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复适之说：
论填词一节，先生最后之结论，也是归到“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惟我之不赞成填词，正与先生之主张废律诗同意，无非因其束缚自由耳。先生谓“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然则工律诗者所作律诗，又何尝不自然？不过未“工”之时，作律诗勉强对对子，填词硬扣字数，硬填平仄，实在觉得劳苦而无谓耳。总而言之，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凡近于语言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其他古体之诗、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
关于这个问题，适之和我的意见，实在没有什么不同。近来适之作的《人力车夫》《一念》和《老鸦》等诗，都用“长短无定”，极自然的句调了。
我自己是不会作诗的人，本不配给《尝试集》作序。所以写了这许多的拉杂话，对于适之作白话诗，没有丝毫可以贡献。不过我也算一个主张白话文学的人，现在看见这本《尝试集》，欢喜赞叹，莫可名状，不免把这点浅陋的意见写将出来，用“抛砖引玉”的办法，希望适之再把高深的话教我。
1918年1月10日钱玄同序
自序1
我这三年以来作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作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作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作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作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作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作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作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作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作诗，到我往美国时，已作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作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作。后来偶然作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作的玩意儿，用来作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作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Ithaca），有了作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作《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扑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 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仑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作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自序2
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作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作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作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作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自序3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