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中王学就其直接的思想脉络而言，不言而喻，当源自于明代的大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艺术家———浙江余姚人王守仁（１４７２—１５２９，字伯安，号阳明），然就其间接的学脉关系来说，则上可推至孔、孟、濂、洛、关、闽、陆，中可溯及宋元以来源远流长的“浙学”之传统。因此，本书拟以“浙学”为开篇，以探寻浙中王学的源头活水。
需要说明的是， “浙学”之所以不能像“闽学”、“皖学”、“吴学”那样直接称为“越学”，乃是由于宋以后以“越”或“越中”特指绍兴已成惯例［１］， “越”已不能像先秦那样代表当时的浙省之大部。故宋以后通常称浙江为“浙中”［２］，一如“闽中”指福建、“吴中”指江苏。一般地说，浙江学术思想发展的萌芽期是在秦汉至五代时期，高峰期是在宋元明清时期，而“浙学”的形成与繁荣，就是在被称为“近世”的宋元明清时期。所以笔者试图先从“浙学”的涵义入手，以比较宋元明清时期学术界对“浙学”一词的各种诠释，从而为“浙中王学”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然后再通过对“浙学”之地缘与学缘关系及其历史衍变的考察，而求得对“浙学”诸学脉的大致梳理与分析比较，从而勾勒出王学在浙中发生、发展、演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学术思想基础。这里所谓的“地缘”，是指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沿革及异同；所谓“学缘”，是指各种学说、学派的形成、演变及传承。如果说“学缘”是以“地缘”为物质载体的话，那么“地缘”便是以“学缘”为精神脉络。而把握住了“浙学”的“地缘”与“学缘”及其相互关系，也就能深入解剖产生于明代中叶的浙中王学的形成机制与思想内蕴。
（第一节 从“浙学”涵义的衍变看王学
在浙江的兴盛
一、“浙学”与“心学”
“浙学”一词最早是朱熹为批评南宋浙东的事功学派而提出的概念。刚提出时，不仅命名者带有明显的贬抑之倾向，而且被命名者即当时的浙江学人，由于很少有立门分户的自觉，使得“浙学”在学脉系统上远不如关、洛、濂、闽及江西诸学派那么精致完备，以至当时及以后的学者们在讲到南宋学术时，很少或根本不提“浙学”。譬如《宋元学案》在述及浙江鄞县学者王应鳞时尝评论道：
咸淳元年（１２６５）七月，除著作郎。时汤文清公为太常少卿，与先生（指应鳞）邻墙居，朝夕讲道，言关、洛、濂、闽，江西之异同，永嘉制度、沙随《古易》、蔡氏图书经纬、西蜀史学，通贯精微，剖析幽渺。［３］“浙学”在当时不仅影响甚微，而且即使使用“浙学”一词，其涵义也很不确定。南宋以后，“浙学”之称谓大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狭义者单指南宋浙东的事功之学［４］，甚至仅指永嘉之学或永康“陈学”［５］；广义者则将其扩充至宁绍四明诸学派。［６］不过，无论狭义还是广义， “浙学”一词都仅限于两宋尤其是南宋的浙东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明代以后，围绕着“浙学”的话语环境发生了改变，因而使其涵义亦逐渐呈现出多义性。
明人刘鳞长［７］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的《浙学宗传》（不分卷，明崇祯十一年自刻本），就是为与周汝登所撰的《圣学宗传》相衔接，并对应于其父刘廷焜所纂的《闽学宗传》（不分卷，浙图藏刘廷焜刻本）而编纂的。在刘鳞长看来，“浙学”乃是与具有朱学传统的闽学拥有共同学术渊源的孔孟圣学之支脉，其学之源头，远者尧、舜、文、周、孔、孟，近者杨时、朱熹、陆九渊，而其鼻祖则是浙西的张九成和浙东的杨简。从《浙学宗传》所辑之人物看，刘鳞长所说的“浙学”概念，正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８］，这点在刘鳞长所撰的《浙学宗传序》中表现得尤为清晰：
于越东莱先生与吾里考亭夫子问道质疑，卒揆于正，教泽所渐，金华四贤，称朱学世嫡焉，往事非邈也。击楫姚江，溯源良知，觉我明道学，于斯为盛，今岂遂绝响乎？缘念以浙之先正，呼浙之后人，即浙学又安可无传？周海门《圣学宗传》
尚矣，然颇详古哲，略于今儒。乃不揣固陋，稍稍编汇成书，梓且行。……今夫尧、舜、文、周、孔子、孟氏，万世知觉之先。大宗之祖，闽与越共之，不具论。论淛近宗，则龟山、晦庵、象山三先生。其子韶、慈湖诸君子，先觉之鼻祖欤。阳明宗慈湖，而（按：疑脱“弟”字）子龙溪数辈，灵明耿耿，骨血相贯，丝丝不紊，安可诬也？……然而此点灵明骨血，还注当身，一加濯磨，无难昭灼，反而求之，便登吾宗谱牒，亦于心学加之意而已。圣为学宗，心为圣宗。苟得其传，毋论子韶、慈湖而下，堪称慈父，行且尧、舜、周、孔，同我正觉。……了心入圣，为宗门中大觉，至孝而无难；不明心学，即堕落于罔觉，不孝而不可药救。所贵还返个中，认正宗传，学恒于斯，教恒于斯，则若闽若浙，同属家亲，而大宗小宗，共登上岸矣。［９］对此，四库馆臣的评论相当精到，称《浙学宗传》是“采自宋讫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１０］。刘鳞长的目的，就是要打通浙学与闽学，使心学与理学不仅在源头上“同属家亲”，而且在传承中彼此贯通。
然其实，将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视为“浙学”之宗传的理念，早在刘鳞长之前就已萌发。如折中王（阳明）湛（甘泉）的浙西思想家蔡汝楠［１１］说：
吾浙学自得明翁夫子（阳明），可谓炯如日星，然及门同志，海内间有未信，至目为柔耍颓惰，要亦功利习气有一二逗漏处被人觑破尔，取益岭海，掇此金针，知吾伯丈不但自跻至域必有所以发明师训，兴起漏习行自浙中以遍天下者，又何幸何幸！［１２］永丰（聂豹）则谓我浙学承阳明夫子之绪，如曹溪以后谈禅，非来本意矣。［１３］蔡汝楠是湖州德清人，故其所述之“浙学”，特指明代两浙地区的阳明心学，较之刘鳞长的“浙学”概念， “空间”相同（指两浙地区）而“时间”压缩（仅指明代）。
然清初浙东学人全祖望、黄百家所使用的“浙学”概念，相对于刘鳞长，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如全祖望说：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尊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１４］相应。［１５］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大临）游，非横渠之再传乎？……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１６］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１７］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晦庵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１８］可见，全祖望虽认为浙东、浙西之学“皆与安定湖学相应”，但并未形成一个既包括浙东之学又包括浙西之学的“大浙学”概念。因为全氏在后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浙学之盛，实始于”永嘉九先生，后在其著述中，又都围绕着浙东诸学派而展开，说明其心目中的“浙学”仍只限于“浙东之学”。而所谓“皆与安定湖学相应”的意思，则是指两浙之学皆可与宋代理学相衔接，在学脉上具有共同的源头，也根本谈不上某些学者所说的“大浙学”观。后乾嘉时期杭州学人赵一清又受老师全祖望的影响，写了《浙学渊源考》。该书笔者未见，估计是按照全祖望的浙学理念编撰的。
同时，黄百家在《龙川学案案语》中亦认为：
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１９］也就是说，在黄百家眼里，所谓“浙学”，也就是南宋浙东地区的功利之学。
应当承认，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的“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事实上，浙西之学虽与浙东之学存有明显差异，但亦不无相当密切的同源、互动关系。至于把心学尤其是阳明学当作“浙学”之宗传的做法，却是在失之偏颇的同时，而无意中揭示出阳明学与宋代以来之“浙学”传统的内在联系。因为如果就心学与史学相融（或称心学化的史学）的“浙学”之根本精神而言［２０］，王阳明及其部分浙中弟子的学术理念可以说是其最好的诠释之一。这其中既有王阳明的“六经皆史”和“道即事、事即道”所代表的心学理念，更有其门下重心学又重史学的学术实践。比如黄绾、季本、张元忭等人就相当重视修史，尤其是地方史和当代史［２１］；而周汝登的《王门宗旨》和《圣学宗传》甚至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学术史之先河。因此，浙江尤其是浙东的阳明学者，既有实用实学的目标诉求，又有独立思考、批判现实的人格意识。也就是说，阳明学所蕴藏并统合的形而上之心性本体与形而下之日用工夫，在“浙学”传统中都能找到其源头。这就是与以张九成、杨简为代表的心学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的有机衔接，以及向吕祖谦为代表的理学、心学化之史学的内在汲取。从一定意义上说，阳明以后浙中王门的衍化，就是沿着“浙学”传统中的这几个方向而渐次展开的。
二、“浙东学派”与“王学”
如果说是刘鳞长首先把“浙西”之学纳入“浙学”的大框架内予以考量，那么清乾隆时期的浙东史学家章学诚，则是在强调“宗陆而不悖于朱”或“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的前提下，首次明确地把“浙学”区分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在章氏眼里，“浙西”是朱学的天下，而“浙东”则为陆、王的大本营，两地虽“道并行而不悖”，但却各有所宗，各事其主。所以在章氏的字库里不仅找不到能够统合两浙之学的“浙学”之概念，甚至可以说他是用“浙东之学”替代了整个“浙学”，而将“浙西之学”与“吴中之学”合而观之。其曰：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２２］，然自三袁（袁燮、袁甫、袁韶）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相互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２３］当然，章氏不用“浙学”一词，与其“大浙西”乃至吴、越之分的观念密切相关。所以他所说的“浙东”、“浙西”，只是一种人文地理上的划分，而非当时的行政区划之实况。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来看，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姚江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这与刘鳞长以心学为“浙学”之宗传的理念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浙东学术虽以史学见长，然其“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２４］。从这一意义上说，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乃是心学化的“经史之学”，这是章学诚与刘鳞长“浙学”概念的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章氏偏重于一个“史”字，而刘氏偏重于一个“心”字；章氏“出婺源”说的重心在江西，而刘氏“若闽若浙、同属家亲”说的重心则在闽中；章氏强调的是浙东之学与江西陆学的传承关系，而刘氏强调的则是浙学与闽学的同宗关系。
既然“浙东之学”与陆王心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所以清初明史馆臣在制定《修史条例》时，甚至以“浙东学派”代指阳明学派和蕺山学派，并指斥该学派“最多流弊”，也就无可非议了。然黄宗羲却认为，这种观点是“据聚讼成言、门户意见而考其优劣，其能无失乎？”并强调说：“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２５］不难看出，章学诚所谓的“浙东学术”其实与黄宗羲的“浙学”观念十分相近。惟因黄、章二人有过重的乡土情怀和乡贤情结，在地域观念上均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所以在此议题上略逊于刘鳞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章学诚，为了与戴震（其学亦属大浙西的范围）一争高低，似有过分夸大浙东学术与浙西学术之差异的倾向。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２６］后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了。诚然，清代以后心学屡遭贬斥、频受排挤的恶劣学术环境，亦应是后人选择章氏之说而抛弃刘氏之见的重要原因。
晚清时，章太炎为了达到“兴浙”的目的，一方面与宋恕等人在杭州组建兴浙会，另一方面又力图会通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故其所诠释的“浙东之学”，既重史学，又重经学，“杂事汉宋”，兼采朱王，实已接近“大浙学”的观念，所谓“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２７］矣。故后来有人遂以章太炎之师俞樾为近代“浙学”之鼻祖。就在章太炎等人为“兴浙”而振臂疾呼之时，浙江的一些地方乡绅亦在为兴盛“浙学”而勤奋工作，如天台人张廷琛（１８５４—１９１１，字季玕，又字补瑕，自号玉霄外史）所著的《浙学源流述要》［２８］一书，据笔者所知，便是最早有关“浙学”的研究型专著。
而差不多出于同样之目的，１９０３年１０月，鲁迅与陶成章等人也一起加入了著名的反清团体“浙学会”。当时的浙江学人，针对大行其道的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还曾提出过“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
的口号。“浙学”作为清末主流学术思潮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由此可见一斑。
然晚清士人在兴盛“浙学”的同时，却并未对“浙学”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于是，民国以后便在有关“浙学”的定义和内涵上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如钱穆以“心学”为晚近世“浙学”之主流：“余谓晚近世浙学，基址立自阳明，垣墙扩于梨洲，而成室则自实斋。合三人而观，庶可以得其全也。”［２９］而曹聚仁所谓的“浙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