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讲学交友乃龙溪的人生至乐，曾声称：“吾人在世不可一日无学，尤不可一日无友。”［２６４］“吾人在世……岂能一时离得朋友？”［２６５］并认为：“吾人出来与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专去教人。”［２６６］ “取友求益，原是己分内事。”［２６７］但如此重友好学的龙溪，在大量评论同门师兄师弟的同时，居然对评论绪山如此吝啬，这很难说是正常的。又再者，龙溪讲学的足迹曾踏遍大江南北，在浙江境内，无论浙东还是浙西，亦都留下过他的印记［２６８］，而惟独绪山的故乡余姚，尽管设有闻名遐迩的阳明讲学处中天阁，但却从未见他前去讲学授业，这对常被时人相提并论的钱、王二人来说，也不能不说是反常的。而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反常，都与两人面和心不和的微妙关系有密切联系。
其次，从绪山一方来看，在阳明在世时，绪山就对龙溪很是不服，许孚远说：“龙溪王子所著《天泉桥会语》，以四无四有之说判为两种法门，当时绪山钱子已自不服。”［２６９］阳明去世后，绪山不仅不把龙溪视为“师道有赖者”，声称“吾师开悟后学，汲汲求人，终未有与之适体承当者。临别之时，稍承剖悉，但得老师一期望而已，未尝满其心而去也。数十年来，因循岁月，姑负此翁。所幸吾兄（指念庵）得手，今又得水洲（即魏良政）共学，师道尚有赖也。”［２７０］而且还在一些场合对龙溪屡有微词，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透露自己与龙溪之间自“天泉辨正”后仍在继续着的意见分歧。所以，其父心渔翁死后，他不找就在身边的龙溪为之撰墓铭、写祭文（包括心渔翁诗集序），而是不远千里去求助于甘泉、东廓和念庵等人，《心渔翁传》则更是交由阳明的早年弟子马明衡去写［２７１］，这即使不是故意之奚落，也恐难逃后人之质疑。［２７２］后来编撰《阳明年谱》，绪山又居然把修改考订这样的大事交给对阳明行实并无太多了解的念庵去做［２７３］，并声称“谱草，承兄改削，编述师学，惟兄与同”［２７４］，视念庵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而把一直跟随阳明的龙溪撇在一边。［２７５］尽管他也找了一些诸如阳明“事业多在江右”，“直笔不阿，莫洪先若”［２７６］等理由，来为选定念庵寻找根据。但实质上，是绪山在《年谱》的编撰原则上同于念庵，而与龙溪发生了分歧。［２７７］具体地说，就是绪山认为“年谱贵传事实”［２７８］，故坚持学术与事功并重的方针，而龙溪主张学术重于事功。譬如，绪山尝以孔子有三千之徒而仍受“非笑诋訾”为例，说明“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于俗，不与众非笑诋訾者，仅三千人焉，岂非空言动众，终不若躬身见于政事之为易也”［２７９］的道理，并且指出：“若以文字之心观之，其（指收录阳明‘政事之迹’的《别录》）所取不过数篇。若以先生之学见诸行事之实，则虽琐屑细务，皆精神心术所寓，经时赞化以成天下之事业，千百年来儒者有用之学，于此亦可见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２８０］因此故，绪山遂“与吾党二三小子……相与稽其行实终始之详，纂述为谱”［２８１］。然时人却对此做法颇有微词，认为“其文未备学，士大夫有余憾焉”［２８２］。绪山认为：“吾师学敦大源，故发诸政事，澜涌川决，千态万状，时出而无穷。是稿（指《三征公移逸稿》）皆据案批答，平常说去，殊不经意，而仁爱自足以沦人心髓，思虑自足以彻人机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弃之，又奚病于繁耶？”［２８３］而龙溪则认为：“夫儒者之学，务于经世，但患于不得其要耳。……周流变动，无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谓浑然一体者也。”［２８４］并试图通过邹东廓来提醒绪山说：“绪山兄此番趋教，专为老师年谱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日后益难起手矣！然亦须此学打并归一，绝无疑贰，下笔方得其精神。盖学术既明，一切事功特其余事。而即事功为学术，何啻千里？”［２８５］在绪山为编纂《年谱》日夜操劳、费尽心力的时候，龙溪居然轻描淡写地说：“然欲成此稿（指《年谱》），须吾辈各各自信此学，纵横权实，信手拈来，了无疑碍，信得老师妙手不涉安排，学术事功打成一片，将精神描写出来，方可以信今而传后耳！”［２８６］甚至还想先做通《年谱》编者之一罗念庵的工作，以达到孤立绪山的目的：“得绪山兄书，云与兄（指念庵）商订《年谱》，已有次序。学术事功，须混作一项，提掇学术处详明曲尽，而于事功种种应迹，正是此学术下手处，使人读之，则可以默证此学之精微，方是传神手笔。不知兄以为何如？”［２８７］究其原委，乃是因为绪山把事功视为“精神心术所寓”，即学术思想的基石，而龙溪则把事功当作“学术下手处”，即学术思想的运用。因此，绪山注重的是阳明在“忧患颠沛”、事上磨炼过程中的教学之“三变”，而龙溪关心的则是师门学理的发展与传播。龙溪的这一立场，对同门的影响颇大，几乎完全把绪山的主张给覆盖掉了。比如王塘南就非常赞赏龙溪的看法，指出：“阳明先生善用兵，亦是气禀偏长于此，即使于此不能擅长，于道亦何损哉？”［２８８］对后人广为称道的阳明擅长用兵的事功壮举有点不屑一顾。而在这样的思想驱使下，龙溪自然会认定：
“其（指绪山）于师门之秘，未敢谓尽有所发。”［２８９］在学术上瞧不起绪山，当是龙溪对绪山采取回避态度的原因之一。
最后，从王门的整体利益来看，绪山由于把过多的精力投放到阳明学的基础资料性工作上，加上龙溪的不合作态度，所以在授业讲学、学派传承方面损失颇大，不仅他本人受到冷落［２９０］，而且其门人后学也鲜有所获。绪山的入门弟子之少，在阳明高足中实属罕见。据笔者统计，《明儒学案》中单独记在绪山门下的弟子仅有兰溪的徐用检［２９１］、吴中的王师观、泾县的萧念和歙县的程大宾四人［２９２］，而学于龙溪、绪山二人的则有查铎［２９３］、萧良幹和张棨。
除了《明儒学案》所记述的，还有个叫黄金色（九成）的弟子，颇得绪山的器重，所谓“绪山大器之，黄因执贽为弟子，愿终身禀学焉”［２９４］。然清人钱林却在《文献徵存录》里说：“余姚自王守仁始信致良知，同里钱德洪受其学以授沈国谟，国谟授韩孔当、邵曾可。
曾可子贞显颇受父业。廷采，贞显子也，少补诸生，游孔当门，复学于黄宗羲，遂笃志儒术。”［２９５］似乎绪山亦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学脉之传承。其实，这是钱林的误记。绪山死于１５７４年，而该年沈国谟刚出生，何以“授学”？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绪山不仅在南中，而且在浙中甚至其家乡余姚，都未形成自己的学术圈和影响力［２９６］，更谈不上在广泛辐射力和亲和力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学脉和人脉。
也许这就是同门当中几乎无人为绪山撰写寿序、祭文等纪念文字的原因之一吧！而这种现象在阳明的高足弟子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同样，本章开头所言的后人对绪山的评价属先回避［２９７］、后拔高的现象，也可能是受到了这种话语环境的影响。绪山与龙溪关系不和所造成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削弱了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浙江的讲学运动和学派传承。罗念庵在谈到阳明去世后其学说在各地的传播状况时曾不无自豪地说：“在吉有东郭、双江诸公，在抚则先生（指陈明水）为倡首，盖浙中所未有也。”［２９８］此言虽有褒扬江右而贬低浙中的嫌疑，但毕竟道出了浙中王门在阳明去世后所面临的“窘迫”。而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人，钱、王二人虽皆难辞其咎，但主要责任，也许还得由绪山来负，因为他毕竟兼阳明同乡、远亲近邻、晚年高足、王府管家、著作主编、会讲主持［２９９］等于一身，而这在同门中是无人能与其比肩的。
【注释】
［１］《念庵集》卷一五《善山何公墓志铭》。按：邹东廓更是把何、黄视为江右王学的两面旗子：“维善山子偕黄子正之岿立赣江，树兹赤帜……融群淆以归大同，共了师门一脉之绪。”（《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一《奠何善山先生文》）邹的评价似有过誉自谦之嫌。
［２］《两浙名贤录》卷四《理学·徐曰仁先生》。
［３］王阳明《从吾道人记》中记述了何秦（善山初名秦，后名廷仁）接引浙西“隐儒”董澐进入王门的全过程（详见本书第７章）。
［４］《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５３、５２３、５１８页。
［５］《龙溪集》卷首。
［６］据《心斋年谱》记载：“是年春（嘉靖三年），四方学者聚会日众……未几，阳明公谢诸生不见，独先生（心斋）侍左右，或有论诸生，则令先生传授。会守庵公寿日，先生告归上寿，阳明公不听。”（《王心斋全集》，７２页；按：《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亦有“来学者多从先生指授”之说）说明阳明在越讲学时，为接引来自各地的源源不断的求学者，曾请多人担当过“教授师”的角色，而心斋亦属其中之一，故其打算归乡为父祝寿，因教授应接不暇，而不为阳明所允诺。那么，为何除钱绪山等四人外，像王心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却不被作为“教授师”之代表而言及呢？笔者认为，这恐怕可以从心斋在越时间较短（心斋于嘉靖二年初春赴会稽侍阳明，两年多后即离开会稽赴广德）以及泰州王门在时人眼里并非王学之正宗等缘由中得到合理之解释。
［７］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６７、１８７页。
［８］《罗念庵先生全集》卷一二《甲寅夏游记》。
［９］《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六《简黄勉之》。
［１０］在明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次钱、王并称的记录，以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同为浙中乃至整个王门的领袖级人物，用焦竑的话说就是：“绪山、龙溪两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澹园集》，４８２页）徐乾学即据此认为：
“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明史列传》卷七〇，３３１４页）。
［１１］《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按：据李材说：“大率资性笃实者近毅，而意气激昂者近弘，古人以此两个字任道……大率近毅者不患不守，患在展拓不开；近弘者不患不任，患在把持不固。”（《观我堂集》卷一六《答蔡可行书》）“毅”即“沉毅”，“弘”即“明朗”。阳明以“沉毅”、“明朗”为绪山、龙溪定性，可以说为我们比较两人的思想性格提供了指导性路径。又按：龙溪所撰《绪山钱君行状》的可信度很高。吕本曾说过：“今读龙溪书公（指绪山）事，无一字不可信而传者。”（《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所以在绪山著作大部散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把该《行状》当作考论绪山行实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１２］薛侃：《研几录》下，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九，５０９页。按：“耸发”
与“省悟”应属同一性质的范畴，有“超悟”之意，而“汲引”即劝诱、引导之意，这是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由于绪山讲学的目的，除了“悟道”，还有“入德”，所谓“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微可与入德矣”（《王门宗旨》卷一〇《绪山语抄》）；而“入德”便须“循循善诱”。对于薛侃的这一评语，我想是否还可借用王时槐在杭州谒见绪山、龙溪时所讲的一段话而换一视角来加以解读。其曰：“钱公论学谆切，王公谓平常心是道，不可过求。”（《王塘南先生自考录》隆庆四年庚午条）“谆切”反映的是一种学习态度，而龙溪所强调的则是一种学习方法。也就是说，“善汲引人”是由绪山真切纯笃的学习态度而致，而“善省悟人”则是由龙溪明爽通解的学习方法所致。所以吕本说：“（绪山）公早闻良知之说，既深造而自得矣。又推其所得以觉人，几遍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诚服。”（《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
［１３］《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５３７页。
［１４］《刘宗周全集》第３册，３９０页。
［１５］《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５４页。按：黄宗羲又说罗近溪是“解缆放船，顺风张棹”（《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３页），陶奭龄则说近溪之学为“悬崖撒手，不挂一丝”（《小柴桑喃喃录》卷上），陈懋德序近溪文集亦谓其是“撒手悬崖，去来自在”（《罗明德公文集》卷首），说明“撒手悬崖”与“解缆放船”是属于同一序列、意蕴相同的概念。也就是说，龙溪的“悬崖撒手”即等于“解缆放船”，而与绪山的“把缆放船”正好相对。一“解”一“把”，确实形象地反映了钱、王二人不同的学术性格与境界。吴震认为：绪山“把缆放船”，“反映的是一种拘谨小心的性格”，而“解缆放船”则“意味着一种开放的思想性格”（《阳明后学研究》，１１７、１４６页）。说绪山“拘谨小心”，这是实事；但“把缆放船”在绪山那里，却自有其深意。绪山在回答门人有关先儒“操则存”（《孟子·告子上》）之思想时说过：“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军必要坐作进退如法，操国柄必要运转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王门宗旨》卷一〇《绪山语抄》。按：颜元的《四书正误》卷六亦录有绪山的这则语录，惟文字略异，说明颜元很欣赏绪山的这一思想。又，“操舟”说乃当时学界譬喻“操”之功夫的常用术语，如罗近溪弟子杨起元曰：“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理楫于波涛之中，二氏乃只顾提撕于高岸之上，处身虽殊，则求治之理则一。”（《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卷首《论佛仙》））龙溪亦有与之相近的说法：“操是操习之操，非把持也……譬之操舟，良知即是舵柄，舟行中流，自在东西，无碍深浅，顺逆无滞，全靠舵柄在手，随波上下，始能有济……若硬把捉死，手执定舵柄，无有变通，舟便不活。”
（《龙溪会语》卷六《天山答问》）“良知便是做人舵柄……若信得良知过时，纵横操纵，无不由我。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龙溪会语》卷四《留都会纪》）而且《龙溪集》中也有把操舟之喻换成操兵之喻的记载（参见卷七《新安斗山书院会语》）。说明绪山、龙溪二人都是在自由活泼的前提下强调“操”之工夫的，所不同的，只是绪山在“操舵”的同时，为保证船只不出意外，还主张“把缆”；而龙溪则主张“解缆”，因为既然已有了“舵”把方向，“缆”这根保险就显得多余了，不仅多余，甚至还会成为阻碍舟行中流的“死舵”。也就是说，绪山反对的是“死操得”，即僵化地“把持一个死寂”，而龙溪则更进一步，不仅反对“执定舵柄”，而且主张在“由我”“纵横操纵”的同时，“悬崖撒手”，使船只“自在东西”。所以绪山又把“心操”比作“如明珠走盘，终日圆转，不离于盘”（《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３３页）；这与龙溪所强调的“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７０页）的思想，在侧重点上明显有别。另外两人对“舵”的关注程度亦不尽一致：龙溪是说“有舵”，强调“信”良知之舵，而绪山注重“操舵”，强调“操舟之操”；龙溪所谓的“操非执定”，即绪山的“不是死操得”之意，但龙溪强调“不为所牿”，而绪山看重“操舟之妙”。尽管他们两人都反对“死操得”，且都有“复还活泼之体”的愿望，但绪山担心的是“离盘”，所以强调“操舵”；而龙溪担心的是“拘管”，所以强调在“有舵”的前提下“纵横操纵，无不由我”。从这一意义上说，黄宗羲对两人的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据刘宗周说：“白沙先生之学以自得为宗，他自信如舟之有舵，操纵在手，全不费力。”（《刘宗周全集》第２册，４０２页）这与绪山“舵不是死操得”的思想是一致的。说明不能简单地把绪山的“把缆放船”思想理解为“拘谨小心”。罗念庵《赠钱绪山》诗云：“此行不是寻常别，为向春风自放船。”（《念庵集》卷二二， 《四库全书》集一二七五，５１０页）在我看来，绪山的“把缆放船”，其实就是在这种自由心态和宽松环境下的“自放船”；而龙溪的“撒手悬崖”，则是“信得良知”过后的一种激情释放。
［１６］《思复堂文集》，４３页。
［１７］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５１５～５１６页。按：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七《艺文上》全文引用了陆桴亭的这段论述，足见后人尤其是绪山家乡人对浙西陆氏这一评价的高度重视，目的则无疑是为了凸显绪山为救正王门之弊而向正统朱学的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