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帝国往事:国史经典选读(大学国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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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论任贤

(唐)吴兢

【导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招揽人才,充实幕府。其中既有冲锋陷阵的将领,也有多谋善断的文士。平定全国后,善于处理政事的文士渐渐得势。李世民发动政变夺位自立后,罢黜了自恃参与政变有功、桀骜不驯的将领, 刻意培植文官政府。在秦王时期就追随李世民的文士更见重用,纷纷进入朝廷中枢。除任用自己的亲信之外,李世民也留意招揽先前的政敌,为后者在朝廷中留有一席之地。前朝的贵族、官员,内战时期的反叛者,共同组成了贞观年间的朝廷,他们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

与北周、隋以贵族政变完成朝代改易相比,唐王朝的朝廷深深地留下了隋末内战的烙印。贵族政变对朝廷的影响是十分内敛的,往往局限于皇室及其亲缘家族的变更。相形之下,隋末短暂的分裂和内战毁灭了部分旧贵族,同时为一些平民提供了发迹的机会。贞观年间的朝臣大都在隋末内战时就已经崭露头角。李渊进军关中时,李世民随同出征,途中收揽了许多隋朝的低级官员。李世民平定关东时,又招揽了许多瓦岗军旧部,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唐朝的名臣骁将。相比于隋代而言,贞观年间,西魏以来的旧贵族势力在朝廷之中已经式微,但依然保持了恰当的优势。出身平民的新贵族则为君主提供了巩固君权的机会,以维持朝廷的平衡。君主可以在旧贵族和新贵族之间进行调整,保持着对帝国的有效治理。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初仕隋,为隰城尉[隰城:地名,在今山西西部]。坐事除名[坐事除名:因某事被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署:任命。渭北道:行政区划。记室参军:官名,掌表章、文书。]。玄龄既遇知己, 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太宗即位前封秦王。记室:官名。大行台考功郎中: 官名,掌考察百官功过善恶]。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隐太子、巢刺王:指最早被立为太子的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春宫:太子宫,此处借指太子。太子左庶子:官名,掌侍从、赞相礼仪。]。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端揆:指宰相之位],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 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兵曹参军:官名,掌武官薄书、考核等。长史:总管的副职。]。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守藩端拱:藩指分封的土地,端拱指端坐拱手,意即坐守现有地盘。],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魏徵,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内黄:地名,今河南省北部]。武德末,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官名,唐时职责为掌管东宫图籍的缮写、刊辑]。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徵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徵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 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中钩:春秋时齐国的公子小白与纠争夺王位,管仲曾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即位,就是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九成宫:皇宫名,皇帝避暑的地方], 宴近臣,长孙无忌曰[长孙无忌:唐初大臣,助太宗夺取帝位]:“王珪、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徵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忠谠:忠臣正直],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承乾:太宗长子,先被立为太子,后被废为庶人],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 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太子太师:唐制,太子有太师、太傅、太保,对太子进行道德教化。],知门下事如故。徵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徵乃就职。寻遇疾。徵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 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延伸阅读】

秦王府十八学士

武德四年(621年),唐军已经击破关东诸豪强,天下平定已经指日可待。在征战中建立功勋的秦王李世民在王府边建立了文学馆,征聘博学多识之人入馆。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被聘为文学馆学士。文学馆学士多为秦王僚佐,兼具李世民近臣和参谋的身份。身为秦王亲信,文学馆学士积极策划、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夺位自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文学馆解散,大部分学士以太子僚佐的身份为李世民效力。李世民登基称帝后,他们又转为朝廷官员。在贞观年间, 旧日的学士多被重用,其中杜如晦、房玄龄、许敬宗等先后拜相。

文学馆学士大多来自世家大族,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年长后又因为具有出身门阀的优势,得到出仕的机会,自然谙于政事。但他们远非隋朝宫廷中第一等的贵族,因此幸运地避开了内战的灾难。随着唐军的胜利,他们相继投奔于李世民麾下,为其贡献自己的才智。部分人在此之前甚至有着更曲折的经历,但是最后也在李世民麾下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和平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才智之士,也许只能指望在帝国庞大的政府中获得一个安定而默默无闻的地位。但是在旧帝国崩溃和新帝国兴起的过程中,这些才智之士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论贵族抑或平民,都可以在内战的舞台上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获得胜利和荣誉,或者失去地位甚至生命,命运往往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才智、理想和命运交织而成的浪漫传奇,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