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明儒言行录》卷八， 《四库全书》史部一一六，８９９页。据《四库全书总目》载：“（沈）佳则一宗朱子，故是编大旨，以薛瑄为明儒之宗，于陈献章则颇致不满，虽收王守仁于正集，而守仁弟子则删汰甚多，王畿、王艮咸不预焉。其持论颇为淳谨……学者于两家之书（指《明儒学案》与《明儒言行录》）互相参证，庶乎有明一代之学派可以得其平允矣。”（５２８页）
［１９］在明末清初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中，龙溪的形象曾被严重丑化，对他的批判也超出了学术批评的范围，而升格为人身攻击。如陈龙正说“龙溪略行谊”，在陆王心学派中，数他的道德品行最差（参见《几亭全书》卷五四，《四库禁毁丛刊》集一二，５８１～５８３页）；陆世仪说他“行不顾言，居乡颇贪鄙”（《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九《经学类》，２９０页）。个别野史甚至视龙溪为“少年任侠，落魄不羁”的放荡公子（参见冯梦龙：《智囊全集》，２８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袁中道：
《柞林纪谭》， 《李温陵外记》卷一）。四库馆臣亦认为，龙溪不仅在学术上“多空谈”，而且还是个“不矜细行”（与绪山“细行必矜”的品行正好相反，详见后述）、作风不正的伪君子（参见《四明丛书》第四集《慈湖遗书》卷首）。就连对龙溪较为公允的黄宗羲也说他“言行不掩”（《黄宗羲全集》第１１册，１３５页）。所谓“行不掩言”者，就是“狂者”，其行为“正与他忠信廉洁相反”（《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３０页），故遭人痛斥，诚属正常。不过当时亦有为龙溪辩护者，如清初阳明学者邵廷采就认为，龙溪“为人卓荦多大节”（《思复堂文集》，４５页）；黄宗羲的甬上弟子董允瑫亦称龙溪“含贻和其天倪”（《四明儒林董氏宗谱》卷一七《簿目·尊道录自序》），并将其学列为明学大宗之一。这一贬一褒，若从朱、王之间严重的门户对立来看，实不足为怪。但清初朱子学者在丑化龙溪的同时却极力褒扬绪山，甚至将其著述从众多王门学者中抽取出来而单独收入《四库全书》的“儒家类”，这样的刻意打造，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２０］《敬和堂集》卷五《简焦漪园丈》。
［２１］《澹园集》，４２２页。
［２２］耿定向语，见《龙溪集》卷四《东游会语》。
［２３］《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２１４页。
［２４］《刘宗周全集》第５册，５３页。
［２５］譬如对罗念庵的评价，黄宗羲就要远高于刘宗周，他不仅撰有念庵、塘南二先生集评（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５０４页），以为“彰阳明之学者，不在讲席遍天下之门人（意指绪山、龙溪），而在孤高绝俗之门人，如两峰、念庵之徒是也”（同上书，５３８页）；甚至对念庵颇为倾心的聂双江之归寂说，亦给予了同情性的理解。如果说刘宗周最推崇的是邹东廓，那么黄宗羲最为推崇的便是罗念庵。在《明儒学案》中，除了本身著述量就十分庞杂的罗近溪外，所收内容最多的就是罗念庵，从量上看，差不多是邹东廓的四倍，而事实上，东廓的著述是绝对不比念庵少的。刘宗周虽亦谓“吾取其（念庵）足以扶持斯道于不坠而已”，但他的这种寄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出于对念庵“卫道苦心”的同情，而非理性之判断；而且他还认定，念庵之学，“实诉诸”东廓（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０、１６页），所以东廓之学才是阳明之嫡传。这些都表明，在刘宗周的心目中，东廓的地位要远高于念庵，更不要说绪山了（参见上书，１５页）。
［２６］《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４４３页。
［２７］《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７０页。
［２８］《王畿集》，８２８页。
［２９］《王阳明全集》，１５７７页。
［３０］孙奇逢曾这样评介自己所编的《理学宗传》：“然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夏峰先生集》卷二《与魏莲陆》，６９页）
［３１］［３２］《理学宗传》卷二一《钱绪山德洪》。
［３３］参见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１５１～１５６页。按：笔者所引用的《理学宗传》系清光绪六年浙江书局重刻本，书中孙奇逢的点评，在原书上，或于页面上方针对所述之内容而以小字标出，或用小字载于篇末，皆反映了夏峰本人的观点。
［３４］阳明自称“吾昔放逸”（《刘宗周全集》第２册，１３９页）；罗念庵说阳明自幼“负性不羁，驰骋出没于百家众技，靡所不入”（《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一三《瑞云楼遗址记》）；而王畿则说阳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
（《龙溪集》卷一三《阳明先生年谱序》）。因罗、王二人的为学宗旨不同，所以对乃师的评论亦有较大差异。
［３５］龙溪承认自己“过于任率，渐流和混”（《龙溪集》卷一五《盟心会约》），并自称“性资夷旷，平居少忧滞，出则朋交乐”（《龙溪集》卷二〇《亡室纯懿张氏安人哀辞》）。
［３６］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３７］《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按：绪山甚至为自己这种持重端严以至迂腐呆板的性格付出过沉重代价。嘉靖二十年那次依法惩办郭勋的举措，就显得过于“死板”，只讲原则性而缺乏灵活性。当时“上（嘉靖帝）心以处重为谴，而群议以从轻为嫌”，绪山则坚持按朝廷律法办事，本来无可非议，但结果弄得上下不是人，最后锒铛入狱，“可谓冤矣”（《绪山钱君行状》）！
［３８］《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５２４页。
［３９］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４０］《王门宗旨》卷一〇《钱绪山语钞·与赵大洲书》。按：吕坤亦属“资质鲁钝”者，“少时读书，不能成诵，乃一切弃之，澄心体认，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６３３页）。然绪山则缺少“一切弃之，澄心体认，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的经历和勇气，故其学少有发明创新，乃是必然的（详见后述）。
［４１］王畿：《绪山钱君行状》。按：绪山转学阳明，与其记忆力差不无关系。
因记性差，所以诵读废寝忘食，以致生病，遂悔悟出“学贵精不贵博”的道理，从而放弃繁难之朱学而改从简易之王学。对此， 《绪山钱君行状》中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问题：“一日诵读有得，昼夜忘寝食，遂构危疾，已而悔之，铭其牖曰：‘学贵精不贵博。’自是功以序进。”阳明是因“格竹子”而得病，而绪山却是因废寝忘食地背诵经书而得病，这不仅反映了两人不同的学习路径，而且说明两人的“智商”
亦有一定差距。而与“英迈天启，颖悟绝伦”（《王畿集》，８２８页）的龙溪相比，绪山在“智商”上更是在其下风。龙溪一家在明中叶出了三个进士，其父王经是弘治庚戌进士，龙溪本人是嘉靖壬辰进士，其孙应吉是万历壬辰进士，而绪山家人则无此荣耀。不过绪山后来对机敏聪慧的龙溪并不买账，甚至有点嫉妒，尝曰：“聪明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王阳明全集》，９８４页）并且不指名地批评道：“使学者智不及师，肯加学问之全功，则其造诣日精，当亦莫御。若智过于师，而功不及师，则终无所造，自负其质者多矣。”（《王阳明全集》，１０３８页）在绪山眼里，龙溪大概就属于这种“自负其质者”吧！
［４２］《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
［４３］《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奉绪山先生书》。按：阳明于正德十二年作的《谕俗四条》就重点讲的是“积善之家”、“见人以为善”的品格（参见《王阳明全集》，９１７页；按：该文后被《赣州府志》收录，对当地的移风易俗、净化环境产生过积极作用），而绪山最为欣赏的亦是阳明“与人为善”、“实地用功”、“谦逊卑抑”之品质（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６页），师徒二人可以说在这个论题上是取得相当共识的。所以阳明很看重绪山的这种性格，曾要求绪山好好教育自己的两个幼弟及继子正宪，尤其是“与人为善之心，当不俟多喋也”（《王阳明全集》，２２４页）。
［４４］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４５］张岱：《越人三不朽图赞》，《明清史料汇编》第９册，３６页。
［４６］同上书，３２页。
［４７］［４８］《承启堂稿》卷一七《云夜吟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２６５页。
［４９］《承启堂稿》卷二五《钱绪山尊堂像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３７９页。
［５０］《万历野获编》卷二《讲学见拙》，５３页。
［５１］所以唐顺之称龙溪是“聪明解悟，能发挥师说者”（《唐荆川集》卷一五《吏部郎中林东城墓志铭》）；而傅山则谓：“近日读王龙溪先生书，不惟于阳明先生良知颇有理会，正当注易，觉与旧日随文诠义者，亦稍稍有头脑。因思看书，洒脱一番，长进一番。若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故纸，此之谓木蠹鱼。”（《傅山全书》卷三九《王龙溪》，７８２页）
［５２］张岱：《越人三不朽图赞》，《明清史料汇编》第９册，３２页。
［５３］《念庵集》卷五《夏游记》。
［５４］阳明尝曰：“吾门不乏慧辨之士，至于真切纯笃，无如叔谦（张元冲）。”
（《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３４２页）如陈九川即“辩驳甚严，令人无躲藏处”（《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５２８页）。然比较而言，龙溪称得上是王门中的慧辨高手，故后人有言：“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８３０页）
［５５］罗念庵说过：“绪山在阳明先生之门，号称笃实而能用其力者。”（《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一九《赠钱绪山序》）若依据阳明所谓的“有得力处方是实学，不然则平日所讲尽成虚语”（《与路迎书》，见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１２辑）之教诲，则绪山无疑是王门中的实学之代表。
［５６］《龙溪集》附录《龙溪王先生传》。
［５７］“怀疑”是龙溪所标榜的学问精神之一，其曰：“进学全在疑，大疑大进，小疑小进，不疑不进。”（按：龙溪此言似出自释家，如明僧侣池上客辑《了心录》
（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卷下载：“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然非真实彻悟一番，纵是种种玄知妙解，依旧出这生死窟子不得。”）“疑者信之因……经此大疑，沉着研究，若无凑泊，方能有诸己而信。”（《龙溪集》卷一一《与李见亭》）在龙溪的性格中，蕴藏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叛意识，就连阳明的思想，他也同样表示怀疑：“盖不忍异者先师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与之异者；天下之公学，非先师所得而私也。”（《龙溪集》卷八《大学首章解义》）这种怀疑精神其实是阳明的一贯主张。
［５８］《龙溪集》卷一二《与吴中淮》。
［５９］《龙溪集》卷八《艮止精一之旨》。
［６０］过庭训：《圣学嫡派》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〇八，７０６页。
［６１］吕本撰写的《绪山钱公墓志铭》，就其内容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王畿《绪山钱君行状》的复制品，而其前提，就是龙溪与绪山的特殊友情，因此确信前者所记乃“无一字不可信而传者”（《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
［６２］据《宋元学案》载：范镇“与司马温公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温公为先生传，服其勇决，先生复铭温公墓”。故邵雍《闻见录》曰：“此二公出处之不同，其道则同也。”（《黄宗羲全集》第４册，５、７页）然钱、王二人生前并未“互为传”，死后亦未见“作铭”。绪山死后，龙溪为之作传，算是对同门师兄的一份纪念，但亦仅此而已。按理由龙溪来作绪山墓铭是最合适的，龙溪不作，自有其原因。反观绪山，其生前更是连一篇像样的序传类文字都未给龙溪写过。可见，钱、王二人的关系说什么也不能跟司马君实与范景仁同日而语。
［６３］何乔远所谓“德洪自少年至老守其师说”（《名山藏》卷一三《儒林记》），明显有误。有关绪山师事阳明的时间与经过，应当以王龙溪、刘鳞长等人的记载为准。刘鳞长曰：“（德洪）弱冠博综朱氏之学，久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归越，往师事焉。”（《浙学宗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一，１０７页）
［６４］当时对士子衣饰有严格规定，不得随意穿戴。据《明史·舆服志》卷四三记：“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无异胥吏，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规，凡三易乃定。生员襕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新服。”自此，襕衫方巾遂成为士子的专服。绪山、龙溪二人的穿戴显然有违此规定，类似今天的“奇装异服”。
［６５］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６６］其实阳明早在正德十三年的《与诸弟书》中就已对自己的出格行为有过深刻反省：“究厥所以，皆由平日任性作事，率意行私。自以为是，而不察其已陷于非；自谓仗义，而不觉其已放于利。但见人不如我，而不自见其不如人者已多；但知人不循理，而不自知其不循理者亦有。所谓‘责人则明，恕己则昏’。”（《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２９３页）然绪山、龙溪在入门之初居然仍学着“怪魁”王艮的样子，“异言异服”，自以为是，岂知此时的宗门风气在阳明的以身作则下已有所改变，故遭到众人“排讪”，实属必然。
［６７］《陈明水先生文集》卷一《简王龙溪、钱绪山二公》，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七二，１１页。
［６８］钱德洪：《寄龙溪》，《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２３９页。
［６９］［７０］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７１］《王阳明全集》，１２８２页。
［７２］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记》卷一。同样之内容，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卷二二《杂说》、冯梦龙的《智囊全集》（２８９页）、《明儒学案》卷一九《江右王门学案·魏良器传》等文献皆有载，只是详略有异。
［７３］《敬和堂集》卷五《简张阳和年兄》。
［７４］徐阶：《龙溪王先生传》，《王畿集》，８２８页。
［７５］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记》卷一。
［７６］参见中纯夫：《良知修证派について———王门三派说への疑问》（《富山大学教养部纪要》１９８９年第２２卷第１号）、吴震《阳明后学研究》第二章《钱绪山论》（１１９～１２４页）。
［７７］绪山所辑《传习续录》中有关“严滩问答”的记载是：“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想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王阳明全集》，１２４页）然龙溪《绪山钱君行状》所记则与此稍异：“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送至严滩。夫子复申前说……因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答。予曰：‘前所举是即本体证工夫，后所举是用工夫合本体。有无之间，不可以致诘。’夫子莞尔笑曰：
‘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正好更相切磨，默默保任，弗轻漏泄也。”
（《龙溪集》卷二〇）从两人的不同记载中可以看出，绪山不言“究极之说”，实乃留有“余地”；龙溪不言“尚未了达”，而只言“拟议未答”，则是给绪山留“面子”。前者说明绪山对阳明晚年之说尚不坚信，而后者表明龙溪对绪山的平和姿态。
［７８］但周汝登把这种“一致”看成是绪山“归一”于龙溪，而非龙溪“取益”于绪山，也就是把阳明的“相互取益”视为绪山的单向行为，而非钱、王二人的互动互补，这显然与其推崇龙溪的立场密切相关。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详见后述）。
［７９］据吴震考证，绪山有关“无善无恶”的思想，当形成于嘉靖二十七年之前（参见《阳明后学研究》，１５１页）。
［８０］说是全文收入，其实并不准确。据杨爵《杨忠介集·附录》卷三《复杨斛山书》而知，《王门宗旨》收入的《复杨斛山书》，文末尚有一大段文字及绍武的一则按语未收（参见《四库全书》集一二七六，１５４页）。
［８１］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３８页，《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２００３（２）。
［８２］参见《理学宗传》卷二一《钱绪山德洪》。
［８３］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１８页。
［８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９条。
［８５］《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１２条。
［８６］《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２５条。
［８７］《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２８条。
［８８］《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３６条。
［８９］不过绪山对慈湖亦有微词，认为“慈湖欲人领悟太速”（《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１０条）。这种担忧，与其后来对龙溪之学的反感，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脉相承的。
［９０］《复王龙溪》，《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６３页。
［９１］《承启堂稿》卷一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２４０页。
［９２］查铎以绪山、龙溪为师，故其言动静，契合二师，尤近绪山：“今之学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为，养静数年，始能立根。不知静是心之本体，周子所谓主静，只是无欲，惟动而不动于欲，则得其本体之静，非外动而别有静也。……若动处厌繁，屏去事为，养成枯寂之体，圣学不知是也。”（《查毅斋先生阐道集》卷四《会语》）这与其在“乐者心之体”的立场上偏向龙溪有所区别。
［９３］《南野集》卷三《答钱绪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八一，１００页。
［９４］《泾县志》卷三一《词赋》。
［９５］《王阳明全集》，１３５７页。
［９６］《玩鹿亭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七六，６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