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监叛乱以后，周公相当镇静和果断。他坚定地表示：“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尚书·金縢》)周公还向友邦及官吏讲明虽然形势严重，但剿平叛乱以取得胜利还是有把握的。他说：“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尚书·大诰》)为了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周公不惮其烦地劝说甚有威望的召公支持他东征平叛。他向召公说：“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尚书·君奭》)意思是将诚心告诉召公爽，要牢记殷丧的教训和天威之可畏，让大家襄助我们二人，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此后，召公协助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逸周书·作雒》)。周公的这些工作为平叛胜利奠定了基础。
周公东征，一是平定三监之乱，二是征服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使“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尚书·君奭》)。这个战略方针对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诗经·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东征将士把斧斨都用得破缺了，可见战斗是激烈的。《诗经·东山》写东征士兵在战争结束后返家的情景，其中有“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之句，《孟子·滕文公下》有“伐奄三年讨其君”的说法，《班簋》有“三年静东或(国)”之载，可见东征历时三年之久。《尚书·金縢》谓“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所指当即“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史记·周本纪》)。此后，周公继续挥兵东进，征服许多商王朝的与国，《逸周书·作雒》谓“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孟子·滕文公下》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这些国家多已无考，见于记载的有殷、东、徐、奄、熊、盈(《逸周书·作雒》)、攸(《孟子·滕文公下》)、商盖(奄)、九夷、丰、敷古(蒲姑)、淮夷和东夷诸国等。《尚书大传》有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的说法，可见剪灭奄国是东征的最后战役。奄是殷的旧都，“践奄”是对殷商势力的重大打击。周公东征既解决了周的王位争夺问题，又是商周两大势力的再次较量，并以周的胜利而告结束。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才真正达到东海之滨，这对于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毕竟给民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逸文：“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自孟子开始，历来把这几句解释为民众欢欣鼓舞地箪食壶浆以迎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周公之师。其实，文中的“攸”即曾从帝乙伐人方的“攸侯”(《合集》36482)之国，为殷商势力的中坚力量。这段话意思是攸国不臣服于周，故东征时缚系其士女，夺取其币帛，以此博得周王夸奖，而使攸国成为大邑周的附庸。长期战争不仅使被征服地区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使周本土的生产也受到影响。“町疃鹿场，熠燿宵行”(《诗经·东山》)，东征士卒回到家乡见到的是田地被野兽践踏成了鹿场，鬼火在夜里闪烁流动发光，是一片凋敝景象。可以说正是民众的卓绝奋斗和巨大牺牲才换来了周王朝的巩固，赢得了历史的进步。
武王时虽有在伊洛地区立都的设想，但并未付诸实践。周公当政之初，忙于平叛东征，亦无暇顾及，待东征结束后，周公始董理此事。《何尊》载“惟王初营宅于成周”，指周公开始营建成周，铭文最后纪年为“惟王五祀”，指周公当政称王之五年。这和《尚书大传》周公“五年营成周”的说法相契合。《逸周书·作雒》：“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意谓周公担心周室不能将所得到的天下延续下去，并考虑到不久要致政成王，所以决定在中原地区建造大邑。
关于洛邑的营建，《尚书·召诰》有较详细的记载。周公当政的五年二月乙未日，召公从镐京出发赴伊洛选址，走了十三天，于三月戊申日到达，随即“卜宅”，然后在洛河北岸开始“经营”。这个月的乙卯日，周公亲自至洛视察，并举行祭典，还诰告修建新邑的包括侯、甸、男、邦伯在内的“庶殷”。据文献记载。洛邑的营建历时两年，“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大凑”(《逸周书·作雒》)。洛邑又名新大邑、成周。实际上它包括两部分，在瀍水以西者为王城，主要是宗庙宫寝；以东者为成周，主要安置殷遗民。据载，洛邑有许多宏伟建筑，如“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逸周书·作雒)等。大约在营建成周的前后，周公将许多殷移民迁到成周一带以及丰镐地区居住。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力修筑城邑宫室，又可以使殷遗势力失去根基，而置于周王朝的直接监视之下。周公曾在洛邑向迁来的殷遗民发布诰辞，即今《尚书·多士》篇。其中说：“猷！
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
周公向“多士”，即殷遗民中的上层人物，指出将其西迁是“天命”所致。实际上是说此举为形势所迫。周公还宣布了对殷移民的政策：
“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只要殷移民勤勉而恭顺地臣服于周，就可以保有土地，安身立命，其中之优秀者还会被任用，就像当年殷王朝任命夏遗民一样，“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周公迁徙殷民到成周的政策对于中原地区形势的稳固起了积极作用。
周公当政称王的七年，洛邑建成，周公迎成王并用殷礼祭祀于洛邑，并且宣布“以功作元祀”(《尚书·洛诰》)，改称成王元年，实即将国政移交成王。成王命周公留守洛邑，“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临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尚书·洛诰》)，可见周公在洛邑肩负着稳定天下局势和制礼作乐的重任。成王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两都并存。成周和宗周一样，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也建有宫室、宗庙，在成周驻扎的八师和宗周的六师一样，也是周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周公和成王往来于宗周、成周两地处理政务。周公与成王之间似有一定矛盾。《尚书·金縢》的内容就表现出了成王对于周公的不信任，后来虽然有所转变，但其间的芥蒂似并未完全根除。《尚书·大诰》载周公向天下发布的文告，其中有“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的言辞，实以自己和成王为喻。周公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胸怀宽广。不因其和成王之间的芥蒂而影响大局。周公致政成王以后仍然兢兢业业地尽到辅佐之责。周公最后病逝于丰邑，遗言“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七、西周王朝概况
周王朝建立和巩固是我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周王朝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方国部落联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
周王朝的建立，打破了这种格局，出现了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崭新政治局面。
西周初年，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武王灭商以后的祭祖盛典上，“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逸周书·世俘》)。在这个排列里，嫡长子的地位并不突出。后来武王有意传位于周公，也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反映。周公致政成王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从成王至幽王基本上都是父子相继，仅懿王时传位于其叔父，是为孝王，然孝王死后仍由懿王之子继位，是为夷王。由此可见，王位的传子之制已有不可逆转之势。西周诸王世系如下：
西周王朝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从武王灭商到康王是西周前期。这个时期的周王朝从巩固走向鼎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各种典章制度、礼仪刑法都逐渐完备，这使它成为遐迩闻名的泱泱大国。从昭王开始，周王朝一方面在国力昌盛的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展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也孕育了各种新的矛盾，然而直到夷王时，社会矛盾也还没有激化。从昭王到夷王为西周中期。厉王至幽王为西周后期。厉王时的国人暴动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周王朝的统治者回天无术，虽然宣王时有些中兴气象，但颓败大势已不可扭转。幽王时的西周王朝覆灭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不能将褒姒一笑、女宠祸国视为主要因素。
对于西周王朝的这三个历史阶段，我们在下面依次进行讨论。
《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旧史往往把成康与文景、贞观等并列，誉为中国古代社会最美妙的时期。这种说法虽然不乏溢美成分，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
周初统治者目睹了商王朝的覆灭，并以之为鉴戒，因此往往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慎重制定各种有利于社会稳固的政策。他们认为：“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周公曾谆谆告诫说：“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尚书·无逸》)成王以兢兢业业著称，《诗经·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后来，成王在弥留之际嘱咐大臣们“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勤小大庶邦”(《尚书·顾命》)，依然不敢懈怠。周王朝“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尚书·立政》)以后，注意选拔人才，用“吉士”、“常人”，即杰出而有德行之人治理国家。周公致政成王以后还嘱咐他“勿误于庶狱”、“克诘尔戎兵”(《尚书·立政》)，实际上是让成王对民众采取宽厚的政策。成王十分关心农事，《诗经·噫嘻》说：“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盖成王时已有“籍田”之制，所以要在耕作前由成王来诰谕臣民。《令鼎》有“王大籍农于田”的记载，似可与《噫嘻》相互印证。周初统治者从周公开始就为抑制奢侈之风而戒酒，《尚书·酒诰》就是一篇著名的戒酒诰令。直到康王时，统治者还念念不忘此事，康王说：“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大盂鼎》)相传“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古本纪年》)，责备晋侯奢侈。可以说，不忘历史经验和鉴戒是成康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周公东征，在成康时期又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因此从关中地区向东至伊洛，再向东直到齐鲁，这个广阔地带的局势基本上是稳固的。《保卣》说：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延兄六品。蔑历于保，锡宾，用作文父癸宗尊彝。遘于四方，王大祀，佑于周。在二月既望。
铭文中的“殷”指王人会见诸侯之礼，或谓之“殷同”。《周礼·大宗伯》：“殷见曰同。”《周礼·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皆为其证。“兄”读若贶，赠也。“蔑历”为金文习语，诸家说解纷纭，一般认为是叙勋奖赏以资勉励之义。这段铭文说，乙卯日成王命令名保者参与(实为主持)会见东方五位诸侯的典礼，并赠之以六种礼品。事后，成王叙勋于保，并赐保以侯伯宾贡之物。保以此事为荣，遂为其父作尊彝以志纪念。此适逢四方诸侯来参加王之大祀且助祭于周之时，事在二月既望日。《保卣》所载说明成王时，东方地区与周王朝已属友善，所以才有殷见和赐赠之事。另外，《小臣传卣》载，“惟五月既望甲子，王〔在镐〕京令师田父殷成周”；《作册卣》载，“惟明保殷成周”；《士上盉》载，“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暨史寅于成周”，并赐“百生(姓)”以豚，均指成王派人去成周殷见东部地区诸高级官员和内外诸侯。由此可见东部地区逐渐加强与周王朝的关系。
成康时期对于东南方的经营情况在《宜侯簋》里有所反映。铭文谓：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立于宜宗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曰：繇！侯于宜。
一般认为此铭指康王省视东方地图，看到大约在今江苏丹徒附近的宜地，将虞侯改封为宜侯，以增强周王朝在东南地区的影响。《今本纪年》谓康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太平御览》卷五四引《寻阳记》：“庐山西南有康王谷。”此事虽不可尽信，但依形势而言，康王曾到过长江一带还是可能的。《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楚子熊绎与齐太公子吕伋等“并事康王”(按，《史记·楚世家》作成王)，是为此说旁证。
成康之际，国力强盛，据《小盂鼎》记载，康王时讨伐鬼方，一次就斩杀48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和30辆战车、350头牛，战果辉煌。除此之外，周王朝还曾多次大会诸侯，《国语·晋语八》有“成王盟诸侯于岐阳”之载，盖即《左传》昭公四年“成有岐阳之搜”。相传康王时亦有“酆宫之朝”(《左传》昭公四年)。《汉书·律历志》引《尚书》逸文谓，“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与康王时的朝见诸侯可能相关。《诗经·执竞》说：“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这是对成康之治的一个很好说明。成王、康王时期所采取的分封诸侯、安定社会、扩展周王朝的影响等措施都取得了相当成效。成康时代的业绩，向来为周人所津津乐道。
共王时的《墙盘》说，“宪圣成王”在左右忠信智慧、刚毅超群的大臣们的辅佐下，“用肇铸周邦”，使周邦开始强大。《墙盘》铭文还说“渊哲康王，宾尹亿疆”，指康王开拓疆域，治理各方。春秋时代的王子朝也说道：“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总之，成康时期，周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得以顺利发展，这些都具有积极意义。
从武王开始，经周公东征直到成康时期，周王朝所开拓经营的重点是东方，其次是东南地区。到了昭王时期，凭借着强盛的国力，周王朝便着重向南发展，而对北方戎族采取守势。《墙盘》追述周昭王业绩时说：“弘鲁邵(昭)王，广能楚荆，惟狩南行。”昭王之世是以南征荆楚为其特征的。楚本为周之附庸，其先祖鬻熊曾经“子事文王”(《史记·楚世家》)。鬻熊以后三传至熊绎，他曾去参加成王会盟诸侯的“岐阳之搜”。但是，“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八》)，只能做点杂务，看守燎祭的火堆。可见，楚的势力还是微不足道的。
后来，熊绎被“封以子男之田”(《史记·楚世家》)，“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势力迅速增长，经过成、康以及昭王的五六十年的发展，楚的影响已不同寻常。周初大分封，姬姓诸侯已经到今长江中游和汉水一带。春秋时的人说：
“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或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左传》)定公四年)楚对姬姓诸侯的蚕食大约在周初即开始了。
按照《古本纪年》的说法，昭王南征有两次大规模的行动。第一次是：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这次南征在《天问》里亦有所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兕)”。意思是说昭公初至荆楚即逢白兕以为吉利，但再次南征时却遇难不返，那么逢白兕之事于昭王有何利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