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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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社会政治历史的演进(11)

迁都于丰是周文王所完成的一件大事。《诗经·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丰在今陕西户县东的丰水西岸。文王伐崇以后将都邑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以南所建的丰。文王在丰地建有“灵台”、“灵囿”(《诗经·灵台》),“方七十里”(《孟子·梁惠王下》),“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诗经·灵台》),反映了国势的强盛。徙都丰邑之后不久,文王“卒于毕郢”(《孟子·离娄下》),其子发继位,是为武王。文王时的经营和征伐为以后的武王灭商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周人屡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经·文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诗经·我将》),对于文王的功绩十分尊崇。他们认为,“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文王》),是其祖先在天国的神灵的代表。

我们下面探讨一下周文王时期商周关系的问题。

文王时期,周的势力迅速强大,曾多次讨伐商的与国,然而终文王之世,商周关系并未公开破裂,并未恶化到直接兵戎相见的地步。这固然是商周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但也是文王审时度势,执行正确的外交策略的结果。

文王对商王朝一贯采取谦恭忍让的态度,作出种种友善的姿态。

他刚继位就娶位于今豫东一带的莘国长女为妻。此女虽非出自商王室,但有莘氏一直与商牢固结盟,文王娶莘女便是对商友好的一种表示。春秋时期有“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传说,《史记·周本纪》加以推演,说“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以美女、名马等“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文王方被释。这件事反映了文王对商的屈辱忍让。周原卜辞有以下两例:

(1)贞,王其祈又大甲,,周方白(伯)……西正,不在于受又(有)又(佑)。

(2)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昭祭成唐(汤)……鼎祝示二母(女),其彝血三豚三,又正。

一般认为这两例都是文王时期的卜辞,辞中的“周方白(伯)”和“王”均指文王。这两条卜辞表明,文王不仅为商先王成汤和大甲举行祭典,而且为纣王之父帝乙建立了宗庙,称为“文武帝乙宗”。这两例既说明了商王朝神权崇拜的广泛影响,又说明文王十分注意对商斗争的策略。

在对商王朝表示谦恭和友善的同时,文王还十分重视分化和拉拢商的与国。文王的伐黎、伐邘、伐崇,都不应视为占其土地、灭其国家,而应当看成一种征服,让它们从臣服于商变为服从于周。

《诗经·荡》共有八章,其中七章是文王对商王朝乱政的抨击,如谓商“流言以对,寇攘式内”、“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等。这些应当是文王对诸侯们所讲的,而对商先王的祈祷则主要是演给商人看的。所谓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应是多数诸侯国都归服于周的意思。在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一直全力经营东方,并不以西方的周为其强敌。结果“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这些与文王对商周关系的正确处理有直接关系。

五、武王灭商

商周王朝的交替是先秦时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春秋时代的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左传》昭公四年),武王灭商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相传文王长寿且多子,其长子伯邑考先文王而逝,因为当时宗法制尚未确立,所以文王不立伯邑考之子,而立其次子发。文王死,发继位称为武王。武王继位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商王朝贵族微子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土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尚书·微子》)这种情况在周人的眼里,就是“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诗经·荡》)。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邦殷”(《尚书·召诰》)与“小邦周”(《尚书·大诰》)的军事实力差别还是明显的,所以,武王继位后并未马上伐商,而是继续文王之道,黾勉从事,以待时机的完全成熟。大约在这个时期,武王在丰邑之东不远处的丰水东边营建了镐京(今西安市西南)。《诗经·文王有声》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此举当是他东进灭商的一项准备。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篇载,周武王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说文》训乱为“治也”,“乱臣”即治臣。武王的“乱臣”主要有召公、毕公、毛叔郑,以及文王旧臣师尚父、散宜生、泰颠、闳夭等。师尚父又称吕尚、姜尚、太公望等,《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他垂钓渭滨而遇文王的传说,类于小说家言,不尽可信。师尚父大概是姜姓的吕国酋长而入于周者,因善于统兵打仗,故称为“师”。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审时度势,仍然认为时机未到,遂退兵。此后,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灭商的条件完全成熟。

按照《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的记载,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一月癸巳日周师出发东征,除了主力军“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以外,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族的人员。行军历二十四天,至二月戊午日从孟津(今河南孟津)渡黄河。周师此后的行军路线,《荀子·儒效》有这样的说法: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大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

前面所提到的“怀”在今河南沁阳东南。“共头”、“百泉”在今河南辉县,可证周师渡河后是东北行,往朝歌(今河南淇县)进发的。

四天以后的癸亥日到牧野,连夜布阵。第二天甲子日早晨在“商郊牧野”(《尚书·牧誓》)和纣决战。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纣的罪状,勉励“友邦冢君”和周师官兵“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尚书·牧誓》),英勇向前。

这时,纣王“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史记·周本纪》),“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诗经·大明》)。虽然商师人数众多,但皆无战心,而周师却斗志旺盛,“以虎贲、戎车驰商师”(《逸周书·克殷》),战斗十分激烈。《诗经·大明》有这样的描写: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强大攻势下,“纣师皆倒兵以战”(《史记·周本纪》)。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大白之旗。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胜利。《利簋》铭文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谓武王征商的甲子日早晨,岁星当空,很快就赢得了胜利,仅一日之早晚即灭商而有之。

牧野之战的次日,在商王宫殿里举行隆重仪式,由尹逸宣读祝文:“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此后,武王再拜稽首,表示“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逸周书·克殷》)。以后的几天里,武王在朝歌办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立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二是命令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百姓。《易经·明夷》集解引马融曰:

“箕子,纣之诸父。”《史记·宋微子世家》说“箕子者,纣亲戚也”,因谏纣王不听而“被发详狂”,后被纣王囚禁。孔子曾称赞他和微子、比干为殷之“三仁”(《论语·微子》)。武王灭商之后,带箕子至周。相传武王曾向箕子询问治民之道(《尚书·洪范》),并“封箕子于朝鲜”(《史记·宋微子世家》)。三是表彰殷贤人商容和被纣杀死的诤臣比干。四是将商王朝屯积鹿台和巨桥仓廪里的钱财和粮食散发给民众。克商之后,武王极力安抚商的民众,“谒戎殷于牧野”(《逸周书·世俘》),在牧野会见殷民。

武王曾向殷民说:“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以致使殷民“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叩头响得就像一堆牛角坍塌下来一样。武王还顺从殷民之意,“复盘庚之政”(《吕氏春秋·慎大》)。五是命人迁九鼎宝玉归周,以象征主宰天下权力的递嬗。六是在军队中举行祀典,祷告祭祀于神灵(《逸周书·克殷》)。七是派人征伐商王畿及其附近地区的戏方、靡、陈、卫、磨、宣方、蜀、厉等方国(《逸周书·世俘》),是为灭商之战的余绪。武王在殷都停留了七天,于甲子之后的辛未日到达柬师。《利簋》说:“辛未,王在柬师,锡右史利金。”柬在今郑州一带。武王凯旋的行程当是自朝歌偏西南行渡黄河至柬,在柬停留后才西行的。西行途中,于辛未之后的第四天乙亥日武王又在伊洛地区停留。

考察这里的地理形势。《逸周书·度邑》谓武王,“自雒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雒,无远天室”,所述当是武王在嵩山上见到的情况。武王认为伊洛一带比关中地区开阔,已有在此建都之意。

《何尊》说:“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中或(国),自之乂民。”《左传》桓公二年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的说法。这些都说明营建洛邑事,实发轫于武王。此事在武王时为何未能实现,其原因今已不得而知,可能与固守关中地区的周之基业有关系。据《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记载,武王在四月庚戌日凯旋返回丰镐,“燎于周庙”。这样,“武王自出师至凯旋大约用了七十八天”,就迅速完成了灭商大业,然而这却是周族几代人自强不息奋斗的结果。《大盂鼎》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慝),匍有四方”,是合乎实际的。

六、周公当政和营建成周

克商后两年,武王病笃。周公设祭坛,“植璧秉珪”(《尚书·金縢》),亲自放置玉璧并拿着珪,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史官的祝告之辞是: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尚书·金縢》)祝辞的中心意思是周公愿以己身代武王而死,因为天下之兴亡维系于武王的安危。然而周公的虔诚并没有换来武王的康复。武王不久还是病逝于镐京。按照《古本纪年》和《逸周书·度邑》的记载,武王死时五十几岁。

武王死后,周公当政称王。对于此事,历代许多封建史家狃于宗法正统观念而多不敢相信,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说周公只是摄政而没有称王。其实周公当政称王是有确凿证据的。

第一,《尚书·大诰》:“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肆朕诞以尔东征。……’”东征为周公之事,此称“王曰”,是此王当为周公。《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篇记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分封文王之子康叔于卫之事,此“王”称康叔为弟,则王必非成王,而当是周公。《酒诰》、《梓材》两篇性质和《康诰》相同,其中的“王”亦指周公。《尚书·多士》: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尚书·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皆讲周公东征从奄地返周事,“王”亦当指周公。《尚书·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还指明了周公“受命”称王的时间。

第二,周初器《司土簋》:“王来伐商邑,延令康侯图(鄙)于卫。”此为周公称王的直接证据。另外《王在鲁尊》有“王在鲁”的记载,顾颉刚先生认为也是“彝器铭文中周公称王的直接证据”。

第三,古文献中,除《尚书》之外,还有其他不少记载说明周公曾经称王。如,《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

《韩非子·难二》:“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周公所以当政称王,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武王灭商后他曾经夜不能寐,说:“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呜呼!予忧兹难。”(《逸周书·度邑》)十分担心殷的残余势力和影响。商王朝虽已灭亡,但许多方国并未归服于周,所以,武王时期周王朝的形势并不容乐观。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不堪担负治理天下的重任,周公“恶天下之倍周”(《荀子·儒效》),因此才当政称王。另外,周公继位也是符合武王意愿的。

《逸周书·度邑》有这样的记载:

王〔欲旦〕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惟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至于休,予近怀予朕室。汝维幼子,大有智。……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

令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这段话的意思是,武王想让周公旦继位,并告诉他,在诸弟中数他最通达事理,可堪重任。武王受到“二(按,疑为‘上’之误)神”告示,知道自己“灵期”(即死期)将至,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并且只有叔旦可以安定局势,所以决定“兄弟相后”,传位于叔旦。并谓此事业经卜筮明告,可以实行。然而叔旦却很担心,泣涕拱手不肯接受。周公以前,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尚未确立,公亶父不传位于长子,而传于三子季历;文王不传位于长子伯邑考之子,而传于次子武王。周公继武王之位虽非父子相继,但兄终弟及为殷代习见,并且当时尚未有嫡长子必须继统之说,所以对于周王室来说此举并非大逆不道,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武王灭商之后,曾分商王畿地区为三部分,设三监来治理。

《汉书·地理志》说: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

颜师古注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关于三监地域,自来众说纷纭,或者当以颜注之说近是。

古文字“监”作人俯身向盛水的鉴盂之形,盖谓从水中视己之相貌,故较早的文献里监多用为视义。监初指莅临、观察,以后才引申为监察、监督。《尚书·梓材》“王启监”,指周王省视诸侯,监即诸侯。周初诸侯有称为监者,可能是莅临封国的诸侯的别称。诸侯若不去封国而留居于王畿,则不可同时又称为监。弄清了监字古义就可以明白周初三监并非派管叔等三人去监督武庚,而是分派三人莅临治理商王畿地区。武王虽然灭掉了商王朝,但仍然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以之作为争取殷遗民归顺的策略,因此武庚为三监之一的说法,应属可信。

三监之乱的发动者是管叔、蔡叔。《左传》定公四年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史记·管蔡世家》说管叔、蔡叔“挟武庚以作乱”。管叔为周公之兄,若兄终弟及,则依次当由管叔称王,然而他和蔡叔却被派到商王畿地区,并不居于丰镐。周公当政称王为其愤恨,势所必然。管、蔡先散布流言飞语,谓“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然后勾结武庚公然叛乱。三监之乱对周王朝震动很大,《尚书·大诰》说:“弗吊天降割(害)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绪。”意思是,不幸得很,天在我家降下灾祸,并且没有稍微迟延一些,让我们有喘息之机。居于西方的我们周国就要大难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