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文选:倡导与尝试
1320800000042

第42章 尝试集(3)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四、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做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做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作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傥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作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话。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作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作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作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作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班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惟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做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作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作五言诗,作七言诗,作严格的词,作极不整齐的长短句;作有韵诗,作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作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胡适

再版自序1

这一点小小的“尝试”,居然能有再版的荣幸,我不能不感谢读这书的人的大度和热心。

近来我颇自己思想,究竟这本小册子有没有再版的需要?现在我决意再版了,我的理由是:

第一,这本书含有点历史的兴趣,我作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第一编的《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作到后来的《朋友篇》,简直又可以进《去国集》了!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作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古诗中只有《上山采蘼芜》略像这个体裁。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自此以后,《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如初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这才是我久想做到的“白话诗”。我现在回头看我两年前作的诗,如: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真如同隔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