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叔永原书
适之足下：
读《新青年》第四号中足下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为赞成。记去年曾向足下说过，改良文字非空言可以收效，必须有几种文学上的产品，与世人看看。果然有了真正价值，怕他们不望风景从么？但是创造的文学，一时做不来，自然以翻译西方文学上的产品为第一步。此层屡向此邦学文学诸人提及。无奈他们皆忙自己的功课，不肯去做。足下现在既发大愿，要就几年之内，译几百部文学书，那就越发好了。
读《新青年》中广告，知“易卜生号”专载A Doll’s House一剧。此剧就意思言，固足以代表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与针西方社会的恶习。就构造言，尚嫌其太紧凑了一点。足下若曾看过此剧，便知其各节紧连而下，把个主人翁Nora忙得要死，观者也屏气不息。
昨日经农把致足下的书与我看了再行发出。我看了过后，觉得也有几句话要向足下说说。足下说，“白话可做活文字，也可做死文字；文话只能做死文字，不能做活文字”。此层经农已举左丘明的《春秋传》、太史公的《史记》来辩难了。我想，要替文话觅辩护人，可借重的，尚不止左、史两位。即以诗论，足下说，“《木兰行》、《孔雀东南飞》，杜工部之《兵车行》、《石壕村》，以及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是好诗，因为他们是用白话作的，或近于白话的。”今姑勿论上举各篇各作者不必尽是白话。就有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认白香山是诗人，大约也不能不承认杜工部是诗人。要承认杜工部的《兵车行》、《石壕村》是好诗，大约也不能不承认《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诗。但此等诗不但是文话，而且是律体。可见用白话可作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作好诗呢？不过要看其人生来有几分“诗心”没有罢了。再讲韩昌黎的《南山诗》，足下说他是死文字。比起《木兰行》、《石壕村》等来，《南山诗》自然是死的。但是我想南山这个题，原在形容景物，与他种述事言情的诗不同。《南山诗》共用五十二个“或若”，把南山的形状刻画尽致。在文学上自算一种能品。要用白话去作，未见作得出。岂可因其不是白话，反轻看他呢？以上各种说法，并非与白话作仇敌，也非与文话作忠臣，不过据我一个人的鄙见，以为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只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
经农又说《新青年》上的白话诗，除了足下作的是“有声，有韵，有情”（记不清楚了，想是如此说的），他不敢妄加反对外，其余的便有些念不下去了。我想这个又是诗体问题，久已要向足下讲讲。现在趁此机会，略说几句，一并请足下指教。今人倡新体的，动以“自然”二字为护身符。殊不知“自然”也要有点研究。不然，我以为自然的，人家不以为自然，又将奈何？足下记得尊友威廉女士的新画“Two Rhythms” ，足下看了，也是“莫名其妙”。再差一点，对于此种新美术，素乏信仰的，就少不得要皱眉了。但是画画的人，岂不以其画为自然得很吗？所以我说“自然”二字也要加以研究，才有一个公共的理解。大凡有生之物，凡百活动，不能一往不返，必有一个循环张弛的作用。譬如人体血液之循环，呼吸之往复，动作寝息之相间，皆是这一个公理的现象。文中之有诗，诗中之有声有韵，音乐中之有调和（Harmony），也不过是此现象的结果罢了。因为吾人生理上既具有此种天性，一与相违，便觉得不自在。近来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古人的好诗好文，其字音的长短轻重，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我想此种研究，于诗的Meter（平仄？），句法的构造，都有关系。吾国诗体由三百篇的四言（James Lezze说中国有二言诗，固附会得可笑。三言诗，汉《郊礼歌》等有之，但不足为重）变成汉、魏的五言；又由汉、魏的五言变成唐人的七言。大约系因古人言语短简急促，后人言语纤徐迟缓的原故（文体的变迁亦然）。但是诗到了七言，就句法构造上言，便有不能再长之势。再长，就非断不可了。且七言诗句，大概前四字可作一顿，后三字又自成一段。韩昌黎有时费全身的气力，于七言中别开生面。但只可于长诗中偶杂一二句。若句句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的句法（因韩诗已不记得，故引李诗为例），也就不能读了。七言既成了诗句的最长极限，所以宋、元的词曲起而代之。长短句搀杂互用，倒可免通体长句，或通体短句的不便处。但是他们的音调平仄，也越发讲究。我以为此种律例，现在看来，自然是可厌。但是创造新体的人，却不能不讲究。就是以后作诗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点。实在讲起来，古人留下来的诗体，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什么缘故？因为古人作诗的时候，也是想发挥其“自然”的动念，断没有先作一个形式来束缚自己的。现在存留下的，更是经了几千百年无数人的试验，以为可用。所以我要说，现在各种诗体，说他们不完备不新鲜则可，说他们不自然，却未必然。我再要说，若是现在讲改良文学的人，专以创造几种新体为无上的天职，我把此种人比各科学上的一种人专以发明各器具新方法为事，也只得恭敬他，再没多话说。若是要创造文学的产品，我倒有一句话奉劝：公等作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这个主张，足下以为何如？
瞎三不着四的议论发了一阵，纸已写的不少了，还有钱玄同先生的废灭汉文大问题不曾讲到。若是用文话，断不会有如许喽嗦。这也是白话的一种坏处。
经农对于废灭汉文的问题，已经说“心中万分难受”了。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我想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
此层且按下不讲。尚有一个实际问题：《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钱先生的废灭汉文一篇大文，原来有点Sentimental。我讲到此处，也有点Sentimental起来。恕罪恕罪。
任鸿隽白六月八日
答书叔永
叔永足下：
经农的白话信来，使我大欢喜。今又得老兄的白话信，并且还对于我的文学革命论“大为赞成”，我真喜欢的了不得。来书有许多话，我已在答经农的信里回答过了，我现在且把那信里不曾说过的话，提出来回答如下：
（一）来书说“用白话可作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作好诗呢？”又举杜甫的《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为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的确是好诗。这诗所以好，因为他能用白话文写出当时高兴得很，左顾右盼，颠头播脑，自言自语的神气。第三，四、七、八句虽用对仗，都恰合言语的自然。五六两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有点做作，不自然了。这可见律诗总不是好诗体，作不出完全好诗。《诸将》五首，在律诗中可算得是革命的诗体。因为这几首极老实本色，又能发挥一些议论，故与别的律诗不同。但律诗究竟不配发议论，故老杜这五首诗可算得完全失败。如“胡虏千秋尚入关”，成何说话？“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闲”，实在不通。“拟绝天骄拔汉旌”，也不通。这都是七言所说不完的话，偏要把他挤成七个字，还要顾平仄对仗，故都成了不能达意又不合文法的坏句。《咏怀古迹》五首，也算不得好诗。“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实在不成话。“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律诗中极坏的句子。上句无意思，下句是凑的。“青冢向黄昏”，难道不向白日吗？一笑。他如“羯胡事主终无赖”，“志决身歼军务劳”，都不是七个字说得出的话，勉强并成七言，故文法上便不通了——这都可证文言不易达意，律诗更作不出好诗。《儒林外史》上评“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说上句加上一个“问”字，便是一句好词；如今强对上一句，便无味了。这话评律诗真不错。即如杜诗“江天漠漠鸟双去”，本是绝好写景诗，可惜他硬造一句“风雨时时龙一吟”作对，便讨厌了。至于韩愈的《南山》诗，何尝是写景？不过是押韵罢了。老兄和我都不曾到过南山，又何从知道他“把南山的形状刻画尽致”呢？
（二）来书说，“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这话的第一层极是，不用辩了。第二层“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固是不错。但是我们极力主张用白话作诗，也有几层道理。（第一）我们深信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说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我们深信白话是很合用的工具。（第三）我们因为要“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故敢决然弃去那不适用的文话工具，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若必斤斤争文言之不当废，那又是“为工具所用”，做了工具的奴隶了。老兄以为何如？
（三）来书说，“自然也要有点研究”，这话极是。但这个大前提却不能发生下文的断语。下文说，“古人留下来的诗体，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什么缘故？因为古人作诗的时候，也是想发挥其自然的动念，断没有先作一个形式来束缚自己的”。这种逻辑，有如下例：“古人留下来的缠足风俗，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古人缠足的时候，也是想发挥他的自然的美感；决没有先作一种小脚形式来束缚自然的！”再引老兄的话：“现在存留下的，更是经了几千百年无数人的试验，以为可用。”这话可说诗体，也可说缠足，也可说八股，也可说君主专制政体！可不是吗？原书前文所说“近来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古人的好诗好文，其字音的长短轻重，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老兄的意思，以为这就可以作自然的证据吗？老兄何不请那些心理学家用机器试验几篇仁在堂的八股文章？我可保那几篇“文学的长短轻重，也皆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如若不然，我请你看三天好戏，你敢赌这东道吗？北京最常见的喜事门对，是“诗歌杜甫其三句，风咏《周南》第一章”。这两句若拿去上那心理学的机器，也是“有一定的次序与限度的”。总而言之，四言诗（《三百篇》实多长短句，不全是四言）变为五言，又变为七言，三变为长短句的词，四变为长短句加衬字的曲，都是由前一代的自然变为后一代的自然。我们现在作不限词牌，不限套数的长短句，也是承这自然的趋势。至于说我们的“自然”是没有研究的自然，那是蔽于成见，不细心体会的话。我的朋友沈尹默先生作一首《三弦》诗，作了两个月，才得作成，我们岂可说他没有研究？不过他不曾请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百年先生用机器试验罢了！
（四）老兄劝我们道：“公等作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这个主张，有一个根本的误会。因为我们现在有什么诗料，用什么诗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一面顾诗意，一面顾诗调。那些用旧调旧诗体的人，有了料，须要截长补短，削成五言，或凑成七言；有了一句，须对上一句；有了腹联，须凑上颈联；有了上阕，须凑成下阕；有了这韵，须凑成那韵……那才是顾此失彼呢。岂但顾此失彼，竟是“削足适履”了！
还有论废灭汉文一段，我且让老兄和钱玄同先生去打Sentimental官司罢。好在老兄不久就要回国，我们再谈罢。
七年七月廿六日胡适
（原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