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村图”的故事
凭着扫平太平天国的“功劳”，李鸿章在短短十余年间由一个无足轻重的“词臣”一跃成为清廷的柱石，清朝以后的历史与他从此有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在日后的年月里，他坐得最久的位子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位置上，李鸿章上千朝政下推洋务，干了很多大事，签了若干条约，练了一支当时远东第一号的北洋水师，随即又将它葬送了。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谈及这段历史就要将李某人痛詈不已，不过，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主持修订《畿辅通志》就马马虎虎算一件（至少史学家不该再骂）。虽然出面编撰的是著名学者黄彭年，但李鸿章“领导”之功亦不可没，修订这个地方志，看起来上上下下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各州县要将自己所辖的每个村庄人文、地理、社会等情况调查清楚，开列成册，并绘有各村地图，作为编撰《畿辅通志》的素材，这些素材有几份流传了下来，人称“村图”。
村图上图文并茂，图上绘出“村”的地理位置，离城的远近，周围的村庄与集市，还有村上房舍与田地，水井与庙宇，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与图相配的文字，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编织在那个地理空间的社会制度网络。在所有村图的说明中，关于村中“人”的列项，大体上是这么几类：在籍官员、举贡生员、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是乡绅，在农村属于社会上层，而穷民和残废属于乡村中的弃民，居于社会最低层。居于中间的耆老和节孝，一则老而有德，一则守节孝敬，都与道德有关，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至于一般的农民，从没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农夫，一概榜上无名。
村图中对村人的这种排列，倒是有意无意像一种中国传统农村政治文化的说明。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农民自然对这些人有仰视之感，而上头的政权在处理所有涉及乡村的政务时，也首先要顾及他们的意思。不过这些人成为中心，主要并不是金多和地多，而是他们头上的功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们有文化，会念子曰诗云，能开笔作文。宋朝的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科举制度在，地位与金钱都可以通过有志于读书，确切地说是有志于科举考试换来，不用说争得了功名的举人秀才，就是进考场混过一回的人，就比没进过场门的要牛气几分，可以穿长衫，自称生某某，在乡人眼里，他们就是比只在私塾里混不敢上场的人强不少，自然地位也要高些。难怪有俗语道，“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挣口气”。一般说来，乡绅在乡里社会说话分量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在农民眼里，他们是知书达理的人，而所谓的知书达理，是因为他们明了正统儒家伦理的道理，因而拥有道德解释权和评价权。乡里社会几乎所有“露脸”的事都需要有他们的主持参与，至少，有了乡绅的参与，乡民的婚丧嫁娶就有了光彩，儒生不再仅仅是祭礼上的祭司，而且成了重大事件的主心骨，众人瞩目的焦点，排纷解难的仲裁人，就像过去丧礼上的牌位所有该写的都写好了仍然需要有人用朱笔“点主”一样，乡绅的作用就是这么“一点”，在笔意上虽然未必是画龙点睛，但在精神上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当然，乡绅几乎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功名本身就会为功名的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功名级别越高，带来的好处就越大，君不见，《儒林外史》中，范进进学（中秀才），换来了胡屠户的一串大肠，而中举则房子、土地并带仆人老妈子一齐来也。当“知识”变成了金钱时，往往又会进一步催生功名，所谓的诗礼之家就这样出现了，虽然未必会传之百代，但在传统社会，毕竟上几代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后代考取功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乡绅在农村中的权力来源，首先和第一位的，不是经济实力，一个土财主不论有多少土地和元宝，都未必会换来乡民的尊重。
有功名的人受到尊重，象征着他们拥有某些配置性的稀缺资源，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权力，虽然生活在乡村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被编织在具体的行政网络之中。乡绅权力的最初来源无疑是传统政治体制对于读书人的重视，自春秋战国以来，无论何种选官制度，对统治体系的填充，“士”都是主角，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很贵族化的九品中正制下，贵族也大体上要同时具有“士”的身份。科举制度实行以来，读书可以制度化地将一个乡下人通过一种固定的管道变成国家官员，乡绅无疑大多从这个管道经过，而且被官僚体制所吐纳，不是候选官员就是卸任官员，具有来自正统权力体系法定的身份，来自权力体系的拉力赋予了读书行为以神圣的官方色彩，而伴随着选官与教育体制合一的制度化的教化推行（教化的内容儒家伦理对于乡里社会也有相当大的亲和性），无疑极大地强化了乡民之于读书人、读书行为以及文化典籍的神圣感，乡民们对读书人特殊性的认可成为了习俗，成为一种内化行为，这不仅为乡绅的权力提供了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化为了一种权力的来源，即使在暂时脱离了上层的权威支持时，乡里社会依然会认同读书人的特权。读书行为被神圣化，不仅反映在读书人拥有乡里特权，而且反映在乡民对这种行为的仿效上，从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私塾和义学，乡间的男童大多数都要进塾学上那么几年，尽管最终能学出点名堂的像白乌鸦一样的稀罕。
实际上，乡里社会在认同读书人特权时，同时还赋予了他们乡里道义与礼仪的内涵，他们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与朴素的乡里道义混合性的象征，这多少冲淡了乡绅身上的官味，从某种意义上也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之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行为要合乎这种规范，一旦他们逾出自身的角色规定的道德约束行事，不惟有被士大夫群体唾弃的危险，而且也存在丧失自身文化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可能。
乡绅也是分层次的，张仲礼认为生员属于下层绅士，优贡拔贡到举人为中层绅士，而进士为高层绅士，而村图中将乡绅分为“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两级，虽然按清朝的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中了进士才能作官，但在现实中存在少量的由贡举直接入仕的以及数量并不太少的捐班，在村图所反映的19世纪70年代，捐班的数量相当庞大，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在籍官员的地位并没有贡举高，当然如果官做得足够大则除外。由于贡举的名额非常有限，在多数乡村中，有贡举和副榜功名之人应该就算很了不得了，他们与在籍官员一道构成了乡绅阶层的上层。他们出于身份的缘故，一般不会担任乡村基层政权的任何职务，乡约、里（保）正这样的“乡村干部”，却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而生员一类的下层绅士在乡村的地位显然要差得多，如果他们经济实力比较薄弱，是个穷秀才，那么说话的权利可能就更小，但至少比一般农民的声音要大。另外，乡绅还有文武之分，文举明显高于武举，文秀才也比武秀才神气许多。在村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官排在武官前面，武生排在文生后面。自然，对于绅士们在乡村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乡绅个人的能力、修养、人品和年龄以及在宗族中的辈分等等因素也会使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提高或者降低几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功名这一项。
在村图上，除了乡绅之外，还点出了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四类人等，前两项实际上体现着乡村政治文化的道德指向，维系农村的社会政治秩序，长幼有序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村中具有一定德性的男性老人如果在村里的事务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的话，至少在面上（形式上）必须受到尊重，传统农业社会出于技能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尊老习俗，与政治上的秩序需求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即使是乡绅政治，年龄依旧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层次上，年纪大的就比年纪轻的说话分量要重，如果村子小到了连个秀才也没有，那么也许就是长老们说了算。节孝是指贞（节）妇与孝子，只有在这里，女人才会露面，也就是说，女人只有变成了含辛茹苦的节妇，或者守寡经年，或者殉夫而死，才可能为“政治眼”所关注，而她们与孝子一道，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象征，维系着传统农村的政治秩序完整，并没有在政治上说话的权力。
至于穷民和残废则属于农村中的最下层，非鳏寡孤独即丧失劳动力的废疾之人，他们最穷苦，日子过得最艰难，从政治的角度他们也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传统政治中经常被统治者顾念的人群，这群人的状况在某种情况下是统治状态的晴雨表，这群人自身也往往是“上头”表达“德政”的对象，同样，作为村政的一种表达，乡绅们也必须定期对这些人施些惠，或者通过某种手段让富人出点血泽及穷人，传统乡村自身就存在着对这些人的救济机制，通过对最贫困者的救助，以稳定整个乡村秩序。
还有一些村图上没有明确点出的阶层和人物，实际在乡村的权力结构中也拥有一定的地位。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宗族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北方的宗族在组织网络上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完备，实力也比较弱，但依然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村图上没有直接将宗族显示出来，但是它标有义学和义仓两项，按惯例，这都是宗族所建立和管理的，所以实际是曲折地透出了乡村宗族在政治中的份额。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都有宗族组织的存在，南方的宗族势力相当强大，像无锡七房桥的钱氏，不仅有完善的组织，而且拥有庞大的族产，有义庄、义田和义学，在动乱年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出自卫武装。北方的宗族势力相对比较小，但至少也有祠堂和茔地（直隶的村图大多数村庄都没有义仓，义学也不多）。单一族姓的村庄，族政即是村政，虽然族长未必与里正合一。族中各分支在村政中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分支功名的分量和出仕的情况，其次就是各分支男丁的人数。多族合居的村庄，各族在村政中的发言权同样取决于各族入仕以及功名的状况，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族长都是乡绅或者类似有地位的人，但宗族其他的管事人员则未必是读书人，有的宗族乡绅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也往往由另外的人出来管事，这些依凭宗族组织的头面人物，无疑在乡村事务中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
最后，我们看见村图上还标明了各村的庙会和集市，它们是乡民们贸易、娱乐加交际网络中的节点，原则上它们都不在居民区内，但又离得不会太远。庙会是定期举行的，但其原有的祭祀意义早已淡薄，人们赶庙会不过是借敬神的名义交易、交际和找乐。集市是乡民生活网络中交叉的集合点，大一点的村庄都有集市，乡民或许一、三、五去那里，二、四、六上这里，有集时摩肩接踵，热热闹闹，集散则人去地空。各村还有许多庙宇，真武庙、关帝庙、娘娘庙等等五花八门，绝大部分没有主持，如果有的话和尚道士往往混在一起，丝毫没有宗教上的界限，木门店村的村图上，村东头，有座关帝庙，村西头有座娘娘庙，不过，关帝庙在村中街道的中轴线上，而娘娘庙则要偏一点，显示出乡民对它们各自“神格”的看法。
庙会、集市以及各村的庙宇除了各自的社会功能之外，对于村政也有相当的意义，比较大的集市的管理人背后往往有强宗大户的支持，而官府也要通过他们实现税收，也可以说，他们是农村社会与官府连接的又一条管道。庙会的背后常常有各种“香会”的背景，香会是一种民间非政治性组织，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挥一定的政治功效，在农村香会的组织者由于其组织才能和资源，同样可以争得一定的发言权，与香会头目地位相近的是“戏头”，庙会、集市和大一点的庙宇往往是乡民农闲或者有事（如求雨）时演戏的场所，演戏无论是外请戏班还是农民自演自娱，均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没有个三板斧显然是不行的，类似的能人，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是自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拳会和各种名目的民间教门和帮会在清代一直处于非法和半非法的状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被取缔和消灭，因此乡村社会也必须默认它们的存在，并且由于它们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其他资源，往往不得不在乡村权力结构中为这些民间组织的头目（即杰出的光棍和半地痞们）留下一定的空间。
我们看到的这份村图绘制的年代，西方已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圆明园被烧了，外国公使也已经堂而皇之地驻进了北京，南方的一场农民大起义刚刚被扑灭，但是除了多了几个捐班出身的官儿，大多数北方农村此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说，挂在李鸿章名下的这份村图，基本上反映的还是传统社会农村的社会政治状况，解剖这个麻雀，可以一觑传统农村社会之一斑。
我的老师程歗先生曾经在华北农村一个村庄做田野考察，在调查中，得知该村的“能人”有这样一干人等：“张义、长茂、二刀黄，包麻子、董五、王庆祥，陈祥、大刀、董石璞，西街有个抓山李，道北有个溜地杨。’顺口溜里的董石璞，有财产有功名，是在官面上吃得开的核心人物。张义是个不大讲理的肉铺老板。王庆祥是到处串村的风水先生，号‘小诸葛’。‘抓山李’和‘溜地杨’是两位好打抱不平的讼师兼教书先生。陈祥是聪明能干的小商人，在村里修戏楼时设计了一个不动台柱换楼顶的方案，外号‘大主意’。其他五位都是以看青、赌博和四处谋食为生的穷汉，以敢作敢为著称。至于人们对该村最大的一位土财主董兆玉却不屑一顾：‘一辈子连一条新鲜黄瓜也舍不得吃的看财奴！”’这些“能人”的排列，虽然已经带有晚清社会变化的浓重痕迹，一些流氓气十足的“光棍”居然也列入“能人”的行列，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很可能他们中的若干人就会进入“有枪阶级”，从而徒然发起来。但是，就这个调查所反映的时代，也还能反映传统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大致模样，正好可以为我们解说的村图，做一个注脚。
乾隆的威仪与英国人的半跪
当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几十大箱子装满了各种仪器、速射炮和舰船模型礼物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这些奇装异服、金发碧眼的异邦人最想见的乾隆皇帝，已经年逾80，在金銮殿的龙椅上坐了58年，再有两年就赶上他大名鼎鼎的爷爷康熙，成为中国皇帝群中少有的寿星。老寿星打了几个大仗，积了若干钱粮（又花掉了），养了一堆儿女，游了几回苏杭，还写了成千上万的歪诗，自我感觉是“十全老人”。可是“十全老人”这回却碰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全之事，就是怎么打发这批英国佬。
现今的许多近代史论著在提这件事时，都忘不了骂一句乾隆以及满清大吏的狂妄自大，其实实际上，从“君临天下”的乾隆到权倾朝野的和珅以及接待英国使团的各级官员，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都谦和得可以，至少大多数时间都堆着一脸又一脸的微笑。因为从来中央帝国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自封的，至于外夷怎么看中国，认不认中国皇帝的账，大家从来是闭上眼睛做阿Q，外夷只要不前来捣乱，大抵上都是取怀柔政策（当国力差的时候，打上门来，更是情柔甚至贿赂献媚），好在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女人和财物。像英吉利这种只闻其名，连在哪儿都弄不清的国家，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一向没人操心。对于老外前来上贡，中国人总是半分欢喜半分愁，因为对贡品加倍的赐还，每每令主管财政的官员头痛。对上贡比较积极的国家，其实无非是利用中国人的虚荣心跟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交易。正因为中国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自大，所以对付这些始终不肯跪拜的洋人才成了难题，如果当时的满清朝廷真是像我们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狂妄，何不将这些“不自量力”，想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的红毛鬼拿来杀了，或者像演义小说上讲的那样割去耳朵放回去，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再说英国人，虽然背后是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殖民地遍及地球的日不落帝国，乘着装有64门大炮的战舰，并有四艘护航舰，威风凛凛而来，但是由于来之前听到的都是中华帝国如何富庶强大的传闻，尽管身临其境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行动言语还是处处透着小心谨慎。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和贸易关系，也就是说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场”和平地打开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市场。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号称世界工场场主的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自己就收了起来，几乎对所有见到的中国人，都尽可能地表示了友善甚至迁就的态度。当某些脸皮比较厚的中国官员顺手牵羊地“顺”走他们身上的英国刀时，他们居然会装着看不见；所有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明明是平等的馈赠，但是一路上都被别有用心的中国官员插上了“贡品”字样的小旗，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其实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一路都装不知道。
中国人一脸堆笑外加美味佳肴的“怀柔”，碰上英国小心谨慎的忍耐，按道理马戛尔尼使团的访问应该大获成功才是，然而事情的结局恰恰相反。问题就出在跪拜和磕头上。
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看来，人生了屁股就是为了要挨板子的，生了膝盖就是为了要下跪的。所以凡是人，见了皇帝三跪九叩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外”不见皇帝便罢，要见，就必须跟中国人一样下跪，哪怕你跪过之后把中国皇帝骂成狗屎，哪怕你在外面说自己才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凡是一睹“天颜”者，都跪了，马戛尔尼之前，有些西洋人也跪了。比如传教士们，还有葡萄牙和荷兰的使臣们，在矮下去大半截之后，得到的好处无疑是大大的。但是，马戛尔尼使团却不是来占小便宜的，他们要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要的是中国这个四万万人的大市场，要的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为了这个他们宁肯吃点小亏，给中国皇帝送上一份大礼，但是绝对要坚持中英两国对等地位。固然他们此次来华并不想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用炮舰轰开古老的城墙，再插英国的国旗。但是却也带了一支颇具威力的舰队，在礼物中别有用心地让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占了最大的比重，其中还有一个英国当时最大的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君主号”的模型，无非是在“暗示装备有六十四门火炮的狮子号（即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战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当英国人看着中国人只能带着惊惧仰视高大的英国战舰时，不管怎么说心里都是很得意的。有了这样的底气，他们当然不会让他们的国王陛下在乾隆面前矮下一头去，所以执意不肯和其他的“夷人”一样行跪拜之礼。
当明白了英国人来华的真实目的之后，接待的钦差和地方大员真是悔之不迭，他们原以为这些大老远跑来的“蛮夷”真的是诚心向化前来进贡的，早知如此，他们还不如干脆不让英国人上岸算了，大不了英国佬给逼急了打将上来，搅扰一通，只要瞒住皇帝老儿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人给当“贡使”接上来了，乾隆兴致也来了，非要见见这些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向慕天朝”的蛮夷不可。要见乾隆的马戛尔尼是前来平等谈判的使节，而他所要见的乾隆却以为他是向慕天朝教化的贡使，双方一碰面，西洋景非拆穿不可。
所以，接待英国使团的官员们一路上一面向乾隆“谎报军情”，说英国人如何如何地恭顺，甚至编造出英国人见了皇帝影像都毕恭毕敬的瞎话；一面又拼命地说服马戛尔尼，好让他见乾隆的时候屈下他的双膝。什么招都使上了，几个接待大员累得唇焦舌烂，要说马戛尔尼是榆木脑袋一点窍也不开那倒也未必，最后人家还是做了让步，说是他只能按见英国国王之礼--单腿下跪来见乾隆，如果非要他三跪九叩不可，那么中国的大臣也必须对着他带来的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的礼。按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斯当东的说法，后一种变通英国人是吃亏的，因为中国官员向英国国王行礼，“可以在一间屋子里举行，不对外公开，而英国特使向中国皇帝磕头则是在一个盛大的节日，在属国君主全体大臣的面前举行，这件事还要在邸抄上大书特书。”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办法其实更让中国人无法接受。在中国很难想像人们还会对除了九五之尊的另外的什么活物三跪九叩，如果一位高级官员竟然对蛮夷之主行君臣大礼，即使是皇帝“特批”，他和他的家庭也会因此蒙羞百世。所以，马戛尔尼的“让步”，根本就没有可能被转达上去，因为谁都怕万一被选中成为那个向英国国王画像磕头的人。
此时的乾隆虽然已年逾八旬，但身体依然健壮，头脑也不是太糊涂，他不在北京接见英国使团，偏偏让他们去承德避暑山庄，实际上是打算乘木兰秋祢之机，让这些在他看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化外之人，在大批生番熟夷对他的欢呼礼拜中，领略几分天下共主的八面威风。按清朝的惯例，所谓的木兰秋祢，并不是皇帝没事去打打獐狍野鹿，而是为了威慑拉拢与柔化边疆少数民族。当然，如果有这么一批大老远漂洋过海来的英国人前来“上贡”，无论如何都是给乾隆老儿脸上添彩的事。
英国人终于到达了承德。当和珅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没能说服英国人见乾隆时把另一条腿的膝盖也着地，西洋景到底被拆穿了。无论是乾隆还是马戛尔尼似乎都明白了原来他们各自都有点一厢情愿，英国人不是来倾心向化的，中国人原本就不打算跟英国人见面的时候讲“平等”。可是这个时候，想要不见这些英国人已经很难了，因为风早就放出去了，见了，人家不跪皇帝脸上不好看，不见，也照样丢脸，说不定仓促之间连个借口都拿不出来。不过乾隆毕竟是乾隆，五十多年的皇帝饭没有白吃，他马上下了一个诏书，非说英国人远道而来，“不谙礼节”，其实态度倒是“恭顺”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想跪，但还没学会。接下来，乾隆居然按原定计划在众多的蒙古王公以及回疆部落的首领面前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行的礼甚至比见他本国君主还要简化一些，只是单腿下跪，并没有去吻乾隆的手，这倒不是马戛尔尼偷工减料，而是乾隆自己感到不习惯，不乐意让自己的手被长着一脸胡子的洋人“啃”。这时的乾隆在心里只管将这位马戛尔尼勋爵当成了乍见玉皇大帝的孙猴子，随他唱个大喏便了。在一大片一而再再而三跪倒在地的中国官员和少数民族王公之中，英国人的确称得上是鹤立鸡群。不过，乾隆似乎要比玉皇大帝器量大些，在听说英国使团里有个13岁的孩子能说几句中国话时，就把这孩子叫到身边，当场让这孩子说了几句，听罢不由“龙颜大悦”，居然摘下身上的一个槟榔荷包赏给他，这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在赐宴的时候，乾隆还几次叫人把他认为好吃的菜端到英国人面前，反倒不理那些对他三跪九叩的各族王公们。英国人虽然不能深切理解这叫赐菜，代表着格外的恩典，但是心里也感到相当舒服。
从事后的记载看，英国人对乾隆的态度非常满意，一时间，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使命成功的曙光。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乾隆对那个英国孩子大加青眼，不过是奖励他“倾心向化”--学了几句中国话，而赏菜也是中国人老一套对蛮夷的怀柔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们乖乖地纳入我的天下之内，老老实实做“贡使”。可惜的是，顽冥不灵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体会到乾隆的苦心，反而更加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求在中国派驻使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对于这样不识相的蛮夷，器量大的乾隆最后也耐不住性子了，在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给了英王一份强硬而傲慢的“敕书”之后，英国人奢华而新奇的礼物被原物奉还，英国使团在严密的监视（实际等于押送）之下，被送回到他们的船上。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至此完全失败，大概是所有外国使团中的第一次，他们拿回的东西，抵不上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过也和别人一样，拿到了一张据说是乾隆亲笔写的“福”字。
关于英国人的“半跪”，中国人一直悻悻的，后来把事情传成了这样：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双膝跪份，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英国人回去以后，倒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会编故事，使团的随行人员，用他们的笔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使团随行的画师，像摄像机似地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事象，当然也有我们的炮台和士兵。从此以后，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野心勃勃的西方人，看到了一个封闭、落后、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帝国。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事，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国人议论得很多，绝大多数的说法都蕴涵着清朝“封闭保守”这样的潜台词。许多人会为名声赫赫的“乾隆爷”居然为了单腿还是双腿下跪这种礼仪小节斤斤计较而不解，甚至为中英双方没能在那时建立正常的关系感到惋惜，因为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悲剧了。总之，大家对中国的王朝和王朝上高踞的皇帝已经有了太多的指责甚至嘲骂。不知怎么，我每当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无法气壮如牛地讥讽那些似乎很蠢的蠢事。我总是在想，如果让我回到清朝，做这个皇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比乾隆与和珅们更明智些？
中国的传统王朝的立国基本理念，尽管有人说是王霸杂用也好，外儒内法也罢，但都不能否认传统王朝实际上是礼制国家。礼，不仅意味着外在的典礼和规矩，更意味着内心对统治和秩序的认可。国家政权通过礼在形式上演习与遵行，内化意识深处的服从。在礼制国家里，有些在今人看来的细枝末节，在那时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凡是涉及到礼、礼仪、礼制的事都是国家命运所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中，弹纠官员的御史，居然有一半的人员专门呆在朝中，一门心思专管看着哪个官员上朝冠服整不整，行止合不合规矩，再就是盯着大臣们的上报文件合不合程式，为什么明朝的“忠臣”们会冒着被打烂屁股的危险，冒死诤谏皇帝不合礼仪之举。理解了为什么哪朝哪代都有因“失仪”而丢乌纱丢脑袋的“屈死鬼”。由此看来，英国使团不肯双腿跪下，违反了基本朝仪，只要这个国度还没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会为“水门事件”大动干戈一样，法制国度法制是生命，礼制国度礼制当然也是生命，至少他们当时将之视为生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哪怕一丁点对礼仪形式上的违背，都可能导致内心的混乱与不臣。“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心中贼一旦野性大发，像李逵一样拎着两把板斧，要杀上殿来夺了鸟位，那可如何是好？
再说“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一般人在这样指责清朝人的时候，另一个潜台词则是说我们的汉唐盛世曾经开放过。其内在逻辑无非是说，中国有一个特别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到了明清就衰落了，所以才会如此这般地封闭保守。其实，中国自从确立了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礼制国家结构以来，开放与封闭这样的现代话语从来对之就是方枘圆凿，根本对不上。只要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就来去自由，于是海陆就商旅不绝；要是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那就禁海，于是大部分对外贸易就转入地下，这一切，与所谓的封建社会衰落并无关系。连传统一向为人诟病的天下观，也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感觉，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内在的图景。这个图景与礼制的金字塔是同构的，人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可能破坏这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所以才会坚持认为自己处在金字塔的顶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凡是王朝的实际控制区以外，谁冒犯了这个天下观的图景，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乎。日本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在家自称天下共主，历代王朝都知道，可是谁都装不知道。琉球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对日本人称臣，中国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就更说明问题了，人家不仅撕破了你的天下图景，而且当众冒犯了你的礼制，也不过就是打发人家走人完事，一丁点的惩罚都没有。国人臆想中的天下本来就可伸可缩，门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开放封闭又从何谈起呢？
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马戛尔尼勋爵都是永不疲倦的历史解说员，隔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