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指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史学，即浙东学派，认为“浙学”与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及承吴、皖之余绪而在扬州发扬光大的“扬学”一起，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四大流派。［３０］吕思勉的《理学纲要》则专辟“浙学”为一章，并把“浙学”分为永嘉、永康二派。［３１］近人周予同的“浙学”概念一如吕思勉，其曰：“按初期浙学，如陈亮之粗疏，陈傅良之醇恪，其功力与辩难，自非朱熹之敌。但自叶适之《习学记言》出，不仅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而且有将破坏朱氏全部哲学之势。”［３２］何炳松虽主张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确定“一定的地名和名称”，但他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所用的“浙学”、“婺学”、“永嘉之学”等说法均不满意，认为“这三个名词很不切当，因为前一个太泛，后两个太偏”，还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所定的“浙东学术”四个字比较适当。［３３］依笔者拙见，无论“浙东学术”、“浙东学派”，还是“浙学”抑或其他称呼，在把握和解读时，都应该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把“心学”视为贯穿近世［３４］ “浙学”的基本学术流脉；二是要把“浙西”甚至“大浙西”也纳入“浙学”的考察视野。惟如此，才能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出浙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态势。而这也是我们进行浙中王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
（第二节 “浙学”的东西异质与王学的跨江传播一、“浙东”与“浙西”
由上可知，“浙学”一词在各个历史时期，其文化载体和学术内涵是有很大不同的。其中的心学流脉，在中明以后不仅传播越来越广泛，而且势力越来越壮大，声名也越来越显赫，反映出王阳明及其所创立的学派已在整个浙江地区乃至南方诸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态势。那么，这一时期的“浙学”及其所包含的浙中王学在钱江两岸的地缘环境中又呈现出怎样的历史图景与思想脉络呢？这就是本节所要探讨的问题。
浙江省自古就有“两浙”之称。“两浙”即浙东（包括今浙江省的南部、西部、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与浙西（即今浙江省的北部及东部部分沿海地区）。
对于浙江的地域分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国语·越语上》所说：“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韦昭注：“今嘉兴御儿乡也。”其地约今桐乡之西南。此后，《越绝书》卷八也说：“语儿乡，故越境。”另一说始于《史记·货殖列传》：“浙江以南则越。”王充（《论衡·书虚篇》）从其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书于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其实这两种说法都能成立。《国语》所说的吴、越国界，当是越国战败以前的国界。到句践五年（前４９２），句践被作为人质入吴，七年释放返国，此时国土已较前缩小。因此，在浙江的地域分界中，钱塘江的地位非常特殊。这个地区在秦统一后置会稽郡，而“吾浙之台、温、处三州，则实秦闽中郡之北土”［３５］。到东汉永建四年（１２９）实行吴、会分治，设置吴和会稽二郡，这二郡即以旧吴、越国界即钱塘江为界。吴郡和会稽郡的建置，一直延续到南朝刘宋，至唐代始置浙江西道和东道，宋代改称浙江西路和东路。元代置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九府。明初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领两浙十一府，浙西的嘉兴、湖州二府始自直隶来属浙江。故清乾隆《浙江通志》称：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文中所言“大江”，即钱塘江。［３６］江左浙东八府，历代变化不大；而江右浙西［３７］的自然区域，则变迁离合频繁：唐肃宗时，除升、润、苏、杭、常、湖之外，并领宣、歙、饶、江四州，盖兼有古豫章郡之地。宋代浙西路的管辖范围包括平江（苏州）、常州、秀州（嘉兴）、湖州府和江阴军。明代又将苏、松、常、嘉、湖五府（也有将杭州、镇江二府划入其中的）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后来甚至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太湖流域即今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３８］故全祖望《浙西分地录》曰：“盖会稽之西土，自罢侯置守以来，虽其中离合不一，而苏、松、常、镇之合于浙西，则未有异者。”［３９］浙江大地， “东宽而西迮（通‘窄’）”［４０］，即由此而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上”中所涉及的人文地理范围，就是指的浙西与苏南的部分地区。据《日知录》载：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４１］后世指二浙之地，通称吴、会，谓吴与会稽也。…… 《庄子》释文“浙江”注云：“浙江，今在余杭郡。《后汉》以为吴、会分界，今在会稽钱塘。”［４２］昔人以钱塘为吴、越之界，唐释处默诗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陈师道亦有句云“吴越到江分”，盖为《史记·楚世家》“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句所误。以《春秋内外传》考之，吴地止于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４３］可见，“大江以右”的浙西地区自古以来就与苏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难分你我，故后世遂以吴、会（稽）或吴、越分称浙西与浙东。
顾炎武说：“天下租税之重，至浙西而极。浙西之重，苏、松、常、嘉、湖五府尤甚。”［４４］即为明证。隐居湖州天池山二十余年并与徐渭相友善的法聚禅师，以及师事湖州唐枢（湛甘泉门人）和绍兴王畿（王阳明门人）的嘉兴学人王爱等人，其学术活动的区域，集中在浙之东西之间，然却被史志称为“往来吴、越间”［４５］；而明文人许应元原为“燕人，家于钱塘，又为吴人”［４６］，则更凸显出时人以浙西包括杭州为吴地的地域视野。因此，宋明时期习惯上把湖州称为“三吴”之一的“吴下”［４７］。如海盐人董榖说：“浙西吴下当国家神州之东南……于是（海盐）澉浦镇城筑，当风涛之上游，而为三吴之首成矣。”［４８］由于“海盐秦属会稽，旧域最广，自唐析北境为华亭，乃并属于吴焉，故凡海盐所产，前史悉书吴人”［４９］。尽管明以后，中央政府为便于控制，而人为地划分行政区域，于是“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５０］。但从总体上看，“吴下”的浙西地区与“吴中”的苏南地区，无论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人文地理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缘文化联系。而近世以来浙西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浙江省的历史事实，则丝毫不影响其在学术风格和文化型态上明显接近于苏南而远离浙东的取向与特质。因此，浙西与苏南两地近世以来常为世人合而观之，当在情理之中。当然，当时亦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以钱塘江为界来划分“浙西”与“浙东”。比如明儒袁炜（１５０７—１５６５，号元峰，嘉靖十七年进士，宁波慈城人）就曾把宁波地区也归入“浙西”的范畴。他在为慈城县衙撰写的《建邑城记》中说：“吾邑旧无城池，亦鲜识兵革，故浙西多事，当道者屡檄筑城。”［５１］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 “浙江十一府，以秦置会稽郡之封计之，西虽缩而东则赢”［５２］。也就是说，浙西面积小而浙东面积大。而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州和嘉兴。浙江省的吴地自古就有“吴根越角”之说，并且表现出与江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则因钱塘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的特征。由于吴地属于浙江的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了浙江人的地域观念的转变。湖、嘉地区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比如近现代以来，浙江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偏向于越地的宁、绍而冷落了吴地的湖、嘉。也就是说，浙西不仅“缩”于地域，而且“缩”于文化与观念；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浙学”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特点。［５３］不过，所谓“浙东”、“浙西”，在学术上亦并非铁板一块，浙东的宁、绍与金、衢、温、台就有明显不同［５４］；浙西的杭州更显得相对独立，而与周边的嘉、湖、严、绍均有差异。［５５］总之，两浙、三吴中的浙西与苏吴，吴越以后就比较亲近［５６］，而与钱江以南的浙东地区和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在地域文化上逐渐显示出独有的个性。所以我们不能以现今的地域概念来笼统地指称“浙学”或“吴学”。
顺便指出，地处吴越文化交汇处的近代上海文化，即所谓“海派”文化，乃是在浙之东西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的人口构成，本地籍仅占总人数的１５％，而外籍移民占８５％，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祖籍是宁、绍、湖、嘉、苏、无、扬地区，还有不少外国移民。地处浙西的杭嘉湖平原以及浙东的宁绍平原，自宋明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风气比较开放、科技较为先进的地区。“海派”文化就是伴随着国内外移民的聚集和工商业活动的开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在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中，不仅传承了吴越文化的精髓，逐渐形成了多样而又兼容、敏感而合时宜、实效而富于创新的特质，而且还吸收了近代西方商业和科学文化中的大量养分。所以“海派”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集多样性、包容性和创造性于一身的“商气”与“文气”有机结合。所谓“商气”即商贾云集之地，所谓“文气”即文人聚集之地。从明中后期上海的徐光启和杭州的杨廷筠、李之藻，到晚清海宁的李善兰等人，以及明清时期在杭、嘉、湖、苏地区所集中的一大批精于西方宗教文化和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名人雅士，就可以看出“海派”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流淌在其血脉中的文化因子，既有浙东的，也有浙西的，更有西洋的。［５７］二、“两浙”的自然人文环境尽管吴、越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同气共俗”的文化渊源关系，所谓“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５８］。
但比较而言，吴、越两地包括浙东、浙西，在各个方面都存有一定差异。［５９］在自然环境上，浙西河道纵横，一马平川，而浙东除绍兴多水，甬、温、台临海，其他各州均山峦连绵，所谓“其水俱束海为江，犇潮激汛；其山俱崔巍而兀起，城垒峥嵘”［６０］。因此，两浙在经济发展上是一直存在较大差距的。对此，黄宗羲曾作过这样的比较：
“我东浙之田，斥卤下下，一亩所收，上者不过米八斗，米价八钱，其征银米火耗二钱有奇，则十而取三矣。三吴之田稍优，其漕粮银米，大略十取五六，而力役不与焉。”［６１］而在农业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差距，还逐渐导致了两浙在市场经济和社会风气方面的差异。
就市场经济而言，明正德以后的浙西地区，“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６２］。故明宣德初年，首先“添设浙江杭、嘉二府属县劝农主簿”；嘉靖六年，又“诏江南府州县治农官，不得营干别差，其重农如此”［６３］。由此似可窥见浙西商品经济发展之大概。因此，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称浙西属于资产阶级的天地，而浙东大体上都是自耕农的社会，当非虚言。浙西近于政治权力（南宋之杭州，元明之南京）和商业的中心，故受到的政治控制较严，商人习气较重；而浙东相对来说因远离这个中心，在政治上显得较为宽松，经济上更依靠农林渔。更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吴下浙西地区，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在经济繁荣的刺激下已比较强烈，一些对仕途绝望、归居乡里的士大夫即所谓“士隐”与当地诸生所领导的“乡评”、“乡论”等，逐渐上升为制约统治阶级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个别城市，甚至出现了士、民联合行动的“民变”。民众政治力量的上升还直接导致了乡党意识的高涨，“其议论是非，若秋霜烈日，朝野惮之”［６４］。说明在晚明的吴下浙西地区，绅权对政权的优势地位已非常普遍，地方官吏往往要受到士绅的制约。而这些热心政治、投身党社运动的民间知识精英，就是所谓的“君子”。东林学派的领袖顾宪成曾不无得意地说过：“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连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哉！此会之所由举也。”［６５］稍后的黄宗羲，虽出身浙东余姚，但由于其政治视野和思想境界已远远超出了两浙的地域范围，所以才能在对晚明江南社会尤其是吴下浙西所存在的社会现实作出理论升华的基础上，写出了像《明夷待访录》这样的启蒙主义杰作。［６６］就社会风气而言，由于天时地利的优越性，江浙地区对于物质享受的发挥，实由来已久，至明嘉靖以后，诚朴之风熄而奢靡之风日甚一日，传统的克勤克俭之箴规几被抛弃殆尽，转而崇尚生活的富足、安逸、享乐甚至放纵。嘉靖时上海人陆楫提出的“崇奢黜俭”理论，就颇具代表性。据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载：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
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６７］把苏、杭为代表的“吴俗之奢”与“最号为俭”的宁、绍、金、衢之俗相比较，这无疑是陆楫留给我们的思考理路之一。说明在物质享受方面，浙东与浙西也有明显差异。所谓“杭俗之奢靡也，野遍台池，市多浮巧”［６８］；“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严、绍、台各州， “其俗勤俭，又皆愈于杭矣”［６９］。至于“会稽者，重犯法，勤俭，重祭祀，文雅而风流，其俗也顾不安之”［７０］，可谓介于严、台与杭之间。而嘉、湖与杭接壤，“民俗大相类”［７１］，亦以奢靡为时尚。顾璘《近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