在那时的进步士人心目中，不论中国有多少西方化的成份（即资本主义因素有多少），“士心”的向背才是近代化成败利钝的关键。
科举考试制度这种选官的形式，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学对世界官僚科层制度的一种贡献，可是在近代中国，却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难以自拔的境地。有的时候，人们甚至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它，好像科举一废，中国马上就会人才辈出，赶上和超过一向欺负中国的列强。不用说，科举制度身上挨的板子多了些，也重了些。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难免犯直线式思维，形而上学分析问题的毛病，他们只看到了科举是新式学校体系建立的障碍，不知道这种障碍其实也可以变成动力。
三、废八股的前后
在戊戌变法的各个方面，除去抓印把子的政权变革（制度局之设），维新派最重视的就是科举变革。他们不仅将变科举视为培育人才的百年大计，还视科举改革为士人意识转换的枢纽。
在整个维新运动的宣传鼓动中，关于科举变革的呼吁占了相当份额，也很受一些有能力接受新学，同时较为开明的士人的欢迎，像孙治让、吴稚晖这样的人公然表示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在《时务报》风靡天下的岁月里，八股帖括几乎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论新学旧学，但凡有点“学问”的人，都对之表示鄙夷。这种心境从前很多士大夫就有，只不过面对西方的挑战，又经过梁任公生花妙笔的渲染，大家厌恶八股的情绪更加强烈而且外露了而已。康有为等人对八股的痛恨感觉几乎跟当年明朝遗臣差不多，明朝的遗老将江山易色与祟祯吊死煤山都怨在八股身上，而康有为他们也将清朝在近代的积弱积贫，国势日衰、国土日削的局面归咎于八股。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反映，康有为接受光绪召见时，恨恨连声地对光绪说：“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应该说，康有为是真心实意地对科举、对八股有怨气，也确实相信，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为中国的现状负一大半责任。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恨不能一下子将科举制度废掉，代之以新式的教育体系。梁启超曾经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改革设计了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是：
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梁启超在这里用新式学校制度来替代科举制度，显然还不知区分学校体系与铨选体系，很明显地在走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只是学的内容由旧学改为新学。由于当时中国无独立的市民阶层，也无象样的民族资本，所以梁启超一时还想不到学校毕业生除了让政府安置之外的其它途径。大概是担心上策变革幅度太大，社会一时难以接受，梁启超从锦囊里又掏出了中策：
若积习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尽变，科举学校，未能遂合，则莫如用汉唐之法，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立明经一科，以畅达教诣，阐发大义，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术，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语言文字，能互翻者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适用者为及格，使绝域一科，以能通各国公法，各国条约章程，才辩开敏者为及格；通体一科，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技艺一科，以能明格致制造之法，自著新书，制新器者为及格；学究一科，以能通教学童之法者为及格；明医一科，以能通全体学，识万国药方，知中西病名证治者为及格（全体学即人体解剖学，万国药方即拉丁文药方--笔者注）；兵法一科，以能谙操练法程，识天下险要，通船械制法者为及格。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鸿博故事，特诏应试，或如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学以荣途，给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多会朝殿之实。
梁启超的中策，科举不废，八股依旧，但是把几乎所有新学的内容掺进来，将八股一科挤到一个小角落去，任其自生自灭（其中明经一科，还指定非用今文经学派观点，或者说用《孔子改制考》的观点不可），一如唐代以诗取士的进士科挤扁明经、明算诸科一般。梁启超的下策的精神与中策一样，只不过是不分科而已：
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童子试非取录经古者，不得入学，而经古一场，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先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策对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考试学差试差，亦试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试。如是则向之攻八股哦八韵者，必将稍稍捐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梁启超这上中下三策，要数下策最不实际，主持者无法操作，应试者也无从措手，应试举子既不能扔掉八股制艺，又要研习新学，而且必须文理兼通，即使学声光化学制造的人也必须精通时务政治，不然不是童子试就被刷掉，就是殿试落马（虽说清朝惯例殿试不淘汰，但不完卷者依然也要落第）。这种旧瓶里老酒不倾再装新酒的下策，虽然梁启超看来还差强人意，但实际上却是货真价实的下策。类似梁启超下策的主意，康有为也曾提出过，在当时改革诸重大问题上，康梁基本上是一致的，梁所发的议论，由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全出于康有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上中下三策实际上也代表了维新派整体对科举改革的认识。
应该说，中国士大夫的意识导向代表了中国整个上层社会意识倾向。即使在八股制艺的选本满街都是的时候，真正的读书人对此也很不以为然。桐城派的祖师方苞曾奉皇帝之命编选过八股标准范本《钦定四书文》，他也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即八股--笔者注），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其脱籍于诸生丽仍如此者尤心非焉。”前面引过的徐灵眙讽刺八股的“道情”，不仅袁才子袁枚引用过，连位列公卿的梁章钜也在自家书里照录不误。这说明他们都不把送给他们乌纱帽的八股当回事。就是皇帝老儿对八股文也不见得真的重视，康熙与乾隆一生做了不少诗文，可是就不见他们玩玩八股，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只选了少数的明朝八股文作为标本，其余的一概不收，可见乾隆自己也并不认为八股文算个什么东西。
由于有这种对八股名为尊崇，实际上鄙夷的社会心理氛围，废除八股在社会上层其实阻力并不大，不论看中新学还是固执于旧学的士大夫，都认为八股是无用的。光绪对维新派废八股的呼吁很有同感，他对中国士人尽为无用之学的现状非常不满。对于废八股实际上朝中大臣，也就是刚毅这种不学无术之辈才公然出头作梗，其他人算上十分顽固的徐桐也无异词，显然，他也感到不便出面阻拦，西太后也是相当痛快地同意了光绪废八股的举动。梁启超保留八股的下策，实有过虑之嫌。
就这样，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光绪即下诏谕令自下科开始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为试策论。接着又公布了科举改革后的具体实施办法，改革后的乡会试仍分三场：一场考历史及清代政治；二场考时务对策；三场考四书五经。三场考试的文体均不得用八股体，而且针对以往八股取士时考官偏重楷法，但求文字漂亮之弊，强调考官“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最后出台的科举改革举措，其实就是梁启超的下策的改进版。大概当时梁启超出这上中下三策时，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就废掉了八股。
是不是因为有点学问的人都不屑八股，再加上西方挑战造成的巨大压力，废八股就十分容易了呢？显然不是这样，对废八股不满意不高兴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些人当然也并不是真的从理智上认为八股有用，对于他们来说，对八股的依恋多半是出于习惯，出于作惯了八股不玩弄技巧玩到繁复的地步就觉得不过瘾的习惯。张中行先生曾提到一位老秀才说：“现代文没有技巧，没有味儿，看着没劲。至于八股，那微妙之处，简直可意会不可言传。”许多八股文做多了的三家村学究，就是有这样的一笔瘾，也许正因为如此，进入民国以后，类似八股文文体的东西还仍旧在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八股文其实并不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文体，能把八股文做得四平八稳，让人什么错处和疵点都挑不出来，没有十几年的功夫和相当的才智是做不到的。如果有谁不相信的话，那么试着从当今文学家再加上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中随便拉出一个人来，命他去做八股文，那么百分之百人家是要交白卷的。好不容易得来的“本领”谁都会珍视，尽管这种“本事”没什么用处。其实清末就连遛鸟、养蛐蛐的本事都会有人敝帚自珍，何况是作八股？
不乐意废八股的士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求新学，有些冬烘先生一辈子习惯了八股，让他们离了八股，别式样的文章根本作不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还真不少见。在戊戌年初的会试期间，梁启超等人曾大肆活动，串连各省公车，再来一次“公车上书”要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已经征得了百余人签名，上书也拟好了，可是这次却远远没有头次公车上书那样“得人心”，上万应试举人，反对者大有人在，大大超过了拥护者，一时间人情汹汹，梁启超等为首之人几乎遭以老拳，最后是不了了之。
不管因哪种原因不乐意废八股的人，反对的意见似乎都挺“正大”，总忘不了把圣人之道顶在头上，说是担心废八股会废掉中国人道德文章的根本，好像他们这么多年来并不是把八股当敲门砖似的。
也许正是出于考虑了这些人反对的理由，同时也对他们做一点安抚，暗示策论与八股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光绪在废八股的上谕中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事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
光绪的安抚起没起到作用，我们不太清楚，但无论是参与变法的个中人还是受到科举改革冲击的一般士人，大家都明白如果沿着改革之途走下去，废八股绝不是终点，总有一天，科举考试这个士人千年进仕上升的梯阶会被拆掉，代之以西式学校系统。庚子之后，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再版的清廷新政，在依样画葫芦废八股改策论之后，终于废掉了科举。由于新政并没有走完自己的路，所以废科举是好是坏其实并不太好评价。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完成戊戌变法未竟之业的“新政”，并没有解决好新的铨选制度与新的教育制度衔接的问题，只是以学校体制简单地取代科举。
四、旧瓶与新酒
自从科举制度与八股文结缘之后，赢得了几百年的骂名。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史学著作一提到科举制度还是按捺不住恨恨之声。对于继承戊戌变法之业的清廷新政之废科举，不仅当时的舆论大声叫好，就是现在也是颂声一片。在很多现代人眼里，八股与科举似乎是一回事，在骂八股的时候科举也就被否掉了。
然而，当百年过后，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冷静而且仔细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当科举被直截了当地废掉之后，中国并没有出现新式人才辈出的局面，相反，倒是呈现出于近代化非常不利的制度断层，原先中国一般老百姓在旧教育体系中比较高的识字率优势在这断层中迅速丧失，以后长期出现了两种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两者都半死不活。人口与劳动力的素质反而下降了。民国时期的人口识字率反而要低于清朝。
首先，我们应该把八股文与科举分开来看，八股只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八股文的确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东西，凡是技巧繁复到了近乎高级文字游戏程度时，这种文体的精神也就死亡了。曾经作过八股文的鲁迅先生说过：“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鲁迅先生的话只说对一个方面，八股文对于考试来说，由于高度的程式化，的确是便于评判的。否则众多的秀才每年要考试，分出优良中差，那些训导、教谕老爷可是麻烦得很。但八股文最大的害处在于它可以使人成瘾入迷，作惯了八股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陷溺其中，再作什么都有一股八股味。除了一些真有学问的读书人可以抵抗这种八股病外，余下的士人能自拔者鲜矣，君不见他们连骂洋鬼子、骂教会的文告都用八股体，全不计洋人是否能领略这俪四骈五的妙文。偏偏这种使人像吸鸦片一样成瘾的文体却又全无用处，除了应试之外，实在不好用它来干别的。这种带韵的准骈文，不好用来叙事，然而用作论证又太嫌花哨，虽俪四骈六，却无六朝文那种华丽排铺的美感，八股文明清两朝成筐成箱，汗牛充栋，可能留下来的除了个别人作纪念用的乃祖考试的墨迹而外，只有几篇游戏文字。虽然作八股确实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文字功夫，但所得与所失相较，其失大大超过了得，名符其实的失大于得。更何况，我们还没算上八股对人思想的禁锢，“代圣贤立言”的事做多了，满脑子就剩下理学陈腐的教条，至少对于那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来说是如此。
诚然，在近代风云变幻之际，科考的八股也并非对时代毫无所感，毕竟，掌握八股评价尺度的是人，这些人不可能一点儿不受学风变化和各种思潮激荡的影响。蔡元培先生是在浙东学派治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士人，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他的乡试八股，就已相当不规范，旁征博引，议论大发，可是主考官以治西北边疆史地学著称的李文田却很赏识。“在会试时，他的三篇八股文，突破一般陈词滥调，引经据典，渊博异常，受到房师王颂蔚的赏识，合三场试卷，‘盛为延誉，郑重推荐’。特别在他被取为进士，虽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蔡元培的‘怪八股’格调，风靡天下，被传录，被刊刻。”尽管蔡元培此后声名大振，在士人中，知道孙中山的少，而知道有个作“怪八股”的翰林蔡元培却不少。模仿这种“怪八股”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八股的弹性也达到了极限，在八股“代圣贤立言”的框框里，无论怎么挣扎，做到旁征博引，稍微言之有物已经到了头，再想立点新意，说点新事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们说科举制度八股文必须废除。
百日维新不废科举而废八股，以旧瓶装新酒本来是个很不错的做法，但是废八股的思路却是最终要废科举，而代之以新式学校系统，废八股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由比较合适的作法当便桥，过渡到并不太合适的归宿，这就是从百日维新到清廷新政的科举改革思路，虽然一直在强调儒家伦理的“统率”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全盘西化”的思路，即整个地摧毁中国原有的教育体系和铨选体系，移植西化的学校体系。
也许，很多人要责怪我的说法太过时，或者说太陈腐，居然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还为科举制度招魂。但是我想，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已经完全有理由对当时发生的种种事情做一客观冷静的再估价。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历史的天平上，评价的刻度是合适而非“先进”。
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梁启超关于科举改革建议的上策，事实上清廷新政就是按他的方案实施的。梁启超的方案是“合科举于学校”，入小学就是生员，入大学就是举人，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在此之后，清廷新政更具体地参照西方学校制度建立了大、中、小学系统，人们将小学生比之生员，中学生比之为举人，大学生比之进士。
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其一，这种合科举于学校的设想在中国教育体系改革之初是可以勉强行得通的，因为无伦小学、中学和大学，能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数很少，学校数目也少，大学就更少，所以大、中、小学生的比例大体上与过去进士、举人、生员的比例相当，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学校在校人数日益增加，而中、小学又势必走向普及化，这样的话，那么“类生员”、“类举人”就会俯拾皆是，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铨选制度替代物的意义了。
其二，新式教育办起来之后，学校不可能统统由国家来办，即使全由国家兴办，程度也不可能整齐（连大体整齐也办不到），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程度、水平肯定是杂驳不齐的，这样，选官的尺度如何掌握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其三，以学校的考试来取代选官的专门考试，看似可行，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无论是普及教育的中小学，还是专门高等教育的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它们的考试只是保障学生完成学业的手段，其目标是面向社会的，而非针对官场需要的。也就是说学校里五花八门的层层考试，并非专门为选官而设，也不可能专门为选官而设，显然由这些考试来把关，是不符合选官需要的。
最后的结论就是，铨选制度与学校是不能在近代环境中合而为一的，想以学校取代科举，看似想法很新，实际上却还是传统社会科举学校一体化的老思路。在传统社会里，当学校的教育目的只在于掌握一定文字能力和道德养成的时候，无疑是可以将学校纳入科举的范围（这一点恰恰是传统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病所在）。但是，在近代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情形就不能重演了，因为近代教育最后进入社会的成品，应该是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既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更有自然科学的各门各业，而且社会愈进步，愈发展，专门化的趋向就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选官制度就不再好包容学校了。在清廷新政时期，清廷曾为归国留学生安设了许多诸如农科、工科、医科、甚至牙科进士、举士的头衔，事实证明这并不合适，弄得不伦不类，反倒成了笑柄。
以新式学校制度取代科举制度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此举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一些外国学者指出：在清代，中国“除人烟稀少和赤贫的地区之外，教育在所有地方都很发达，这个事实表明，清代中国相对来说具有一个现代学校体制结构的平衡基础。但是，当清末的革新派后来真去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之时，他们却另起炉灶，而不是在原有的教育基础上进行改造。如果说，中国本土教育在模仿西方的教育引进中国之后还坚持了50年之久，那倒并不是因为新派教育家对它的关心，新派教育家跟它这50年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也许，这些外国学者可能对中国传统教育体系评价偏高，但无论如何，新旧教育体系的衔接的确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问题。自从新政之后，中国新旧教育就成了两层皮，相互不相干（尽管没有了科举，农民还是更偏爱于旧式的私塾，居然使其在民国时期一直存活下来，有的还演变成具体的技艺教育），原来旧教育的基础，从硬件到软件都不在新教育体系中发挥作用，这实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既然许许多多旧式的士大夫可以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接受新学，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原有的教育基础上加以改造进行新教育呢？另起炉灶在近代化教育的转变时期，显然成本要大大高于旧瓶装新酒，而且在效果上也不见得就好。
其次，科举被废掉之后，一下子就将原来显而易见的士人上升阶梯撤掉了，而新的学校系统又不能取代这种阶梯，而这个阶梯是中国社会士人阶层社会向心力的维系点，没有了类似的阶梯，士人的心就散了，地位也随之下降，作为社会的精神领袖，他们地位的动摇对于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有害无益。我们从后来的社会历史中可以看到，尽管大家都在骂科举，但是从老百姓到上层文化人，对于有过功名的人还是相当的尊重，谁家祖上有过有功名的祖先，一直是件值得夸耀的事，老百姓一方面将中学生比之秀才举人，但同时又认为中学生远不如秀才有份量。这种心理表明严格的铨选考试，确实有凝聚人心（至少是士心）的作用，丽这种作用是学校制度无法完全取代的。
其三，科举的骤然被废（虽有几年过渡，但还是相当仓促），使得原有获得功名的人身价跌落，而其他人又不再可能借科举获得社会地位，而新式教育由于条件所限，一下子还容纳不了如此多的读书人，况且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庚子之后的大赔款）造成的中国社会普遍的贫困化，许多人根本无力接受新式教育，大量贫寒士人的出路问题骤然紧张起来，他们不得不去投军以寻求出路，但是新军又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于是社会矛盾就更加尖锐化了（投入新军的士人，其怨望之情也日益高涨）。士人变成了士兵，甚至欲为士兵而不可得，标志着整个社会的重心正在由文化阶层向武化阶层转向，政治上的军阀统治已经不远了。
中国传统的科举与学校制度合一的体制，与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最大的不同，一是前者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实行意识统制，保证官方意识形态在知识界的统治地位。思想和学术自由精神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社会提供人才，提高人口素质，而是推行一种道德观念，同时为行政系统选拔“德才”兼备，但并不具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人才，确保统治机体的不断更新血液。教育不折不扣地是政治的附庸，教育就是在为政治服务。
为了确保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属性，所以才将学校体系与科举紧紧绑在一起，所以中国的教育体系基本上将除文字传授与道德教育之外的专业技能教育排斥在外，连十分有用的算学在教育体系中也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社会教育体系，不仅对社会的进化，社会分工的进步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有阻碍作用。中国的自然科学没有科学只有技术，而技术在学校中根本没有地位，只存在能工巧匠的口传心授中，这样自然科学技术自然很难发展起来。专门的经商、金融技能掌握在商家师德相承之中，系统化和科学化根本就谈不上，甚至连作官最基本的知识与本领，诸如钱粮、河工、漕运乃至公文诸技艺也掌握在幕僚师爷和胥吏手里，能干的官员必须以吏为师才会有所作为。中国的教育不符合近代化的要求，关键在于它与科举制度混一，将两者分开，才是教育改革和科举改革的正确思路。对于分开后的科举制度和学校体系，均可以适当地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最初的改革。可是，我们当年的改革家们恰恰采用的是老思路，仍然让两者合而为一，同时又让铨选制度实质上被取消，而学校体系的建立又亦步亦趋地学西方、学日本，另起炉灶。 科举改革与教育改革必须同步进行，首先的一步是要将两者分开，可惜当时的先进入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虽然也发现了西方教育体系与中国的不同，但是只把眼光局限在西方教育的专门化上，当他们发现西方“农有农士，工有工士，商有商士，兵有兵士”的时候，却认为只需将西方学校制度搬过来就行了。对于西方所无的科举制度，心中只把它视为累赘，甚至是视为近代化的阻碍，全不计中国的国情和士情。
现在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科举制度虽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正如传统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一样，传统的制度也并非尽是“封建性的糟粕”，甚至可以说，科举制还是世界铨选制度中比较不错的一种，现在西方人已经承认，西方的文官制度事实上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科举考试这种形式并非传统的糟粕。其实，在清末民初的“通人”中，也有对科举说公道话的，像瞿兑之就说过：“明、清两朝士夙受科举制度之钤束牢笼，其害不可胜言。然白丁得一第，顿可昂首青云，社会阶级亦缘此铲除不少，以视六朝以门第埋没人才，终觉此胜于彼矣。”
科举与学校制度的改革可不可以实行旧瓶装新酒呢？我以为应该是可以的。科举制度自不必说，从它确立那天起，考试的内容就是不断在变化，最后变成八股，当然是它的不幸，但这并非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罪过，同时也说明了在同一种形式下，内容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从百日维新到新政初期的实践中，也说明了旧瓶装新酒是完全可行的。
至于教育制度，应该区别对待，在小学这一层次，旧瓶可以利用，因为只要在原有的文字教授基础上再加一些算术就可以了，至于教学方式的改革，那是可以慢慢过渡改善的。而中学、大学当然应该学习西方，但书院这种形式也不可简单废弃。因为毕竟那种学习研讨的学习氛围还是相当可取的。
铨选的难题是世界性的，直到今天，世界各国是否敢说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恐怕也难说。对于当年中国刚刚了解了一些粗浅的西学知识的中国改革者来说，让他们在那种情景下能清晰地意识到今天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只是从戊戌留下的铨选难题，到今天仍然需要我们来继续探讨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