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９］参见沈懋孝《沈太史全集·讲学述》，见吴震： 《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２３１～２３２页。《沈太史全集》所收《贲园草·览程伯淳定性书示同学一首》 又载：“嘉靖中，胡柏泉先生为太宰，默示同学《疏定性解》，会讲……是日也，天下计吏在京师十五路，文学诸贤与计吏偕来者，及京朝官与四方岩薮有志之士，咸会于象所，约五千余人，分五日圜听，莫不饱沃斯义。近溪罗先生、天台耿先生、都峰周先生、龙湾徐先生并参讲席焉。”吴震按：“‘象所’者，不明。疑即‘灵济宫大会’。”（同上）
［４０］参见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四《寿大司成东廓邹公七十序》。
［４１］参见《龙溪集》卷二《宛陵会语》。
［４２］沈学懋所谓：“甲子（嘉靖四十三年），郡守罗公即开元寺故址，建志学书院，先生（指王畿）数过之。深山穷谷，戴白垂髫，圜法堂观听者几数千人，而弦歌之化，遍四境矣。”（《郊居遗稿》卷五《王龙翁老师八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六三，６５９页）就是指这次讲会。然据罗汝芳《盱坛直诠》记载，此次集会的参加者不过“百余人”（３０４页）。
［４３］《颜钧集》，２６页。据颜钧说：此次于嘉靖年间举行的会讲活动，竟“召州县官吏、师生、民庶近八千人，斋道、禅林亦聚数千，听铎（即颜钧）绪皙圣学中正以作人，保身善世，从心率性，如此聚会，凡三月”（同上）。
［４４］刘遇奇：《西原惜阴会序》，见光绪《吉安府志》卷一九。
［４５］参见程玉英：《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诗文事迹系年》，１０７页，台北，广文书局，１９９５。
［４６］杨起元：《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三《文塘黎先生墓志铭》。按：杨起元在另文中却说，当时与会者“无虑千人”（《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三《知好录序》）。
［４７］参见《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８页。
［４８］［４９］《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８页。
［５０］《王阳明全集》，１１８页。
［５１］《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０１页。按：“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最早由王畿提出（参见《龙溪集》卷二《滁阳会语》），其中虽不能排除王畿对阳明晚年讲学越城的过分赞誉，但若联系阳明本人对自己晚年思想的评价，则并不为过。
［５２］《王阳明全集》，８１～８２页。
［５３］《震川先生集》，５４５页。
［５４］《中离薛先生全集》（简称《中离集》）卷一七《寄冷塘》。
［５５］《龙溪集》卷二〇《刑科都给事中南玄戚君墓志铭》。
［５６］《王阳明全集》，１２６页。
［５７］《万历野获编》卷二七《紫柏评晦庵》，６８９～６９０ 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５８］比较而言，李材的思想倾向更近于朱学。他曾这样抨击阳明之学：“阳明天启聪明，于学岂有悟之不彻，特有激于训诂支离，若将就地掀翻，谓圣门之所谓致知者，是致其德性之良知，而非闻见之知识也。不知沿着致科臼则一，而直以知作体，蠹害更深。”（《正学堂稿》卷九《答夏用德书》）［５９］《敬和堂集》卷二《唐一庵先生祠堂记》。
［６０］《敬和堂集》卷五《答沈实卿》。
［６１］《敬和堂集》卷一《胡子衡齐序》。
［６２］管州，一说号“南屏”（孙应奎：《燕诒录》卷七《管子行墓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〇，５９６页），嘉靖辛卯举人，师事阳明。阳明“没五载，子正亿内衅渐萌，管子（指管州）同欧阳南野等，与王佥事臣、李推官逢议，以正亿趋金陵，将依舅氏以居。管子中怀甚坦，官终兵部司务。晚岁，家贫，有黔娄之风”（《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６３］范引年，字兆期，“同复吾（夏淳）诸子师王子（阳明）……庚寅，与蒙泉子（孙应奎）董天真事。壬寅，以经师为有司延主教事，从游甚众。范子于讲艺中，时发师旨，诸生于青田县治纠村作宇，为混元书院，祠曰仰止，肖王子像于中堂”（《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６４］夏淳“四岁丧母，不为后母所爱。闻讲孝道，始于事亲，终于四海。泫然曰：‘今有母，未得欢心，况四海乎？’自是孝道益进，宗党称之。正德辛巳，事师王子。嘉靖戊子，举于乡……后判肇庆府，迁思明同知，立社学，以礼教为急，卒于官”（《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６５］柴凤，“翰林广敬孙。正德辛巳同复吾、半野、蒙泉诸子师事王子。王子卒于南安，丧过玉山，柴子（指柴凤）与半野子至。庚寅，与半野子董天真事，衢、严之从学者甚众”（《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６６］闻人诠，阳明姑表弟，执贽称弟子。正德十一年举于乡，嘉靖五年成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嘉靖十二年，以监察御史提督南畿学政，尝与南京太仆寺卿陈沂纂辑《南畿志》六十四卷。“时王子（阳明）没已六年，仅存《文录》、《传习录》、《居夷集》，余或散亡讹错。黄子绾与绪山子简（检）订存稿，绪山子携之吴中，厘为《文录》、《别录》，谋诸闻人子，梓以行。己亥（嘉靖十八年），改河南道御史，已出备兵辰、沅。请告归，卒，年六十四”（《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６７］黄骥，“副使肃子，七岁丧母，画像以事，感时悲恸，见者伤之。父没，筑坟，躬自负土，不资人力……嘉靖中，表为孝子。学于王子，有往复书，尝语学者曰：‘阳明先生始亦未成片段，惟不自放倒，乃造于至。’”（《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６８］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六阳明归余姚省祖茔时，黄文焕与夏淳、范引年等从学阳明。余皆未记。
［６９］《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４５～２４６页。
［７０］此据康熙三十年万贞一始刻、至乾隆四年郑性刻毕的《明儒学案》二老阁本（沈芝盈标点整理的《明儒学案》，即以该本冯全垓光绪八年重印本为底本）。
［７１］紫筠斋本不仅增补了二老阁本未记的许璋、王文辕等人，而且还在排序上表现出不同。紫筠斋本依次为河东、三原、崇仁、白沙，而二老阁本则依次为崇仁、白沙、河东、三原。依笔者之见，紫筠斋本以吴与弼、陈白沙为明学之始，但不录隐儒游侠之士许璋、王文辕等人，目的是为了突出王学，且不让其被具有二氏倾向的人所侵蚀；而二老阁本以薛瑄为明学之始，并加入许璋、王文辕等人，目的则是为了突出朱陆合一，以划清王学正统派与出入二氏者的界限。
［７２］胡瀚，字川甫，号今山，余姚人，自幼承家学，以恩贡，就华亭训导，迁崇明教谕。年十八从阳明游，“论及致良知之学，反覆终日，则跃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作《心箴图》以自课。就质于阳明，阳明面进之。先生（指胡瀚）益自信，危言笃行，绳简甚密。阳明殁，诸弟子纷纷互讲良知之学，其最盛者山阴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刘君亮、永丰聂文蔚，四家各有疏说，骎骎立为门户，于是海内议者群起。先生曰：‘先师标致良知三字，于支离汩没之后，指点圣真，真所谓滴骨血也。吾党慧者论证悟，深者研归寂，达者乐高旷，精者穷主宰流行，俱得其说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别太支。汝中无善无恶之悟，心若无善，知安得良？故言无善不如至善。《天泉证道》
其说不无附会。汝止以自然为宗，季明德又矫之以龙惕。龙惕所以为自然也，龙惕而不恰于自然，则为拘束；自然而不本于龙惕，则为放旷。良知本无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别。文蔚曰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则感无不通。似又偏向无处立脚矣。宋儒学尚分别，故勤疏；明儒学尚浑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厌训诂支离，而必标宗旨以为的，其弊不减于训诂。
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晚年造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师表，求其卓然之见，一贯之唯，似隔曾、颜一级。文成明睿，学几上达，若夫动不逾矩，循循善诱，犹非孔氏之家法。
白沙煞有曾点之趣，而行径稍涉于孤高。敬斋慎密，似有子夏规模，而道业未臻于光大。孟子愿学孔子，而于颜、闵犹曰姑舍，吾于四先生亦云。’”（《明儒学案》卷一五）由此可见，胡瀚虽对阳明致良知之学颇为推崇，但后来对白沙、阳明及王门诸子皆有批评，对宋明儒学的概括，亦可谓精到。故而“论者称其善守师传”，而黄宗羲则特地交代要把他补入县志（参见《姚江书院志略》卷上《附议》）。因此很显然，紫筠斋本将其补入《明儒学案》，秉承的是梨洲之意。遗憾的是，胡瀚所著的《今山集》一百卷今已不存，要不然他在浙中王门中是不会像今天这样默默无闻的。
［７３］《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４页。
［７４］同上书，７页。
［７５］此前五年，同为阳明弟子的冀元亨，曾在有司以“格物致知”发策时，“不从朱《》，以所闻于阳明者为对，主司奇而录之”。时人则对“先生（指冀元亨）之对与徐珊之不对，一时两高之”（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７３８页）。
［７６］《王阳明全集》，９２２～９２４页。
［７７］同上书，１２８７页。
［７８］参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四《辰州虎溪精舍记》。
［７９］《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７３８页。
［８０］浙江省图书馆藏有《卯洞集》四卷，沅陵门人陈煦校，嘉靖二十三年胡鳌序，嘉靖二十四年南士元跋。
［８１］《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８２］参见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１３９页。
［８３］不包括泰州王门。屠用锡、王梓材注：“黄梨洲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今万氏所列寥寥数人，盖泰州门人之纯者也。”（《儒林宗派》卷十五）说明还有许多泰州门人未被万斯同收录。
［８４］参见钱明：《王学在新安地区的曲折与遭遇———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载《黄山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３）
［８５］周汝登（１５４７—１６２９），字继元，号海门，嵊州人。万历五年进士，历仕南京工部屯田主政，督税芜湖。谪迁两淮盐运判官。升南京兵、吏两部郎官、广东按察佥事、云南参议。后升南京尚宝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通政使、户部右侍郎。崇祯二年，起为南京工部尚书，以病未任。著述颇富，有《圣学宗传》、《四书宗旨》、《王门宗旨》、《宋明四先生语录》、《东越证学录》、《周海门先生文录》（彭国翔说，明刻《东越证学录》有十六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版本，而十二卷本的《周海门先生文录》虽年代早于十六卷本，但却是后者之略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所收的《东越证学录》即通行的十六卷本（参见周汝登：《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探讨》，载《清华学报》（台湾）第３１卷第３期，新竹，２００１））、《佛法正轮》等二十几种（参见张克伟：《周汝登生平及其著述论略》，《张克伟论文著述汇辑》，香港，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２００５）。在浙中王门中，周汝登的一支人数相对较多。在会稽有二陶，在嵊县有王三台、袁祖乾、袁祖宪、吴应芳、王心纯等。此外，姚江书院的创始人沈国谟也深受其影响（参见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２４页）。如果把海门这一支剔除出浙中王门，那浙中王门就真可谓名存实亡了。
［８６］说黄宗羲与多数史家“作对”，是因为多数史家皆把海门等人归于龙溪门下。说黄宗羲自相矛盾，是因为他在《子刘子行状》中尝曰：“当是时，浙河东之学，新建一传而为王龙溪畿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陶文简，则湛然澄之禅入之。三传而为陶石梁奭龄，辅之以姚江之沈国谟、管宗圣、史孝咸，而密云悟之禅又入之。会稽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阖之术，鼓动以行其教。证人之会，石梁与先生（指刘宗周）分席而讲，而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黄宗羲全集》第１册，２５３页）也许正因为海门、石篑等人使“新建之传扫地”，才让梨洲下决心把他们剔除出浙中王门而归入泰州学派。
［８７］《东越证学录》卷五《剡中会语》。
［８８］《歇庵集》卷三《海门文集序》。
［８９］《歇庵集》卷三《盱江要语序》。
［９０］陶奭龄在《海门先生挽章》中一段话，证明了周氏在浙中王门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海门先生得髓于龙溪子，以缵文成公之续。主盟斯道，寿考作人，东越僻隅，而海内望为邹鲁。山颓梁坏，岁轮屡更，赐茔既成，诹日发引，四方从学之士，会葬如林。奭龄昔从先文简（指陶望龄），负墙请事，服膺绪论，于兹有年。灵旗俄迁，瞻望靡及，敬抒短韵，以助虞讴。”（《今是堂集》卷一〇；《四库禁毁丛刊》集八〇，６７０页）
［９１］关于周汝登，日本学者关注得较早，冈田武彦的《王阳明と明末儒学》（东京，明德出版社，１９６９）和荒木见悟的《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８８）等，均设有专章作过深入研究。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陆续有力作问世，如张克伟的《周汝登生平及其著述论略》（《书目季刊》，台北，第２２卷第４期）、《周汝登哲学思想初探》（《汕头大学学报》第８卷第１期，１９９２），渡边贤的《周海门の社会思想》（《阳明学》第７号，东京，明德出版社，１９９５）、《周汝登における心学的思想史の构想》（《阳明学》第１２号，东京，明德出版社，２０００），彭国翔的《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探讨》（《清华学报》（台湾）第３１卷第３期，新竹，２００１），佐藤炼太郎的《周汝登〈圣学宗传〉と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学》第１５号，东京，明德出版社，２００３），钱茂伟的《姚江书院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周汝登与万历、天启间的浙东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以及刘哲浩的《周海门的哲学思想研究》（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１９９１）、许馨元的《周海门及其〈圣学宗传〉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８）等。
［９２］钱谦益：《有学集》卷一七《赖古堂文选序》。
［９３］《龙溪集》卷一二《与贡玄略》。
［９４］《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九《诸儒类》，２３９页，台北，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光绪丁丑江苏书局刻本。
［９５］黄宗羲甚至把周汝登视为浙东佛教宗风的开创者：“东浙宗风之盛，始于周海门先生。”（《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９３页）
［９６］参见《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７０～１７１页。
［９７］据《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九月条载：“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洪（即钱德洪）独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因王正心通贽请见。”（《王阳明全集》，１２８２页）
［９８］汪应轸（１５２２年前后在世），字子宿，号青湖，山阴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正德十四年，武宗南巡，百姓不堪负担，临清以南相率弃业罢市，逃窜山谷。汪见状，会同翰林院修撰舒芬抗疏以谏，受廷杖几毙。后出任泗州知府，政绩卓著。世宗接位，召为户科给事中，离泗之日，父老送者，无不泣下。嘉靖三年春，出任江西佥事，因执法得罪巡抚被劾。廷臣交荐起原官，任江西学政，父丧归乡。晚年陶情于酒，人谓其外常醉而内常醒。卒后，乡人私谥为清献先生。著有《青湖文集》。季本《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学佥事汪公墓志铭》载：“青湖汪公之居乡也，与州东吴君士美、龙溪王君汝中及余实为道谊交……又余以女采苹妻其子延乾，情尤相戚也……平生学问一以朱子为宗，每读朱子书，见其析理精详，考文博洽，则叹以为非人所及，不敢妄有所訾。人或论学有与朱子不合者，辄忿然作色，如闻毁其父母。故阳明公讲道东南，天下皆尊信之，公独以其言戾于朱子，不能相下。”（《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
［９９］《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学佥事汪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