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周易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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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乐天知命

在前面诸章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从《周易》的角度说,人的德性的提升和修养都有一个本体意义上的前提,这一前提,既是人们效法的对象,又是人之提升、修养德性的动源。它,就是天地自然之道。因此,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人之德性的建立和完善,还必须与此一本体即天地自然之道参赞融合。这一点,《系辞传》称之为“乐天知命”。“乐天”,即乐于参合天地的化育;“知命”,即知晓主体自我的定分。“乐天知命”,便能寻到主客之间的有机联系,并在万物森然于我的氛围中超克一切忧患,而达至其乐融融的境地。

10.1

《系辞传》中有一段话: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大意是说,《周易》的创作与天地相准拟,所以能普遍包含天地间的道理。据此而仰观日月星辰等天象,俯察山川地脉之理致,就能知晓幽隐无形和显明有形的事理;推原事物的初始,反求事物的终结,就能知晓死生的规律;考察精气凝聚成为物形,气魂游散造成变化,就能知晓鬼神的情实状况。明白了《周易》的道理,就可以切近天地的本然之理,行为举措就不违背自然的规律;知识周遍于万物而道德足以匡济天下,动止就不会有所偏差;权利广泛推行而不流溢淫滥,乐其天然,知其命数,就无所忧愁;安处其环境以敦厚施行仁义,就能泛爱天下。可见,《易》道的广大足以拟范周备天地的化育而不致偏失,足以曲尽细密地助成万物而不使遗漏,足以会通于昼夜幽明而无所不知,所以说事物神奇的奥妙不泥于一方面,《周易》的变化不定于一体(译文参见黄寿祺等:《周易译注》,535页。)。

这段话,盛赞了《易》道的广大,运用的广泛,以及给运用者所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乐天”也正是由此引出的。说得明白一些,“乐天”之“乐”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人们能够透过“弥纶天地之道”的大《易》,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以趋吉避凶。《系辞传》又说: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周易》,是做什么用的呢?《周易》是用来开发万物之理、成就万民事业的,它囊括了天下所有法则,如此而已。 所以,圣人用它来开通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人的事业,裁断天下人的疑惑。所以蓍草的功用圆通而通神,卦象的作用方正而智慧,六爻的功能变化而告知。圣人用它来涤除心中的疑虑,然后又把它深藏于心底,与百姓共度或吉或凶的时光。通神以预知未来的事端,智慧以借鉴以往的经验。谁能做到这样呢?大概只有古代聪明智慧、英勇神武而又不残暴杀戮的人吧!因此圣人明晓自然的法则,体察百姓的情状,从而发明筮占之法,以引导百姓的生活。圣人用它洁净防患,以彰显筮占神奇的功用。

这里虽然强调了筮法的重要性,不免神秘的成分,但其所谓“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无疑是人之“乐天”的基础。换句话说,《周易》之所谓“乐天”,不是道家老庄的“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相反,它是以主体对天的体知、对天地之道的体知为前提的。

10.2

《周易》论道,有三层含义:一是天道,一是地道,一是人道。《系辞传》中说: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这是说,《周易》这部书,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依六十四卦的卦象而言,五上为天,三四为人,初二为地,即“兼三才而两之”。所以,三才之道,尽在一卦六爻之中。《说卦传》中进一步指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章。

在此,《说卦》进一步对三才之道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界定。但实际上,三才之道只是一个道,只不过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柔刚,在人表现为仁义而已。所以,《系辞传》又特别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道”的本质内涵定义为超越于形象之上的“一阴一阳”。而正是这超越形象的一阴一阳的化裁推行,才成就了世间万物的刚柔摩荡,变化往来。《系辞传》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这段话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引述过,大意是说,刚柔的推移产生变化,其结果是有的前进,有的后退。一进一退,一消一长,才有一卦六爻之吉凶悔吝的不同。而此种刚柔相推、一进一退,也就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8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因此,人们只要根据《周易》把握住了阴阳刚柔的化裁推移,也就找到了迁善改过、趋吉避凶的最佳途径。《系辞传》说: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是说,君子居家则观察卦象,玩味爻辞,行动时则观察卦爻的变化而玩味其吉凶断语。如此则能获得上天保佑,吉无不利。既然是“自天佑之”,何乐而不为?是故君子“乐天”。这种“乐天”,其实质就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解释乾卦九五爻辞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先天”,指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后天”,指天时变化之后行事。这是说圣人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其德行则与天地日月鬼神的变化相一致,因而也就既能够预测天时,又可以顺应天时而行动。“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乐天”。

10.3

前面说过,“知命”就是知晓主体自我的定分。它与“乐天”密不可分。只有体知天道,乐其天然,才有可能认识自我,把握命运。这一点,“晚而喜《易》,读之韦编三绝”的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论语·子罕》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对命与天命确实谈得很多。如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等等。但真正能体现孔子思想特色的是他提出的“知命”和“知天命”思想,他把这种“知”作为人生修养和人生自觉的一个重要步骤,从而统一了主体自觉与命运支配的关系。例如: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

就孔子而言,所谓天命云者,主要是指人的运命。“知命”就是知道自己的运命。虽然人们左右不了运命,但却可以认知它,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孔子对生死的态度,对鬼神的态度,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的态度,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孔子曾说“死生有命”,但当有人同他讨论死的问题时,他却说:“不知生,焉知死。”在他看来,人活着就要尽自己的本分,为父则慈,为子则孝,为弟则悌,把这生的时光完完满满地充实起来。可见,孔子所谓的知天命,实际上是要知自己。《子路》篇有一则记载,很能说明问题。其曰: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明确地告诉樊迟,在种地和园艺方面,他不如老农和老圃。孔子丝毫也不因此而认为自己缺少什么,反而斥责想在这方面获得知识的樊迟为小人。因为在孔子看来,“天生德于予”,不是叫他学种地、学园艺的。他的任务是在社会上提倡礼教,宣传仁学。所以,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理直气壮地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他课徒授业,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樊迟向孔子问种地、园艺的事,显然是不知道孔子的这层天命自觉。

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知命,是认知自己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我的能力由天赋予(天生德于予)、由天决定(生死由命)而言,谓之天命;就自觉天所赋予我的能力界限而言,谓之知。如果说“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孔子自觉地要做什么的话,“五十而知天命”则是孔子已经自觉到自己能做什么。因此,知天命是一种积极地对待命运的态度,是一种清醒的理性自觉。概而言之,就是“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也正是先哲作《易》的目的。《系辞传》中说: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这是说,《周易》有圣人之道四:其一,卦爻辞是言论的依据;其二,卦爻的变化是行动的指导;其三,卦象是制器的蓝本;其四,筮占是判断吉凶的手段。所以君子欲有所作为,事先要向《周易》请教,而《周易》则有问必答,告知将来努力的方向,可以说是天下最精妙绝伦的典籍。

在这里,做什么,不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周易》都能给出一个答案。如果抛开其神秘的面纱,我们也可以认为,《周易》所告知的东西,也正可作为人之认识自我能力定分的参考。换句话说,《周易》作为一部“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的精妙绝伦的典籍,恰恰也是人之“知命”的教科书。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又曾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里重复出现的“五十”,这里强调的“知命”与“无大过”,难道不可以表明《周易》是一部“知命”之书,“知命”的目的在于“无大过”吗?“无大过”,则何忧之有?是故《系辞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

10.4

《周易》是一部忧患之书。先哲制作《周易》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人们趋吉避凶,解除忧患。然而,忧患的真正解除,在于“乐天知命”,即在于乐于参合天地的化育而知晓主体自我的定分。做到了这一点,则不但可以无忧,且可以生出天地之勇,而于生死穷达无不超然。这方面,孔子仍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论语》中记载: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第一段引文是孔子在宋国被司马桓公追杀时发出的一句感慨。孔子的意思是: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那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第二段引文记载的是在匡地被人误解而遭囚禁时说的一段话。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天若是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些文化,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可见,孔子在困于蔡、畏于匡、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以禀天命、继周德者自居,满怀信念、临危不乱,没有忧惧,足见他的自信。据后来的《吕氏春秋》记载: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宰子备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采于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遂于鲁,削迹于卫、伐树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慎人》)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困,七天之中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宰予很是疲惫,而孔子却在屋中弹弦放歌,颜回在外面捡择野菜。子路与子贡发牢骚说:“我们的老师被逐于鲁,匿迹于卫,追杀于宋,现在又困在了陈、蔡之间。杀老师的人无罪,侮辱老师的人得不到禁止,而老师却弄弦放歌,未尝间断,难道君子对于这些遭遇就不觉得羞耻吗?”颜回听到他们的议论,无言以对,就进屋告诉了孔子。孔子听罢,变色改容,停止弹唱,叹口气说:“由和赐,真是小人呀。把他们叫来,我要和他们说话。”子路与子贡被叫了进来。子贡先说:“我们到了这等地步可以说是穷困之极了吧。”孔子反驳道:“这是什么话?君子的达是达于道,君子的穷是穷于道。现在我孔丘虽然生逢离乱之世,但却抱持着仁义之道,坚守着我的理想,怎么能说是穷困之极了呢?反省自己,在道的体认方面没有亏欠;面临艰难,在德的修养方面没有闪失。冬天到来的时候,霜雪降下的时候,我才更加知道松柏的茂盛和品格。过去齐桓公遭无知之乱而出奔莒,晋文公遇丽姬之谗而出过曹,越王勾践与吴战而败,卧薪尝胆于会稽之山。他们都没有为眼前的不利所吓倒,相反都自励自省,终于成就大业。现在在陈、蔡之地遭受这些困难,对于我孔丘来说,不也是一种幸运吗?”孔子说罢,志气高昂,更取瑟而弦歌;子路则志气高亢,执盾起舞。子贡叹道:“老师的圣德如天之高广,地之厚博,我哪里理解得到啊!”

这段记载未必十分真实,但却形象地道出了孔子的精神和境界。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采于外”,以及后来的“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大概就是一种“乐天知命”吧。由此可见,“乐天知命”是一种境界,一种美的境界、善的境界、美与善之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是靠自己高尚、完美的人格,对天地之道的体知和对主体自我的把握体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