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经农原书
适之足下：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已收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主张甚是；比之从前的“八不主义”及文规四条，更周密，更完备了。周作人君所译之《皇帝之公园》，弟极喜欢。何不寄一本到清宫里给满洲皇族读读？《老洛伯》诗平平而已。译诗本不容易。弟既不能自译，就不敢妄评他人译作，内容姑置不论罢。报中通信一门所论，大半是“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弟非文学专家，又于白话文章缺少实验，本不应插口乱说；只因这块“文字革命”的招牌底下，所卖的货色种类不一，所以我们做“顾客”的也当选择选择那样是可用的，那样是不可用的。今请分述于下：
现在讲文字革命的大约可分四种：（第一种）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第二种）“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第三种）“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第四种）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这是钟文鳌先生的主张）。
这第四种弟是极端反对，因为罗马文字并不比汉文简易，并不比汉文好。凡罗马文字达得出的意思，汉文都达得出来。“舍己之田以耘人之田”，似可不必。拉丁文是“死文字”，不用说了。请看法文一个“有”字便有六十种变化（比孙行者七十二变少不多了），“命令格”等等尚不在内。同一形容词，有的放在名词前面，有的又在后面，忽阴忽阳，一弄就错。一枝铅笔为什么要属阳类？一枝水笔为什么要属阴类？全无道理可说。西班牙文之繁复艰难，亦复类此。弟试了一试，真是“望洋兴叹”；上学期考试一过，就把法文教科书高高的放在书架顶上，不敢再问，连Ph.D.的梦想也随之消灭。意大利文我没有见过，不敢乱说；只是同为拉丁文支派，想必也差不多的。就是英文，我也算读了好几年，动起笔来仍是不大自然，并不是我一人如此。虽说各人天分有高低，恐怕真正写得好的也不甚多。试问今日如果把汉文废了，要通国的人民都把娘肚子里带来的声调腔口全然抛却，去学那ABCD，可以做得到吗？即就欧洲而论，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强同，至今无法统一。德国人尚不能采用法文，英国人尚不能采用俄语，何以中国人却要废了汉文，去学罗马文字呢？此外可讨论的地方尚多，想兄等皆极明白，不用我费话，且把这第四种放开一边，再来说第三种。
废去汉字，采用罗马拼法，一切白话皆以罗马字书之，也是做不到的。请教“诗”、“丝”、“思”、“私”、“司”、“师”，这几个字，用罗马字写起来有何分别？如果另造新名代替同音之字，其弊亦与第四拼字主张相等，因为不自然，不易记，并且同音之字太多，造新名亦不容易。据我的意思，还是学日本人的办法，把拼音写在字旁边，以作读音准标，似乎容易些。
至于第一第二两种，应当相提并论。不讲文字革命则已；若讲文字革命，必于二者择一。二者不同之点，就是文言存废问题。有人说，文言是千百年前古人所作，而今已成为“死文字”；白话是现在活人用品，所以写出活泼泼的生气满纸。文言既系“死”的，就应当废。弟以为文字的死活，不是如此分法。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而用“白话作的书，未必皆有价值有生命”，足下已经说过，不用我重加引申了。平心而论，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固是“活文学”；左丘明的《春秋传》，司马迁的《史记》，未必就“死”了。我读《项羽本纪》中的樊哙，何尝不与《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智深、李逵一样有精神呢？（其余写汉高祖，写荆柯、豫让、聂政等，亦皆活灵活现。）就是足下所译的《老洛伯》诗，“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的黑夜”，比起《诗经》里的“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等，其趣味也差不多。所以我说文言有死有活，不宜全行抹杀。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以白话作文，不过“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字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第一）是要把作者的意思完完全全的描写出来；（第二）要使读文字的人能把作者的意思容容易易透透彻彻的领会过去；（第三）是把当时的情景（述事），或正确的理由（论理），活灵活现实实在在的放在读者的面前（这三层或有些重复。信笔写去，不及修饰，望会其意，而弃其文）。有些地方用文言，便当就用文言；有些地方用白话痛快，就用白话。我见《新青年》所载陈独秀、钱玄同诸君的大作，也是半文半俗，“文言”、“白话”，夹杂并用；而足下所引《木兰辞》、《兵车行》，陶渊明的诗，李后主的词，也是如此，并非完全白话。我所以大胆说一句：“主张专用文言而排斥白话，或主张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都是一偏之见。”我知道足下听了很不高兴，但是我心里如此想，嘴里就不能不如此说。我不会说假话以取悦于老哥，尚望原谅原谅。
我现在有的地方非常顽固。看见有几位先生要把法文或其他罗马文字代汉文，心里万分难过，故又在足下面前多嘴。我知足下必说，“你自己法文不好，就反对法文，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汉文一样荒谬”。这句话是不合名学的。古人说，“君子不以人废言”；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若说钱玄同的主张必然不错，就犯了Argumentumad hominern的语病；若说老朱的话一定不对，就犯了Ignoratio elenchi的语病了。我正在这里反对用外国语代汉文，自己忽然写了两个外国字进去，足下必然笑我。须知废止汉文，与引用外国术语是两件事体。英文里面可引用日本语“Kimono” （着物），因为“着物”非英、美所固有；汉文里头也未尝不可引用一二“名学术语”，因为“国语”尚未完全造成，译语尚无一定标准，恐所译不达原意，故存其真耳。
今天我没有功夫多写信了。还有一句简单的话，就是“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我们学过Rhteoric，都知道“诗”与“文”之别，用不着我详加说明。总之，足下的“白话诗”是很好的，念起来有音，有韵，也有神味，也有新意思，我决不敢妄加反对。不过《新青年》中所登他人的“白话诗”，就有些看不下去了。须知足下未发明“白话诗”以前，曾学杜诗（在上海作“落日下山无”的时代），后来又得力于苏东坡、陆放翁诸人的诗集，并且宋词元曲，融会贯通，又读了许多西人的诗歌，现在自成一派；好像小叫天唱戏，随意变更旧调，总是不脱板眼的。别人学他，每每弄得不堪入耳。所以我说，要想“白话诗”发达，规律是不可不有的。此不特汉文为然，西文何尝不是一样？如果诗无规律，不如把诗废了，专作“白话文”的为是。
要说的话很多，将来再谈罢。
朱经农白六月五日寄于美国
答书经农
经农足下：
在美国的朋友久不和我打笔墨官司了。我疑心你们以为适之已得了不可救药的证候，尽可不用枉费医药了。不料今天居然接到你这封信，不但讨论的是“文学革命”，并且用的白话文体。我的亲爱的经农，你真是“不我遐弃”的了！
来信反对第四种文字革命（把文言白话都废了，采用罗马字母的文字作为国语）的话，极有道理，我没有什么驳回的话。且让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来回答罢。
第三种文字革命（保存白话，用拼音代汉字），是将来总该办到的。此时决不能做到。但此种主张，根本上尽可成立（赵元任君曾在前年《留美学生月报》上详细讨论，为近人说此事最精密的讨论）。即如来信所说诗、丝、思、司、私、师等字，在白话里，都不成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白话里这些字差不多都成了复音字，如“蚕丝”、“思想”、“思量”、“司理”、“职司”、“自私”、“私下里”、“私通”、“师傅”、“老师”，翻成拼音字，有何妨碍？又如“诗”字，虽是单音字，却因上下字的陪衬，也不致误听。例如说，“你近来作诗吗？”“我写一首诗给你看”，这几句话里的“作诗”、“一首诗”，也不致听错的。平常人往往把语言中的字看作一个一个独立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的。言语全是上下文的（Contextural），即如英文的Rite，Right， Write三个同音字，从来不会听错，也只是因为这个原故。
来书论第一二种文字革命（改良文言与改用白话）的话，你以为我“听了很不高兴”，其实我并没有不高兴的理由。你这篇议论，宗旨已和我根本相同，但略有几个误解的论点，不能不辩个明白：
（第一）来书说，“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你所说的“死”，和我所说的“死”，不是一件事。我也承认《左传》、《史记》在文学史上，有“长生不死”的位置。但这种文学是少数懂得文言的人的私有物，对于一般通俗社会便同“死”的一样。我说《左传》、《史记》是“死”的与人说希腊文拉丁文是“死”的是同一个意思。你说《左传》、《史记》是“长生不死”的，与希腊学者和拉丁学者说Euripides和Virgil的文学是“长生不死”的是同一个意思。《左传》、 《史记》在“文言的文学”里，是活的；在“国语的文学”里，便是死的了。这个分别，你说对不对？
（第二）来书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原文作‘文字’，疑是笔误）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这是很含糊的话。什么叫做“文言之精华”？什么叫做“白话的糟粕”？这两个名词含混得很，恐怕老兄自己也难下一个确当的界说。我自己的主张可用简单的话说明如下：
我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的最普通的白话。这种国语的语法文法，全用白话的语法文法。但随时随地不妨采用文言里两音以上的字。
这种规定——白话的文法，白话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可不比“精华”、“糟粕”等等字样明白得多了吗？至于来书说的“雅俗共赏”四个字，也是含糊的字。什么叫做“雅”？什么叫做“俗”？《水浒传》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请问这是雅是俗？《列子》说，“设令发于余窍，子亦将承之。”这一句字字皆古，请问是雅是俗？若把雅俗两字作人类的阶级解，说“我们”是雅，“他们”小百姓是俗，那么说来，只有白话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言的文学只可供“雅人”的赏玩，决不配给“他们”领会的。
来书末段论白话诗，未免有点偏见。老兄初次读我的“两个黄蝴蝶”的时候，也说“有些看不下去”。如今看惯了，故觉得我的白话诗“是很好的”。老兄若多读别人的白话诗，自然也会看出他们的好处。就如《新青年》四卷一号所登沈尹默先生的《霜风呼呼的吹着》一首，几百年来，那有这种好诗！老兄一笔抹煞，未免太不公了。
来书又说，“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这是我们极不赞成的。即以中国文言诗而论，除了“近体”诗之外，何尝有什么规则？即以“近体”诗而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的律诗，又何尝处处依着规则去作？我们作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作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还有一层，凡文的规则和诗的规则，都是那些做“古文笔法”、“文章轨范”、“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人所定的。从没有一个文学家自己定下作诗作文的规则。我们作的白话诗，现在不过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且让后来做“白话诗入门”、“白话诗轨范”的人去规定白话诗的规则罢！
民国七年七月十四日胡适
（原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原题《新文学问题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