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的政治结构中，禹居于权力的中心，其身上已经有了不少后世“王”的影子。他接受舜禅让的帝位以后，在部落联盟中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他曾经以行天之罚的名义征讨三苗，还曾在涂山召集诸侯会盟，与会者很多，据说有“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参加。后来在会稽大会诸侯的时候，防风氏的首领迟到，就被禹杀戮。禹的影响很大，“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这种情况反映了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禹的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古代文献里有禹让诸侯邦伯按照路途远近分别纳贡的说法，虽说是后世儒家加以理想化、系统化的结果，可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禹的强大权力和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按照《礼记·礼运》篇的说法，从禹的时候开始，“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从古代文献记载里可以看到，禹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强烈的权势欲，并且在许多事情上玩弄权术。禹欲结束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禅让制度，但又顾虑传统观念的深远影响，便采取十分灵活的做法，使禅让制度向世袭制度转变。禹选择颇有威望的偃姓部落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以表示自己依然奉行禅让。可是皋陶的年龄与禹相仿，已至耄耋之年，等不到实行禅让便先禹而死。禹又荐举没有多少影响的益为继承人。禹死之后，益重演禅让故事，把权力让给禹之子启，自己躲避到箕山之阴，但各个部落并不拥护他，而拥戴启。于是启便继位而正式建立夏朝，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战国策·燕策》说“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禹的举措在实际上为启开辟了道路。
一般认为，启是夏朝开国之君。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打败东夷族和有扈氏的势力而使夏王朝得以巩固。启继位的时候，东夷族势力强大。东夷族首领益曾经被舜任用去管理草木鸟兽，后来又被禹选为继承人。虽然禹在位的时候让他参加天下大事的处理，并且在禹死时又被禅让给最高的权力，但是结果却由启继承了权位。于是益便率众向启进攻。屈原《天问》篇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意谓启代替益作了君主，但却突然遇到灾祸，后来遭受忧患的启为什么却能够解脱拘禁。从这段话推测，启和益之间一定进行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以启的胜利告终的，即《古本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居于今陕西关中平原的有扈氏对启所实行的家天下不满，启遂率众前往讨伐，在甘地(今陕西户县南)大战。战前，启在誓师之辞中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因此上天才要“剿绝其命”。启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的名义与有扈氏作战，在舆论上占了优势。
战争的结果，有扈氏被剿灭，启的地位得到巩固。有扈氏是旧传统的维护者，《淮南子·齐俗训》说他“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①。
启的胜利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胜利的取得，使夏朝生机勃勃。启曾在均台(今河南阳翟)举行盛大宴享，还在“天穆之野”演出了精彩的乐舞。启是一位能歌善舞的人，在舞蹈的时候，他“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山海经·海外西经》)，有精彩表演。启的时候，乐舞的场面相当壮观，《墨子·非乐》篇说它“万舞翼翼，章闻于天”。这种欢乐的情景与讨伐有扈氏胜利后夏朝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关系的。古书上还有夏后启曾经到天上获取乐舞的说法。《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关于《九歌》的内容，春秋时人认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左传》文公七年)，并且以“六府三事”来解释“九功”。其解释里面有“五行”和“德”的观念，不当为夏代所有。故“九功”可能是夏人对于夏后启功绩的颂扬，至春秋时，人们又加以附会衍变而成。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明古人认为启以其功绩而得天神之助以及下民拥戴的情况。
夏王朝在建立之后不久就遇到了麻烦。相传，启在位的时候，其子武观作乱，《韩非子·说疑》篇说，武观曾经“害国伤民败法”，《逸周书·尝麦》说武观“胥兴作乱，遂凶厥国”。后来叛乱被平定，武观被诛杀。武观之乱虽说对于夏朝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还不在统治者内部，而是夷夏之间为争夺方国部落联盟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只顾田猎游玩而不恤民事，这使夏朝势力有所削弱，东夷势力遂乘机西进。东夷的太昊、少昊部落早在炎黄时代就颇为强盛。夏朝初期，东夷族的著名首领是羿，或称夷羿、后羿。他以善射著称，《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他是弓的发明者。太康时期，羿率众从东方的迁到位于夏朝腹地的穷石(今河南洛阳市南)，称有穷氏，得到夏民拥护而夺取了夏朝政权。有的古书说太康为羿所废，《古本纪年》则谓“太康居斟寻”。大概太康失国以后曾投奔斟寻氏。太康以后，虽然其弟中康继为君主，但国事概由羿决定。羿的统治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历来主持天时历象的羲氏、和氏即公开表示反对，羿就指责他们废时乱日并派名胤者率众前往征伐。中康以后，其子相继位。相逃往斟寻氏和斟灌氏，羿遂独揽夏朝大权。据《左传》记载，羿得夏政之后，恃其善射而只顾田猎，不修民事，废弃武罗、伯困、龙圉等贤臣，却重用被伯明氏驱逐的不肖子弟寒浞。寒浞谄媚于上，施赂于外，怂恿羿田猎游玩。寒浞极力网罗党羽，拥有很大权力。趁羿田猎之机，寒浞将羿及其全家杀掉，袭有穷氏之号，夺取了大权。寒浞子浇被封于过，另一个儿子豷被封在戈。浇率众灭掉斟灌氏，又去讨伐斟寻氏，杀掉在那里的夏后相。相妻缗正值妊娠，慌忙中急从墙洞中逃出，奔往母家有仍氏，在那里生下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为有仍氏牧正。浇闻讯，派人到有仍氏追杀，少康遂逃奔有虞氏。有虞氏君妻之以二女，并且把纶邑给少康居往。少康得有虞氏帮助，不仅有了田邑，而且有了一旅兵众。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收集夏众，设官分职，派人到浇处为间谍，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准备恢复夏朝。这时候，逃往有鬲氏的夏遗臣靡，收集斟灌氏、斟寻氏余众，和少康联合，剿灭寒浞，复立少康的统治地位。少康率众灭浇于过，又命令其子杼灭豷于戈。有穷氏至此而灭亡，夏朝得以复兴。少康中兴的史实说明，当时各个方国部落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少康的复立与方国部落的支持有直接关系。《古本纪年》说“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可见少康与诸族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代表东夷势力的羿和寒浞虽然能在一个时期里占据统治地位，但终究没有夏的影响深远，斟寻氏、斟灌氏、有仍氏、有鬲氏、有虞氏等都站在夏的一边并且竭力帮助夏恢复统治，就是明证。
夏朝的巩固和发展是少康中兴以后的事情。少康子杼在位的时候，夏朝形成复盛的局面。为了便于向东开拓，杼将统治中心从原(今河南济源)迁往老丘(今河南开封市北)，并派人征伐东方。《古本纪年》说“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还获取了作为祥瑞的九尾狐。大概夏朝势力在杼时已经扩展到了东海之滨。古书上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说法，谓杼注意兵器的制造。杼时夏朝武力强盛与此是有关系的。夏人对杼很尊敬，《国语·鲁语上》篇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认为杼能继承禹所开创的事业，因此用隆重的“报”祭来祭祀杼，以怀念他的功绩。杼子槐继位以后，居住在今淮河流域和泗水流域的于夷、黄夷、风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等九个东夷部落都纳贡祝贺。槐子芒在位的时候曾经“东狩于海，获大鱼”(《古本纪年》)，可见夏依然与东夷有密切关系。总之，自少康以后，夷夏关系稳步发展，到芒子泄的时候由于东方已无后顾之忧，所以便有力量向西发展。泄时，夏与西方的畎夷关系密切，“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汉书·西羌传》)，接受夏朝封号，表示顺服。
泄子不降曾经率兵讨伐西方的九苑，以扩展夏对西方的影响。
夏朝后期，国势渐衰。夏王不降死后，孔甲继位，加强了对于天帝的崇拜，《左传》说他“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认为孔甲对天帝恭顺，并且得到天帝的赏赐。《史记·夏本纪》谓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这是可信的说法。春秋时期的人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国语·周语下》)，所谓“乱夏”是指孔甲改变了夏朝的传统做法。相传，陶唐氏的后代御龙氏因为驯龙失职，而在孔甲时“惧而迁去”(《史记·夏本纪》)，可见孔甲时期，夏与许多方国部落的关系趋于紧张。然而，当时的夏朝在诸方国部落中尚有一定影响，还没有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所以《古本纪年》说孔甲以后两传至后发继位时，一些东夷部落还“宾于王门，献其乐舞”，以表示祝贺。
孔甲以后四世的夏王即履癸，名桀，又称夏桀。相传桀甚勇武，《史记·律书》说他“手搏豺狼，足追四马”。他的最终失败跟桀时夏与诸方国部落的关系恶化很有关系。《国语·晋语》说夏桀讨伐喜姓之国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才得免。《古本纪年》说桀伐岷山氏，岷山氏送名琬和琰的美女两人给桀，为桀所嬖爱，桀遂“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夏桀曾经“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有缗氏是帝舜后裔，为姚姓之国，因不服桀，而被夏所灭，《国语·郑语》说“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
桀还将商族首领汤囚禁于夏台，后虽释之，但与商族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总之，夏朝末年，许多方国部落叛离桀而归服商汤。夏桀失去了诸方国部落的支持，这是夏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桀的对内政策也是很错误的。《尚书·汤誓》载商汤指责夏桀语：“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西周初年的周公曾经指责夏桀用人失当，“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尚书·立政》)，认为夏桀的行为不遵循以往任用官员的准则，所以其暴虐行为使夏灭绝无后。据《尚书·多方》篇记载，周公还指出，夏桀贪图安逸，不顾民瘼，“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夏朝统治者只顾自己享乐，不肯忧虑民众疾苦，不能放开束缚民众的罗网，所以才被商灭亡。《古本纪年》说“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其臣关龙逢谏，被夏桀杀掉。夏朝的一些大臣因不满桀的残暴统治而投奔商汤，据《吕氏春秋·先识》篇，连夏朝的太史令终古都叛桀而奔商。夏桀末年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时，商汤联合诸侯势力，先剪灭豕韦、顾、昆吾等夏的羽翼，然后进军夏朝腹地。桀仓皇应战，在有娀之墟被打败后，逃往鸣条，又大败，遂退于三鬷。桀在惨败之后，被放逐。《史记·律书》正义引《淮南子》说：“汤伐桀，放之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南巢之山在今湖北巢湖市，桀死于此处应当是夏朝覆灭以后的事情。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从启开始，夏朝共传十三世、十六王。《古本纪年》说夏朝共历四百七十一年，可能近于实际。夏朝世系如下：
夏王朝灭亡以后，夏族势力除留在中原地区的以外，还有两支势力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迁徙。夏族到南方的一支，当即随夏桀而南迁者。夏族到北方的一支，可能与当地的诸族融合，后世称其为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索隐谓“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
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若此说不误，则夏族一支向北的迁徙便是夏桀之子时候的事情。
三、关于夏代的考古学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专家们在古代文献所记夏人活动比较集中的今豫西和晋南地区，开始进行关于“夏墟”的调查。20世纪60年代初期定名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是夏代考古的重大收获。
这个类型的文化遗存最初于1953年发现于河南登封玉村，后来在豫西、晋南地区陆续有所发现，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丰富、最典型，遂以之命名。二里头文化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二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这两个类型的分布正与古代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在河南郑州、洛阳、临汝等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多种文化层重叠的关系，即商代早期文化叠压在二里头文化之上，二里头文化又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上。就时代发展顺序而言，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之间即夏代，可见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确是夏代的考古文化。据测定，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5年到公元前1625年之间。一般将它分为四期。考古学家对于这四期文化的归属有较大分歧：或说四期全是夏文化；或说第一至三期是夏文化，而第四期则是商文化；或说第一、二期是夏文化，第三、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中以第三期的内涵最丰富，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两座宫殿遗址。
一号宫殿遗址坐北朝南，建筑在高出地面约80厘米的略呈正方形的夯土台基上，南北100米，东西108米，中部偏北又有一长宽各二三十米的高起夯土台，其上分布着一圈长方形柱洞，是一座长30.4米、宽11.4米的大型殿堂，为这座宫殿的主体。根据柱础的排列，可以复原成面阔八间、进深四间的双开间建筑。台基周围发现有柱洞，可以复原出与宫殿毗连的庑廊，它所围成的空地就是中庭。其正南是一座牌坊式的大门。整套建筑的工程量很大，仅夯土台基的用土量就达两万立方米。二号宫殿也是坐北朝南，有作为地下水道的陶水管。二号宫殿的结构大体和一号宫殿的类似，也有正殿、庑廊、中庭、门塾等，但其格局更加严谨。这两座宫殿建筑，其堂高于庑和庭，庑和庭又高于台基周围的地面，在举行礼仪的时候可以清楚地体现出高低贵贱的差别，在堂上统治者能够很好地体现其尊贵和威严。在属于第三期的墓葬中发现不少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属于早期阶段，造型简单，器壁较薄，质朴无文，其种类有爵、钺、戈、刀等；玉器有钺、戈、璋、刀、琮、圭等，其中有制作极精的七孔玉刀和玉璋。
这些青铜器和玉器中有不少属于礼器和祭器，应当是当时“礼义以为纪”的情况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一号宫殿的废弃情况。考古发现宫殿台基北侧有属于第四期的灰坑，台基上面的灰坑多达50余个，另外还发现了属于第四期的10余座墓葬，也都打破了第三期的地层。这种叠压关系表明，一号宫殿兴建于第三期，到第四期的时候已经废弃。《古本纪年》有桀居斟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