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了，我们该怎样说话？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发黄了的旧书，是前几天整理书架的时候翻出来的，名字叫做《新名词综合大辞典》，上海大地书店1950年7月初版，1951年1月增订再版。看着它灰头土脸的样子，估计是出身于十几年前的旧书摊，那个时候卖旧书的非常可爱，凡是旧书一律在原价上打折，赶上运气好还能碰上论堆甩卖的，弄上一纸箱也就十来块钱。那是我淘书的黄金时代，这书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溜上我的书架。当初买它的时候，估计准是论堆来的，所以没想过会有什么用，再翻出来的时候差点没给丢到废纸篓里去，几乎在那要扔非扔的一瞬间，我瞥见了“新名词”三个字，这么旧的书，居然讲的是新名词？
不管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时光总是在向前流逝，隔几年就会有新名词涌现，跟改朝换代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汉朝初年说的其实还是秦末的话，大唐开国吐的也还是上一朝的旧词。明清更替，人们不过收敛了几个关于“狄夷”的词汇；民国成立，也就是皇帝变总统，提督变司令，当时的报纸曾经兴奋地嚷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片卡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漫说这边兴了那边是否真的灭了，就是真的新的灭了旧的，也不尽与政治有关。但是，新中国的建立却不一样，因为它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随着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被整合到了一个个组织中去，可能在家里还可以开你的老腔，可在会上或多或少都要冒几个新词，不然，就意味着你落后了，甚至……话语的转换，以政治为中心在转，等到日常的说话也掺进了新名词时，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就政治化了，也可以说，一场话语转换就完成了。
所有的人（除了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走到街上，不认识的人一样叫他同志）都叫“同志”，做所有的事（除了吃喝拉撒，特殊情况连吃喝也算上）都叫“革命工作”，找到了职业叫做“参加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工作”，所有的公干所在都叫“单位”，每天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政治学习”，你要“靠拢组织”，交“思想汇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可能的感觉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农民不会新词是可以原谅的，到70年代，村里的支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解为“大伙批你一顿，我再批你一顿”的还大有人在，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就麻烦了，在解放了的明朗的天之下，如果大学教授还把“革命”理解为“汤武革命”的鼎革更命，将“斗争”还像旧中国那样说成了“争斗”，那可怎生了得？所以他们要“脱裤子”，“割尾巴”，“洗滚水澡”，用上得了辞典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即使这样，我们看看当年老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胡适的文章，依旧新名词用得别别扭扭。于是乎，基于同一个理由，聪明的人几乎是在被解放的同时，拉上些老革命的知识分子，编了这本《新名词综合大辞典》，辞典问世之后看来很是畅销，半年之后就出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本辞典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词，比如“群众”、“基本群众”、“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以及“宣传”、“鼓动”、“调查研究”、“民主评议”，其中有些显然火药味比较浓，像“斗争”、“斗争性”、“反动”、“反动派”、“反革命”，和让许多人至今一听到就打哆嗦的“坦白”，不过看来在那个时候“坦白”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惊心动魄，该项词条的解释是：“就是没有隐瞒。指当众执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公开诉说出来，并表示悔过，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见该辞典第90-91页）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有许多尾巴没有割干净的知识分子，只要“坦白”了一次．以后就可能接二连三地“坦白”下去，“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似乎没有可能，至少在他上面和周围的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真是“想改也难”。
害得某些“小知”和“大知”屡屡要“坦白”的东西，在这本辞典中也有明示，它对“个人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与集体主义对称，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进化的目的和内容。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认为每个个人必须完全从任何社会羁绊下解放出来，应当以自己的志愿为方针。近代个人主义者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一种反动思想了。”（大辞典第83页）既然“个人主义”被判定为“反动”，估计也只好当过街老鼠来对待了。“自由主义”的命运也差不多，辞典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工具了”。而且在略述了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后，最后的判词是：“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能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大辞典第85-86页）进入革命时代以后，有谁不想进入“集体组织”，或者能不进入“集体组织”呢？所以如果你的身上“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尾巴根还在，或者人家认为还在，那么就很可能有“反动”和“恶劣”的噩梦缠着你。
在这本辞典中我还找到了表明“王实味思想”的词条，上面是这样写的：“王实味为一托派分子，他的思想有三个要点：人性论、蜕化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大辞典第56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词条，“大灶”、“小灶”，懂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王实味就是因为自己吃着“小灶”，却偏要对大小灶之分唠唠叨叨，结果变成了某个阵营人人谈之色变的托派，最终丢了脑袋。
让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新词”：“刘宗敏思想”。对于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不用看就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看来，在进城之初，重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有人想着，可是很快，这个词就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显然“资产阶级思想”更可恶，更众“恶”所归，在金钱美女面前看不开，只能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再到后来，待到我记事时，那个进了北京城便大肆收罗金钱美女的刘宗敏（没进城之前未必就不贪财好色），已经在某大作家笔下变得十分可爱了。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你所做的只能是佩服人们进步的神速。
其实，辞典里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新词”，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新名词之新，就是向根据地的话语体系靠拢，所以甚至连根据地的一些口头禅也被辞典郑重其事地收入，比如“大呼窿”、“小广播”、“闹情绪”等等，其中“大呼窿”一词还特意注明“山东话”。从这本辞典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建国初年显然还相当洋气的上海，有一群知识分子正在脱下西装，换上列宁装或者军装，文质彬彬的嘴里拼命学着根据地的土话，其诚心诚意足以感动上帝，可是上帝真的被感动了吗？天知道。
整个辞典里从头到脚都洋溢着革命的气息，正像编者前言里强调的那样，他们一定要坚持阶级立场，“无条件的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惟一“解放前”的痕迹就是一些词条后面加了该词的英文，比如“左倾”为Left Deviation，“大会”为Congress，让人依稀会想到，这本辞典可能是出自谙熟英文的人之手。可以想像，如果这本辞典再编下去，词条后缀很可能会是俄文，再往后，也许所有洋文都没有了，再往后，就要当毒草来批了。
今天，又是一个新名词大换血的时代来到了，据说又有人编了新名词词典，不过，里面除了“电脑”和“网络”就是“酷”和“雄起”，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似乎真的要降临了--阿弥陀佛！
热闹中间的冷想
--现在的农村要什么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的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些热点，像“人文意识”的讨论，学术规范的讨论以及“市民意识”的研究等等，但是由于圈子不大，阵地太少，加上官方的装聋作哑和正统学界的岿然不动，所以，热来热去，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在吞烟吐火，台下的观众虽然比台上的人多了许多，但比起中国整体的读书人而言还是显得少得可怜，所以实际上只能算是些小热闹。
然而，这几年出现村级民主选举，却让海内外学者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不仅学者兴奋，连西方的记者和政客再加上国内的“有关方面”都兴奋。一时间，关于中国农村政权建设的研究成了最大的热门，举国上下，不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拥而上，背靠体制的领到了国家的课题费，边缘化的拿来了国外的资助金，连各级党校系统，也纷纷派出人马直扑农村，大规模做起“田野考察”来了。中国的学界（包括准学界和钦定学界）一时间一窝蜂挤进了“草根时代”。
学界的“草根热”源于政界的“大举措”。大规模自上而下推行的村民选举，从南到北递次热闹起来，在中国非常稀缺的“民主”似乎就这样落到了农民头上。如此“当家作主”的大动作，再加上如此多的海内外学者、记者和官员奔赴农村捧场凑趣，按理无论如何农村都要发生些变化才是，有的人甚至在赶赴农村之前，就预言这将是“大包干”以后农村的又一次大变革，其意义将要超过大包干。然而，好像故意跟乐观的人们过不去似的，从农村传来的消息却并不那么乐观，与当年大包干时中央一纸政策就让农村热气腾腾大变模样的局面相比，即使少数村民选举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面貌也说不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村民们对于上面赏下来的民主，显然没有当年发给的土地承包权那么大的兴趣，在那些境况很差的农村，对于上面来的干部和前来做“田野考察”的学者，村民们最想跟他们说的只是发生在周围的不平事，甚至递上一份份状子，哀求这些农民眼中吃公家饭的人代为转达；而那些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地方，几乎所有的男性青壮年和一部分女青年都出去打工了，相当多的人常年不在家，选举似乎只在那些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妇孺中间进行。看来跟那些听闻民主则三月不知肉味的精英相比，农民对于落到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并不那么在意，他们更希望的是少一点摊派和提留，少一点上面指令的逼民致富的大动作。
农民之所以对村民选举兴趣不大（至少在相当部分的农村如此），主要是因为依选举改造的村制，对于解决农民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处不大。与那些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所想的不太一样，现时期村民自治改革的推行，并不意味是谁对农民的民主权利突然间有了特别的关心，显然是由于农村出了某些相当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危机，村制改造只是被筛选出来看起来比较好的应急方案之一。然而，事实证明，即使实行了这个看起来很合乎世界潮流的方案，危机并没有得到大的缓解。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连带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不仅仅意味着推行了几十年的合作化运动的寿终正寝，而且预示着自建国以来农村政治结构的又一次大变动。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在乡村实行的是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体制。虽然从清末民初以降，不断的政权下移和由军阀统治带动的乡村精英劣化，已经严重破坏了乡村自治的结构，但自治的框框并没有完全从历史舞台上淡出。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将中国农村的政治格局翻了过来，原来的乡村精英连同那些在乡村中尚有口碑的乡绅一道被打翻在地，而农村中至少有相当多的原来最穷，而且似乎也被认为是最没有本事的人翻到了政治结构的顶上。这些人没有原来乡绅所拥有的文化威权，其权力来源基本上是新中国的党和行政体系，以及由这个体系倡导的新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些新的农村领导人只能更多地将自己捆在政权的战车上，由这个战车赋予他们权力合法性，显然，他们是缺乏自治能力的。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全国分散的农户的产品基本上只有一个买主．那就是国家。在国家很难适应与一家一户农民进行交易与核算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被飞速地提上了议程。在很高层次的合作化实现以后，原来的个体农民被完全彻底地拖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国家的行政列车沿着这个轨道自上而下一直通到农民家门口。不仅乡村原有的组织诸如香会、赛会、花会和看青会等自觉知趣地自然消散，连一向根深蒂固的宗族组织也土崩瓦解。像“国家干部”和“国家职工”一样，农民也成了顶着“公社社员”招牌的“国家农民”。国家不仅决定着农民的生产什么以及多少，甚至还管理着农民的生产过程甚至控制着农民的生活。原来农村的公益、教育、娱乐等项活动也均由国家政权出面组织。农村干部虽然并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行政人员，但其行为的出发点却是国家政权的，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为了贯彻国家的意志他们基本上顾及不了多少农民的利益，而由上面发起的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却要由他们来担承，原本就缺乏文化威权的农村干部的威信只能随着一次次运动而下滑。如果不是国家“专政机器”的后援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灌输造成的国家崇拜的支撑，很难想像这些人还能不能支配得了农民。
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使得农村回到了跟合作化以前相类似的状态。大包干一举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拉动了以后城乡的一系列改革，但大包干的确使得农村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的真空。土地承包之后，原来公社系统的干部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管事，原先习惯了的一套领导方式突然之间没了用武之地，农民从事事有人管一下子变成了凡事没人间。在改革开初农民兼顾集体事业的热情，随着对于担心政策变回去的忧虑渐渐消淡，一些农村的公益事业的确处于荒怠的境地，在80年代中期，虽然农村里的新房如雨后春笋，但桥梁道路和村里的卫生状况却差了许多。当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的某些忧虑，实际上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这种道理是建立在根本无视“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吃饭（毛泽东语）上面的，所以与无理同。然而，对于国家政权而言，最大麻烦在于，农村经过几十年的集体化，等于是又逐渐地回到了解放初的状况，国家不得不再度面临与分散的农户进行交易的局面。一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国家在农村粮税的征收，土地以及河渠山地的管理，教育和社会公益的延续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只能依靠行政体系来实现。随着这种“国家事务”日益繁多，在大包干初期门可罗雀的农村干部不旋踵就忙了起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权力机构有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含金量，而原来的一套意识形态道德控制的失效，使得最后一点阻止干部利用手中权力牟利的约束也荡然无存。人们突然发现，农村中的权力资源具有了空前的吸引力，村长、支书、会计甚至村民小组长都可以从日益增长的提留中分到一杯羹。农村中的乡镇政权也水涨船高，像吹气式以十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膨胀起来，一些单靠吃农业饭的县城，机构膨胀的速度甚至比乡镇还快。上上下下，凡是有点门路的人，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关系挤、涌进了基层政府机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镇的各种对口的“助理员”纷纷扩张成了“办公室”，由此多出了大批的“主任”和“副主任”。眼下还相当穷的地方，乡镇政府的办公处往往是最亮丽的所在，而稍微有点钱的地区，乡镇办公楼的规模几乎能赶上省政府。最糟的是基层机构的膨胀都属于编制外的扩张，越扩张农民需要交的提留也就越多（握有权力的干部们自然不会满足于工资和补贴），提留越多，农民方面的阻力就越大，因此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工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基层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固然是一些人“寻租”的结果，但起因毕竟是国家借助行政杠杆控制乡村社会的初衷，只要国家政权还习惯于利用过去的方式实现对农村的控制，那么无论有多少消肿的举措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都只不过是在演一出又一出肿胀和消肿的悲喜剧。
应该承认，现在推行的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本意也含有防止农村腐败，减轻农民负担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村民选举又叫村民自治。但是，现行的村民自治的法规，实际并没有提供处理村级政权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以及村级政权与同级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的依据。而现在推行的村民自治体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与原先的县、乡（镇）、村行政结构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相抵触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乡镇干部，至少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村民选举大不以为然。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全国乡镇政府对于村民选举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抵触不仅仅意味着闹情绪，还有动作，采用最为普遍的方式是控制选举，使他们想要当选的人当选，以方便工作的展开（显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村民选举也就没有意义了）。然而，即使没有人操纵，选举十分公正，选出的村干部真正能够代表民意，也未见得真的就可以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至多能减轻一点在村这个层次上的贪污和浪费，同样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与上级政府的对峙中，选举出的村政权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对于不听话的村长，乡镇政府可以采用许多办法来对付，更可以借上级党组织的名义来压他，用同级党组织来牵制他。而村政权与之对抗的最有利武器，只是更上一级政府的支持（对村民自治法的凭借也主要看县以上政府的态度）。在类似于运动的村民选举高潮中，新选出的村干部自然有可能获得这种支持，可是一旦“运动”过去，可就难说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村民选举中，的确出现了某些能够保护村民利益，敢于与上级政府抗命的能人型的村干部（就像在合作化时代也有过这样的社队干部一样），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势必要进入两头受气的境地，普遍的抗命必然难以持久。
在某些学者看来，村民选举无论有多少弊病，但毕竟是一件好事，通过选举，中国的农民可以学到民主，实践民主程序，作为实现民主的初步尝试，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应该受到赞许的。然而，奇怪的是历史总是会出现某些相似，对现代史有些了解的人，也许不会忘记，在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曾经大规模地推行过村民选举，那时叫“大选”（跟美国人选总统一样），几乎每年都搞，每次选举都要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组织和动员，剧团演戏，宣传队上街，工作队深入农民家的炕头。为了适应比现在文化素质更低的农民，根据地创造出豆选法、画圈法、画点法、烧洞法、红绿票法、投纸团法和背箱子、乍胳臂等五花八门的投票方式。显然，当年主持根据地的共产党人搞选举并不是装样子，否则用不着费如此大的心思，年年投入非常大的人财物力。抗战八年，根据地选举至少进行了六七年，学习的时间应该说不算少了。
现代社会的民主毕竟是一种需要与相应的社会进步配套的制度操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同时还要求人们拥有起码的现代意识。中国的民主实验不在城市居民中搞而非要拿到农村去，无论如何都是让人看了感到别扭的事情。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特别是史学传统的国度，每当路有些难走的时候，我们的先人总习惯于回顾历史以求鉴今。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眼睛向外、向前，其实有的时候，回过身来看看也不无益处。承认和尊重乡村自治，无疑是中国的古代制度的一种传统，为此，中央政府不仅将政权机构只设在县一级上，有时甚至还有意识对胥吏下乡做出种种限制（清代）。只要乡村能保有完整的自组织系统和能力，国家就可以以非常小的行政成本维持安定的局面。自秦汉以来，涉及农村的政治改革并不太多，从王莽的新政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无论动机如何，凡政剧事繁者则败，政宽事简者必成。原因就是在前现代的国度，行政手段和技术有限，官吏的专业化技能比较差，行政素质低下，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监察体系过于单薄，而且还受到各种牵制），官员的贪婪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约束，而对于大量行政事务所赖的胥吏，由于身份的低下，道德约束往往并不起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行政程序越烦琐，官吏下乡的机会越多，只是会增添些中饱的可能，而于实际的行政目标反而越远。北宋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设计不可谓不精妙，但“青苗”、“保甲”诸法不幸有了太多的程序和烦琐的手续，因此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所以钱穆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虽然中国也有了大量的电脑和无所不在的网络，但县级特别是县以下的行政系统绝大多数依然技术落后，行政操作其实比老祖宗也强不了多少，在监督方面甚至比传统社会还要欠缺。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些似乎是想要将农村的事情办好的人，还是非得容忍如此庞大而且越来越见肿胀的行政队伍在中国的乡野上纵横行进？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了人们，仅仅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动中国农村这块巨石，不恢复起农村原有的自组织能力，农村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而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只能靠农民和农村社会自身的力量一点一滴的复原，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力量，外面和上面的人们，无论有多么着急，怀有多少恨铁不成钢的好心，所能做的其实只是引导和教育。农村的事情，归根结底只有农村的人和那些乐意将自己变成农村一分子的知识分子才能办好，乡村的自治说到底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自己实现的自治的形式是民主还是别的什么，也只能随他们的意。利用大规模的行政干预和采用准运动的方式推行“村民自治”，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官治”。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传统王朝的一个思想困局
西汉景帝时，虽然尚未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但皇帝对于儒生已经很感兴趣了，经常与儒生一起论东道西。这也难怪，天下既不能以马上治之，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严刑峻法加权术又在秦朝这个大试验场中被证明有问题，那么讲究礼治儒家学说，就越发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出身无赖的刘邦已经在孙叔通手里，尝到了做皇帝的威风和排场，随着他的后代子孙做皇帝边做边像，对礼乐制度的向往和追求也愈发强烈，如果不是国家还需要休息养生，和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偏好，也许独尊儒术的国策用不着等到景帝的儿子就出台了。
一次，汉景帝与辕固生、黄生两个闲聊，不知怎么一来，两个儒生争了起来。黄生认为，汤武并非奉天乘运讨伐无道，不过弑君者而已。而辕固生不同意，他认为，桀纣暴虐，天下之心归于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他们所使而归心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应该算当天受命。黄生反驳说，帽子再旧，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须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上，汤武虽圣明，可却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下不能正言匡正以尊天子，反而因其过失而起兵诛之，进而取而代之南面为王，此种行为，不是弑君又是什么？争来争去，辕固生争不过黄生，竟然说，如果按你的说法，咱们高皇帝代秦做天子也是错的啦？汉景帝的确算是个可人，一听此言，马上接过去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讨论学问不说汤武革命，也不算是愚蠢。从而结束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学术讨论。
当然，在这场“学术讨论”中，辕固生确实有点心术不正，居心叵测，无端地扯出刘邦来，明摆是要将对手往死里整。类似的事情我们在建国后的“学术讨论”中倒是常见，天真的人们一不留神就掉进了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从此就成了什么什么的“分子”了。这种高招，原来只是在拾两千多年以前人的牙慧。后来窦太后罚辕固生进兽苑与野猪较量（不是因为此事），真有请君入瓮的感觉。幸亏汉景帝看出他的用心，不想给人当枪使，一句“食肉不食马肝”，轻轻将事情化解了。争论虽然化解了，但问题却依然存在。人们没有做皇帝之前，而怀“大丈夫当如是焉”的雄心壮志的时候，当然乐意人家说汤武革命云云，可一旦取了天下，南面而坐，未免对汤武革命心下惴惴，生怕别的什么人再跟他学，依样画葫芦，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对这种事情就更是担心得了不得。尽管臣子拍马屁时都说现任皇帝德比尧舜，但对自己的公德真正吃得住的却没有几个，如果因为失德就可以来一场汤武革命的话，那么皇帝的天下真是要永无宁日了。但是，任何一个皇帝又不敢否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他家祖先打下基业的合理性，从而瓦解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先秦诸子中，孟子是主张汤武革命具有合法性，而韩非则反乎是。对于一统天下的秦朝来说，不存在这种统治合法性的两难之局，首先嬴政的天下不是从周天子手里夺来的，而且他公开奉行法家学说，所以，在他那里，只承认黄生的道理就行了。但是自刘邦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就比较麻烦，顾了哪一头，另外的一头都未免有些尴尬。而越来越被重视的儒家学说，越来越多地被儒生们用来弥缝统治的缝隙，粉饰皇家的天下，理论上越是说不清楚的事情还越是要说，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说，然而，还真就是说不清楚。钱钟书先生说“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曲意回护‘汤武革命”’，结果是“说终难圆，义不免堕”（《管锥编》）。越涂越黑。最后还是皇帝聪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将“马肝”抬出来做和事佬，干脆回避了之。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大（小）字报似乎已经与文革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作学官的人大概最发怵的，就是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肝火上蹿。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清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作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希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希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25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一县令据说一年俸禄也不过30两左右，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跟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的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人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们出招，教他们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的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至于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运动的方向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四十二章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的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发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上层的人们觉悟了，在文革以后的时代，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的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我们的党和政府官员只好听任网上的大字报将他们妖魔化，而百口莫辩。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铡刀、棒子和妇女权利
京剧《秦香莲》或《铡美案》，大概要算是京剧传统剧目中最为有名的一种了，不仅京剧演而且几乎大多数地方剧种都在演。在过去的时代，《秦》剧受欢迎的程度，恐怕今日流行歌坛之天皇巨星也难以望其项背，街头巷尾，瓜棚豆架，不时地飘出几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就跟听见婆媳吵架一样稀松平常。此剧上演频率，在传统戏中即使不是第一，也保准出不了前三名。余生也晚，懂事时没赶上看戏就进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了，而文革后首批开禁的剧目中就有《秦》剧，连当时我所在的穷乡僻壤，都得以一饱眼福。每当戏一波三折地演到一脸黑的包公一声长喝：“开铡！”四个龙套将陈世美高高架起，投畀铡刀时，台下群头攒动，呆目圆睁，个个舒心解气之状，如夏日饮冰。
就像陈世美已经成为“负心汉”的代名词一样，秦香莲伸冤，陈世美挨铡也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常识，如果你跟某些戏迷老头老太太说，这个戏可能还有其他的结局，陈世美没有死，保不齐他们会跟你急。然而，事实上，《秦》剧还真的有一种演出本，里面并不存在我们现在公认的所谓常识，而是一种更为传统社会所认可的大团圆结局，陈世美不仅得以保全首级，连官衔甚至驸马身份都安然无恙，而且依然是秦香莲的丈夫。说是秦香莲告状不成，一怒之下效木兰从军，立下不世战功，挟功臣之势，回来要求重审陈世美，在包公已经打了折餽铁面面前，陈世美被判有罪，在将要被铡的紧要关头，结果反倒是秦香莲和她的一双儿女动了恻隐之心，最后的结局是在包公和王丞相的斡旋下，陈世美充分地赔情认错，陈秦夫妻和好，一家团圆。其实，类似这种富贵忘妻的负心汉的故事，在传统戏剧小说中非常之多，如《张协状元》、《潇湘雨》、《崔君瑞》、《王魁负桂英》等等，但是真的将负心汉铡了的还真不多，最有名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处理负心汉的方式最为典型，那就是悄悄将铡刀换成棒子，而且由被负的女人来打，纤纤玉手，举着一根柴棒，纵下死力气，在负心汉的屁股恐怕比搔痒也差不了多少--天下薄幸男子何其幸欤？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在传统社会里，用棒子而不是铡刀对付负心汉才正常理。如果在真的《秦》剧设计的年代--依包拯来判断，应该是宋朝，发生这么一件案件，秦香莲有着一双儿女的丈夫因为她的缘故把脑袋丢在了铡刀的那一边，那么以后的日子她将很难应付，即使看着《秦》剧大声叫好的人们，真的在生活中，恐怕也很难与她相处。她的一双儿女长大以后，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自己的母亲恰是让父亲丧命的人，在一个父权社会里，这样的尴尬足以令人无法安身立命。如果让金庸来处理这样的素材，主人公不能不报杀父之仇，但又不可能报，那么大概只好让他们自杀了。按传统的伦理规则，陈世美固然该杀，但却不应该出自秦香莲之手，否则，“夫为妻纲”的夫权颜面何存？
其实，如果我们看戏看得足够的仔细，就会发现《秦》剧负心汉因负心而挨铡，只是一种表面的逻辑，陈世美的被杀，实际另有其原因。细推起来，《秦》剧为陈世美开列的罪名有四：一、不忠--隐瞒了已有妻室的事实，有欺君之嫌；二、不孝--双亲弃养，亲死不葬；三、不义--杀妻；四、不慈--灭子，等于更大的不孝。除此之外，还可以附带一个“逼死韩琦”的罪过。这些罪名在一个正常的传统社会里，有些实际上是很难发生的，考中而作官的人，抛弃妻子倒是有可能，但自己的爹妈都不要了，却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本身的程序和规则就排除了这种可能。作官的人爹妈死了，不守制三年，都会遭到言官的弹劾，从此再也别想出头，更何况自己的爹妈死了而不去安葬。不是说作官的人个个孝顺，但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特别是政敌），他们装样子也得装得像模像样，相对于士绅而言，他们所承受的道德压力显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只要他们还打算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不大可能去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秦》剧之所以将陈世美说得如此没人味，近乎禽兽不如，一则为了激起民愤，二来则是为了给铡陈世美寻找合法依据。显然，从传统社会的法律依据来讲，作为一个高官，仅凭杀妻一条，似乎没有必死的道理，就是山乡穷壤，一介莽夫打死了老婆，真正抵命的也不多。所以如果没有另外三条罪状，秦香莲未必会那么理直气壮，包老爷的龙头铡也未必能挨得上陈驸马的脖子。也就是说，尽管秦香莲冤出大天来，如果不给陈世美加上另外三顶大帽子，那么包公的铡刀也只好望着陈驸马的脖子兴叹。
然而，尽管《秦》剧的作者（大概不止一个两个）高明地给陈世美妖魔化了，让一个简单的负心汉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也让秦香莲十分决绝而痛快地逼包老爷把自己的夫君咔嚓一声铡了，但摆在秦香莲尤其是她那一双儿女面前的伦理困境却依然存在，毕竟，她的夫和他们的父是由于秦香莲的缘故才丢了吃饭的家伙。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按《秦》剧作者的设计，陈世美从法律上（根子是伦理上）该杀，但在现实中杀了他却有伦理上的问题。在父权制的伦理性的法律体系中，女子只有熬到了婆婆的地步，才算有了一点位置，基本上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面对丈夫，即使是横暴的负心汉，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惩治武器，忍耐和原谅是她们最可能的选择。不受气的妻子，往往由于娘家的势力在起作用，而娘家的地位与势力则是由于存在另一些男人的缘故。即使那些娘家有势力的女人，面对负心汉，也只能做到在乡老或者官府的干预下出口闷气，并没有多大的可能选择离婚或者给丈夫更重的法律惩处，越是出身大家有身份的女人，就越是在乎“从一而终”，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女人的再婚都是丢人现眼的事情。男人对于女人有“七出”之条，但女人反过来却连“一出”也没有。即使碰到了抛弃家庭和对妻子施暴的男人，官府和乡里宗族对他惩罚之后，还是得让那个恶人回到家里，让饱受痛苦的妇女忍受他。只要传统的基因没有断根，那么秦香莲之辈的伦理困境就永远没有突围的可能。
所以，如此多的反映负心汉故事的传统戏剧小说，只有《秦》剧选择了“铡杀模式”，而其他的都归于“棒打模式”，即使同为《秦》剧，也有“棒打”的处理演出本。戏剧学家赵景深说大团圆结局的《秦》剧庸俗，那是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与他同时代的农村，处理类似的“负心案”，铡刀一般是要被丢在一边的，“苦主”不会告官，宗族也不会将负心汉沉潭，像对待有点出格行为的寡妇那样。恶人受到的薄惩，无非棒子之类的舞动，最终是在三老四长、七姑八婆的责骂与劝和中，夫妻趁乱和好，九九归一，还是学者们所不喜欢的“大团圆”。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越见其多的负心案，令各级妇联、单位和法官感到头疼的还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允许离婚呢，似乎遂了“现代陈世美”的愿，如果坚持不许离婚呢，似乎也是便宜了那可恶的汉子。即使这样，更多的面对负心汉的妻子，还是情愿选择维持本来已经破碎的婚姻关系。这也是众多的包“二奶”的男人敢于如此放肆的原因。只要没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男女的法律地位也就无法真正平等。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剧的陈世美还是被铡了？而且显然这个结局深受人们的欢迎，所有类似剧目加起来，也没有《铡美案》这样火而且火得时间那么长。小说《西游补》里的秦桧叹曰：秦桧前面的秦桧也多，秦桧后面的秦桧也多，为什么单叫秦桧一个受苦？其实陈世美也可以说，陈世美前面的陈世美也多，陈世美后面的陈世美也多，为什么单叫陈世美一个吃铡刀？道理其实很简单，铡陈世美是为了捧老包。从前的负心故事的戏剧和小说，讲的是男人薄幸，女子痴情，基本上是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而《铡美案》讲的则是包公如何的秉公办案，不畏强权，为弱者伸冤。由二元化为三元，但这第三元却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主角的地位，秦香莲的冤与陈世美的恶都化为了包公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行为的陪衬。在这个剧中，大家最热心的其实是皇帝女婿怎么没良心，怎么没人味，怎样为非作歹，而皇家又怎样昧着良心不讲道理一味袒护自家姑爷，而包公最后怎样顶住了天大的压力，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的女婿拉下马，而且还毫不客气地铡了他两段，传统包公案的戏剧，这是一个主基调。清官的公正清明，不仅是指日常百姓的官司上理得清断得明，关键是要敢于碰硬。都说包公有三口铡刀，一为狗头铡，一为虎头铡，一为龙头铡，一铡平民百姓，二铡贪官污吏，三铡凤子龙孙，而我们在各种包公戏中，只听说用龙头和虎头铡，而绝少开启狗头铡，包公在过去老百姓眼里，就是现在的“中纪委”，专治大个的，铡些个牛二狗蛋，大概没人乐意看。中国老百姓当然看不清政治背后到底在怎样操作，但他们有一个非常简明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你在涉及有权势人们的案件中到底怎么判，敢不敢向着弱者说话。如果碰上了那么一个半个敢于碰硬的耿直的官吏，那么老百姓就会将众善归之，千好万好地传诵一万年。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也挺喜欢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更喜欢锄恶铲强的侠客，但是最乐意的莫过于让清官为他们主持公道。豪强恶霸（特别是那些依权仗势的皇亲国戚豪门恶少）如果被侠客惩罚，固然也大快人心，但终不如被清官法办来得过瘾，具有官方和法律的意义。这也许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老百姓一方面热衷于嘲弄皇权（传统戏剧里的皇帝大多昏庸，无能，爱听小老婆的话，纵容丈人舅子为非作歹，《秦》剧让皇帝的女儿嫁人作二房，也暗含着戏弄），一方面又盼望来自皇权的权威为他们主持正义和公道，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一提起维护妇女权利，就断不了要惩罚“陈世美”，保护“秦香莲”，显然，这是《秦》剧留给人们的印象，陈世美和秦香莲已经化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的负心与婚变。然而实际上，《秦》剧留给人们的印象不过是观众的错会意，剧中的老包，其实并没有多少维护“妇女权利”的意思，《秦》剧咔嚓一声铡掉陈世美的脑袋，所捍卫的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的伦理原则，而在这个伦理体系里，无论秦香莲们冤深如海，也只能在合乎原则的条件下得到一点安慰，说实在的，真正的秦香莲能有棒子已经不错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包公案都是戏剧和小说，真正的包拯其实远没有这么大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