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江西的阳明学者也被黄宗羲“分隔”为江右、泰州、甘泉、止修等若干个学案，但显然不能与浙江同日而语。比如浙江出入王、湛的“准阳明学者”绝大多数都是浙西人，这就使得浙西的阳明学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而江西则没有这种情况，所以阳明学在江西几乎是遍地开花、无处不入（除了地处浙、赣、皖交界处的新安地区［８４］）。再比如，黄宗羲把颜钧、罗汝芳一支归于泰州门下，不仅未使江右王门伤筋动骨，反而起到了净化江右王门的作用。然而，当他把万历时浙中王门的盟主周汝登一支［８５］均归入泰州王门后，就不仅大伤了浙中王门的元气，而且亦使自己处在了与多数史家“作对”甚而自相矛盾的境地。［８６］因为周汝登曾明确说过，自己与王畿是“及门而未受业，受业而未及门矣”。隆庆四年，嵊县知县邀请王畿入剡（嵊县古称）讲学，并率诸生礼拜，周氏也在其中，“虽侍侧听讲，而不能领略，故及门而未可谓之受业。后予通籍后，始知慕学，渐有所窥。思先生平日之言为有味，实受业而未及门也”［８７］。陶望龄亦曰：“海门子少闻道龙溪之门，晚而有诣焉。自信力故，尊其师说也益坚；其契也亲，故词不餙而甚辨。”［８８］可见，把周汝登归入王畿一支应是毫无疑问的。然陶望龄在谈到海门时又说过：“未尝见二先生（指龙溪、近溪），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尤甚。”［８９］若从海门自己在《圣学宗传》中以江右的罗汝芳（近溪）为终结来看，似乎可以说近溪对海门的影响也许更大一些。问题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一般都以师承关系为前提来定位各派学者，但却把罗汝芳、周汝登等人归入了泰州学派。这对浙中王门来说，可是伤筋动骨的事。尽管罗汝芳与周汝登分别是江右王门与浙中王门中领军人物，但由于浙中王门类似周汝登这样的曾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性人物实在太少［９０］，而江右王门中像罗汝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还可举出一些，因此两人对各自地域所具有影响力在比较效应上也是不能等量齐观的。［９１］因此，周汝登可以说是万历年间王门之“宗主”，而罗汝芳则只被誉为一方之“盟主”或称“后生标准”［９２］。如王龙溪曰：“近溪兄主盟一方，吾道尤幸。闻提省人颇涉禅家因果，中人以下以此作接引阶梯，坚其信道之心，亦是权法。”［９３］陆世仪则曰：“讲学之风至嘉隆之末万历之初而弊极，凡诸老相聚，专拈四无掉弄机锋闲话，过日其失，更不止如晋室之清谈矣。海门周汝登当时推为宗主，著《圣学宗传》，自以为得心宗之正。讲无善无恶之旨于南都，许敬庵闻而疑之，作‘九谛’相难，汝登作‘九解’以解之。敬庵之学于时独为纯正，然所得亦浅一杯水，岂能救一车薪之火哉？”［９４］周汝登与许孚远，一个为浙东王门之宗主，一个为浙西湛门之代表，为争夺学术主导权、弄清“四句教言”之是非，于万历二十年论战于南京，从而掀起了明代儒学史上的又一场思想大辩论。此后不久，即崇祯初年，许孚远的弟子刘宗周又与周汝登的弟子陶奭龄在越中展开激战，从而把这场思想大辩论进一步推向高潮。很显然，发生在浙江思想家之间的这两场大论战，对整个明代学术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但它同时也对浙中王门学派的和谐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像周汝登、二陶这样的人，黄宗羲把他们“清除”出浙中王门，其良苦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９５］只是这样做对浙中王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是梨洲所始料不及的。可以这么说，原本在人数上、时间上都占优势的浙中王门，被梨洲这么一“分化”，其原来具有的优势地位便被大打折扣了。
当然，黄宗羲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理由。概而言之，其因有三。
其一，王阳明在世时，在外的名声响亮，而在自己家乡越地尤其余姚，名声却并不怎么好。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以外度过的，先是京师，继而贵阳、虔州、滁州、南京、南赣、两广。所到之处，聚徒讲学，尤其是平定南赣盗匪与宸濠反乱后，更是声名鹊起，成为影响南方数省甚至全国的大名人。反观其故乡，乡亲们虽然偶尔也听说了他在外面的显赫名声，但在他们心里，那个幼年时名叫“云”的调皮捣蛋的人［９６］，依旧是我行我素、旧习不改，这样的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正德十六年阳明归越以后。［９７］从这一意义说，王阳明在自己家乡的影响力还不如别的地方。故而季本在谈到信奉朱子学、反对阳明学的同乡汪应轸［９８］时尝谓：“而乡邦之誉反或过之，谓能自立于世，以成一家，与古人相颉颃，而与阳明公之学信有不及，不欲屈随耳。”［９９］其二，浙中王门的第一代学人，除了徐爱、钱德洪、王畿等中坚分子外，其余的无论在阳明学的思想创设上，还是在讲学传道上，都不太有所作为，他们或者出入佛道，或者兼习湛学，对阳明学的传播与发展谈不上有多大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黄宗羲在《浙中王门学案》序言中所作的评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三，浙中王门的第二、三代传人，在师承关系、地域观念、门户立场上都不如江右、泰州等地的王门，故而黄宗羲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分别归入泰州、甘泉门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一些影响微弱、史料缺乏的浙中弟子，比如浙中王门的重要分支———阳明的金华传人，则被有意无意地放到“附案”中处理。其实，被黄宗羲置于《诸儒学案》中的金华学者章懋及其弟子唐龙、应璋、董遵、程文德、章拯等人，皆与阳明本人或其门人关系密切，有些甚至直接从学过阳明，把这些人与王门隔离开，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浙中王门的力量受到了折损。
总之，与其他区域的王门流派相比，浙中王门在时间上占先、人数上占优，但却并未显示出它的强大与持久。在黄宗羲这位浙中王门的正宗传人眼里，浙中王门中惟有钱德洪、王畿二人称得上声名远扬，余皆平平，作用似“椎轮积水耳”，根本谈不上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他还以范瓘等十二人为例，说明浙中王门有不少人，虽跟随阳明，勤学好修，皆可胜道，然皆一世湮没，学术不传，似乎浙中王门力量不显、传续不久的原因是由于文献缺失、不为人知所致。然而，在笔者看来，浙中王门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可能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注释】
［１］阳明在回答黄直有关许衡治生思想时说过：“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传习录栏外书》卷下，《佐藤一斋全集》第五卷，东京，明德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王守仁：《与曰仁诸弟书》、《与守文诸弟札》，收入计文渊《吉光片羽弥足珍———新发现的王阳明诗文墨迹十种》，见钱明、叶树望主编：《王阳明的世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叶权：《贤博编》，１６页。
［４］钱明编校整理：《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９４页，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参见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 《中国学术》第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３。
［６］《王阳明全集》，１５６９页。
［７］《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２６６页。
［８］《余姚县重修儒学记》，《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１３３页。
［９］《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７６页。
［１０］关于《明儒学案》改序与原序的关系，可参见吴光：《〈明儒学案〉考》（《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１０１３～１０１４页）。
［１１］《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５页。其实，梨洲此言来源于陶望龄。据陶氏《与何越观》云：“我朝别无一事可与唐宋人争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种学问，出于儒绅中，为尤奇伟耳。”（《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１３２页）“此种学问”，即宗旨分明的心性之学。
［１２］《二曲集》卷一二《匡时要务》，１０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１３］《歇庵集》卷一六《与姜养冲大参》。
［１４］《澹园集》，４８３页。
［１５］《王阳明全集》，１５９０页。
［１６］同上书，１３４４页。
［１７］《龙溪集》卷一《冲元会记》。王畿虽承阳明晚年之教法，但他对江右在王学中地位却看得很重，其曰：“先师倡明此学，精神命脉半杂江右，故江右同志诸兄传法者众，兴起聚会，在在有之，虽未能尽保必为圣贤，风声鼓舞，比之他省气象，自别，不可诬也。”（《龙溪集》卷四《与三峰刘子答问》）又说：“阳明夫子生平德业著于江右最盛，讲学之风亦莫盛于江右，而尤盛于吉之安成，盖因东廓诸君子以身为教，人之信从者众。”（《龙溪集》卷一六《漫语赠韩天叙分教安成》）后来陶望龄也说：“……其人皆江右之产也，先生（指阳明）功业教化，于斯独盛。”（《歇庵集》卷六《重修勋贤祠碑记》）可见江西在王门中的地位不仅不可低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要超过浙江和贵州。但王畿等人的评价乃是针对阳明去世后邹守益等人在江右的讲学活动而言的，或者说是对阳明以后江右王学运动的定位和表彰，而并不是拿来与阳明本人在浙中的讲学活动作比较。
［１８］参见《贵阳阳明洞·阳明祠碑刻拓片集》，９５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９］《龙溪集》卷一五《遗言付应斌应吉儿》。
［２０］《尤西川纪念闻》，《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６８７页。
［２１］《稽山承语》原为朱得之所撰《宵练匣》（十卷）之一种。《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宵练匣》）凡分三编：曰《稽山承语》，纪其闻于师者也；曰《烹芹漫语》，纪其闻于友者也；曰《印古心语》，纪其验于经典而有得于心者也。皆提唱心学，阳儒阴释。”（１０７５页）有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狩野文库藏本。
［２２］此处“绍兴”主要是指越城。关于绍兴、越城、山阴、会稽以及余姚的地域问题，可参见钱明：《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载《浙江学刊》，２００５ （１）。
［２３］参见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１２５～１３６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４］《王阳明全集》，２２４页。
［２５］同上书，１２８２页。
［２６］明代中叶的讲会，一般都是每月一会或二会，甚至还有间月一会或每季一会的，然龙山之会由于阳明的参与，却增加到每月四会，说明钱德洪非常珍惜阳明难得归姚的机会。该讲会到嘉靖七年仍继续存在（参见《王阳明全集》，２２４页）。钱德洪于嘉靖十四年回籍丁忧时，又修复此会（参见《圣学宗传》卷一六）。
［２７］《龙溪集》卷一四《赠邑博诸元冈迁荆王府教授序》。
［２８］《王阳明全集》，１２９０页。
［２９］同上书，１３０６页。
［３０］参见钱明：《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载《浙江学刊》，２００５ （１）。
［３１］《东廓集》卷九《题先师阳明夫子遗像赠濮致昭》，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六六，１４８页。
［３２］《明儒学案》，５９０页。
［３３］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三八《临终自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四，８５０页。
［３４］阳明的晚年弟子董澐尝赋诗曰：“二三千个同门聚，六十九季今夜除。”
（《从吾道人诗稿》卷下《丙戌除夕》）丙戌年即嘉靖五年。连应家家团聚的除夕之夜都有二三千人聚集在绍兴听阳明讲学，可见当时绍兴讲学活动的影响力的确非同一般。
［３５］王宗沐：《敬所王先生全集》卷一《阳明先生图谱序》。
［３６］青原讲会不止一次，所以有关人数的统计，时人的记载不一致是很正常的，诚如清人沈佳《明儒言行录》所言：“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贤士大夫偕与，远者年聚，近者月会；小会人百，大会人千。”（卷八，《四库全书》史部二一六，８９２页）但问题是对同一次讲会的记载也不尽一致。如罗洪先《夏游记》载：“（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会于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后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能容。”（《念庵集》卷三）王时槐《自考录》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条载：“钱绪山、王龙溪二先生自浙来，东廓先生邀入青原，大会九邑，缙绅士人皆集，与会者七、八百人，其徒步往听教。”而邹德涵《文庄府君传》则谓：
“戊申，往青原山，聚九邑大夫士为会，凡几千人。”（《邹聚所先生文集》卷三）这三段记载，皆指嘉靖二十七年六月邹东廓邀绪山、龙溪参加青原大会之事，然从一百六十人到几千人，人数相差如此之巨，说明当时对讲会活动的记载很不严谨。
［３７］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４１２、７１７页。按：据吴震考证，自徐阶入主内阁以后，在京师举行的“灵济宫大会”，至少有６次，分别是十六世纪五六十年代的１５５３、１５５４、１５５６、１５５８、１５６０、１５６５年（参见《罗汝芳评传》，１３２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因此关于灵济宫讲会的人数统计，也许因场次不同，而使各家所记不一。如《明儒学案》卷二七《徐阶传》谓“学徒云集数千人”（６１８页）；《明史》卷二八三《欧阳德本传》称“赴者五千人”（按：佐野公治认为是“至千人”之笔误（参见佐野公治：《明代嘉靖年间の讲学活动———阳明学派の讲学》，《阳明学》第１６号，５页））；颜钧曾自诩徐阶“邀铎（即颜钧）主会天下来觏官三百五十人于灵济宫三日，越七日，又邀铎陪赴会试举人七百士，亦洞讲三日”（《颜钧集》，２６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而罗汝芳的《盱坛直诠》虽对主持会议的人员名单记录甚详，但在参加人数上则只笼统地说是“数十百人”（《中国子学名著集成》，２９７～３２９页）。徐学谟《冰厅札记》云：“京师灵济宫讲学之会，莫胜于癸丑、甲寅（嘉靖三十二、三十三年）间。盖当是时，礼部尚书欧阳公德、兵部尚书聂公豹、吏部侍郎程公文德主会，皆有气势。缙绅可拔附得显官做，学徒云集至千人。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而后，三公或殁或去位，人稍稍避匿矣。戊午岁（嘉靖三十七年），何大仆迁自南京来，复开灵济宫讲坛，然以其名位未可恃号召，诸少年多无应者。”（《高拱全集》，１６６７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罗汝芳参与的当为嘉靖三十七年的由何迁主持的讲会。佐野公治认为，灵济宫讲会是阳明学派讲学活动中仅有的几次由政府主导的、参加者也大都为进京赶考的举人或来京朝觏的官员的讲会之一（参见佐野公治：《明代嘉靖年间の讲学活动———阳明学派の讲学》，《阳明学》第１６号，４页）。这与后来江右王门的会讲运动所走的平民化道路有很大区别。如果说后者属于大众教育，那么灵济宫讲会则属于精英教育（详见后述）。
［３８］参见《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四《东廓邹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