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是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之时，唱遍神州的一首歌。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并非为澳门回归而写的新作，它是20世纪20年代一首题为《七子之歌》的组诗中的第一篇，其作者就是著名爱国诗人和学者闻一多。
1922年，刚刚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毕业的闻一多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在西方社会中亲身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屈辱，更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1925年6月，闻一多毕业，决心回国报效祖国，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看到上海的马路上仍然血迹斑斑，这里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于是，在1925年7月4日，闻一多发表了组诗《七子之歌》等多篇爱国思乡之作。他以拟人的手法，将中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七处“失地”即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此诗一问世立刻就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共鸣。
1928年，闻一多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死水》。他把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和抗议以及对祖国的深情都凝聚于笔下，倾注在深沉而愤激的诗篇中。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受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为非作歹，气焰十分嚣张。
“不好了，闻先生。”一天，几个学生满头大汗跑进闻一多的办公室，“我们的同学在海滩上无缘无故被日本人打得遍体鳞伤，而且还反被送到警察局扣押了！”
“什么？！”闻一多听后大怒，拍案而起，“你们莫急，我来解决。”
他立刻前往校长办公室了解情况。没想到校长正在接听警察局打来的指责电话，说是学校方面放纵了学生。校长很为难地看着闻一多，说：“这该怎么办？学校不好出面啊！”
“荒唐！”闻一多怒道，“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他坚决要求校方必须出面和警察谈判。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最终警方不得不释放了被扣押的学生。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及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绝不剃掉，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
946年解放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故意给他们发放可以低价买“美援面粉”的配给证。但以闻一多和朱自清为代表的很多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签署了《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他们宁愿忍受饥饿，也绝不领受美国救济粮。
国内的反战和民主呼声越来越强烈，但国民党政府却加快了残害民主人士的步伐。同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不顾危险，出席了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刚被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先生的悼念会。当时的至公堂内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
就在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悲痛得讲不下去时，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走上讲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闻一多铿锵的话语，每一句都像一把铁锤砸在人们心上。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仅仅4小时之后，在离家不到100米的地方，闻一多身中数弹，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这一次演讲，成为闻一多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