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了！我这十四年来差不多没有发表什么新诗；有时候，偶然写了一两首，或者寄给朋友看看，或者送给办杂志的朋友去填空白，从来没有收集过。我总觉得新诗的运动已有许多新诗人在那儿努力了，用不着我这“缠过脚的女人”去参加了。所以这十四年来，我自己只作自己的诗，好和歹我自己知道，我从不希望别人学我的诗，正如我不希望我自己学别人的诗一样。我万想不到陈子展先生会提出“胡适之体”来讨论，使我又无端挨了不少的骂。
挨骂是小事，子展先生的好意是我应该感谢的。他说：
胡先生呵，你不要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我很希望你仍旧拿出先驱者的精神，在新诗上创造一种“胡适之体”。这在你的前途上打算似乎不失为一条路，在新诗运动上也不妨做一条路，许多路中的一条路。便是失败，也可以告诉无数的来者“此路不通”！（《申报文艺周刊》第六期）
使我感觉兴趣的，是陈子展先生举的“胡适之体”的例子。他举的是我去年在空中写的《飞行小赞》，各报引此诗颇有脱误，我把它抄在下面：
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
子展先生说：
像《飞行小赞》那样的诗，似乎可说是一条新路。老路没有脱去模仿旧诗词的痕迹，真是好像包细过的脚放大的。新路是只接受了旧诗词的影响，或者说从诗词蜕化出来，好像蚕子已经变成了蛾。即如《飞行小赞》一诗，它的音节好像辛稼轩的一阕小令，却又不像是有意模仿出来的。
其实《飞行小赞》也是用《好事近》词调写的，不过词的规矩是上下两半同韵，我却换了韵脚。我近年爱用这个调子写小诗，因为这个调子最不整齐，颇近于说话的自然；又因为这个调子很简短，必须要最简炼的句子，不许有一点杂凑堆砌，所以是作诗的最好训练。我向来喜欢这个调子，偶然用它的格局做我的小诗组织的架子，平仄也不拘，韵脚也可换可不换，句子长短也有时不拘，所以我觉得自由的很。至少我觉得这比勉强凑成一首十四行的“桑籁体”要自由的多了！
以上说的只是要指出，子展先生说的“胡适之体的新路”，虽然是“胡适之体”，而不是“新路”，只是我试走了的一条“老路”。我自己走我的路，不管别人叫它新旧，更不敢冒充“创造”。我曾屡次说过：“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工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现在有许多人，语言文字的工具还不会用，就要高谈创造，我从来没有这种大胆子。
我借这个机会，要说明所谓“胡适之体”，如果真有这个东西，当然不仅仅是他采用的什么形式，因为他作的诗并不限于《飞行小赞》这一类用词调做架子的小诗。“胡适之体”只是我自己尝试了二十年的一点点小玩意儿。在民国十三年，我作我的侄儿胡思永的遗诗序，曾说：
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
我在十多年之后，还觉得这几句话大致是不错的。至少我自己作了二十年的诗，时时总想用这几条规律来戒约我自己。平常所谓某人的诗体，依我看来，总是那个诗人自己长期戒约自己，训练自己的结果。所谓“胡适之体”，也只是我自己戒约自己的结果。我作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
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古人有“言近而旨远”的话，旨远是意境的问题，言近是语言文字的技术问题。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需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义山的诗“苦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我们今日用活的语言作诗，若还叫人看不懂，岂不应该责备我们自己的技术太笨吗？我并不说，明白清楚就是好诗；我只要说，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
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消极的说，这就是要删除一切浮词凑句；积极的说，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采的材料，用最简炼的字句表现出来。十几年前，我曾写一首诗，初稿是三段十二行，后来改削成两段八行，后来又删成一段四行：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最后我把前两行删了，只留最后两行。我并不是说，人人都该作小诗。长诗自有长诗的用处。但长诗只是不得不长，并不是把浮词凑句硬堆上去叫它拉长。古人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才是剪裁的真意义。
第三，意境要平实。意境只是作者对于某种题材的看法。有什么看法，才有什么风格。古人所谓“诗品”，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大概都是指诗的风格。其实风格都是从意境出来；见解是因，风格是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意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种意境。“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又是一种意境。“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立多时“，又是一种意境。往往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意境：年龄、学问、经验，都可以影响他对于事物的看法。杜甫中年的诗和晚年的诗风格不同，只是因为他的见解变了，意境变了，所以风格也变了。在诗的各种意境之中，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平实”只是说平平常常的老实话，“含蓄”只是说话留一点余味，“淡远”只是不说过火的话，不说“浓的化不开”的话，只疏疏淡淡的画几笔。这几种境界都不是多数少年人能赏识的。但我早说过，我只作我自己的诗，不会迎合别人的脾胃。这几种境界都不是容易做到的，我决不敢说我近十多年来的诗都做到了这种境界。不过我颇希望我的诗不至于过分的违反我最喜欢的意境。例如徐志摩死后，我只写了这样一首诗：
狮子
（志摩住在我家中时最喜欢的猫）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
软绵绵地他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
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
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就在一种强烈的悲哀情感之中，我终觉得这种平淡的说法还是最适宜的。又如我写的《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铭》：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这里固然谈不到“含蓄”，至少还是“平实”的说话。又如我上文引的小诗：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这样的写情诗，少年的新诗人当然感觉“不过瘾”。但我自己承认我受的训练只许我说这样平淡的话。
我举这几首诗做例子，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好诗，只是用他们表示我自己努力的方向。这个方向在《尝试集》的后期已大致决定了。《尝试集》的诗，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是许多选新诗的人不肯选的。那一首的题目是《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羡的平实淡远的意境。十五年来，这种境界似乎还不曾得着一般文艺批评家的赏识。但我自己并不因此放弃我在这一个方向的尝试。我在十五年前曾说过：
醉过方知酒浓，
爱过方知情重：
你不能作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梦与诗：《尝试集》九二页）
所以我近年只作我自己的诗，从不想劝别人作我的诗，也不妄想别人喜欢我的诗。今天我一时高兴，谈谈“胡适之体”是什么，并不是宣传什么教义，只是要报告胡适之至今还在尝试什么小玩意儿而已。
二十五.二.五
（原载1936年2月21日《自由评论》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