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古道的中心线，在某些地方会形成宽阔的“错位处”，有学者说这个“错位处”，就是两车相遇后的“会车处”。令笔者疑惑的是，那时，在这条道上运输物资、出兵打仗的除骡队、马队外，真有车吗？如有，是独轮鸡公车呢还是四轮马车？我真不敢想象要什么样的减震车轮才能消减鹅卵石的坚硬和快速行驶产生的巨大颠簸。
在马道子断残的地方，有呈梯级台面挖下去的考古坑遗迹，从坑里的鹅卵石垒砌的情况可以看出，古道虽坚固，但各朝各代都有修养的痕迹。熊老先生指着前方的树林说，再往前走还有一处冶铁遗址，再往前走就是设在名山县的“茶马司”了。
在马道子断残的地方，有呈梯级台面挖下去的考古坑遗迹，从坑里的鹅卵石垒砌的情况可以看出，古道虽坚固，但各朝各代都有修养的痕迹。
邛杖是史书中屡有记载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是用临邛至邛都（今西昌市东南）沿古牦牛道一线山上生长的“节高实中”的竹做的杖。
遗憾的是，在平乐看了竹海，却没有看见竹杖。
$丝绸在成都的历史，让我们的想象力甘拜下风
马道子上的鹅卵石取自骑龙山下的白沫江和石头河，只要想一想古人当年背石上山的艰难，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河床上看看它们。从我们落宿的长庆街“古埠客栈”到白沫江河床很近。白沫江源自天台山，在新津县并入岷江。
盯着白沫江鹅卵石看，似乎没看出什么来，但我们却摸出了山上它们与山下它们的不同——这里的鹅卵石没有人畜的脚板打磨出的光洁和丝绸擦拭过的纹理。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中西交通。
提起丝绸之路，人们眼前出现的一定是风沙弥漫、响着驼铃、经过敦煌的那条漫漫长路。那是早已蜚声中外的“西北丝绸之路”。著名的“丝绸之路”是如此被历史学家描绘的：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始）是以中国北方的西安为中心，西经河西走廊，通过今天的新疆，至中亚，一直到地中海东岸的西顿、推罗等。
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然后进抵罗马帝国的唯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
中国北方从公元前140年起，随着汉帝国向西开展外交、军事、贸易、文化交流的需要，从首都长安向西经过著名的甘肃武威、张掖，出玉门关、敦煌、新疆，进入阿富汗等中亚西亚国家和地区，直到红海、地中海，逐渐形成举世闻名的北方丝绸之路。多少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此建功立业，多少骚人墨客留下了千古名句。
这条长达7000公里的丝绸之路，为沟通中世纪的中国与中亚、西亚、北非直到欧洲的陆路交通，促进贸易、文化、经济的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自成都为始发点的“南方海上丝路”，之前却很少有人关注。“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富饶的成都平原为起点，经四川西南，通过云、贵，而后到缅甸、印度，并由此可达欧洲、非洲诸国的一条古代陆上交通要道为南方丝绸之路。它连通了巴蜀文化、滇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亚文化等重要古代文化。
这条古道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先秦时就在崇山峻岭中顽强延伸，悄然进行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原始而神秘。
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自是当之无愧。先秦时期的成都就是跨地区贸易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和自由都市；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商代的成都是次级城市，主要发挥工商业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成都作为首位城市，是巴蜀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成都与丝绸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与丝绸之路更是射线上的端点。三星堆考古研究从青铜器上看到不少蚕的图案，三星堆那具被呼为“东方维纳斯”的青铜舞女，身着有美丽图案的弹性纺织物，甚至使女性的身材曲线得到优美体现，这种着装效果只有在某种特殊的富于弹性的丝织物的衬托下才能达到。我们可以想象，5000年前，在这块被称为蜀的“风水宝地”就广泛种植蚕桑、饲养桑蚕和采集野蚕（又称天蚕、柞蚕），已经培育了相当发达的丝绸生产和服装、服饰业。许慎《说文解字》中“蜀”是“葵中桑”，“葵”在《尔雅音义》里就说它是“桑”，《释文》和《玉篇》里干脆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这似乎在直指喻指蜀国上古传说的帝王蚕丛，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
人类历史表明，交通和商贸始终是交流、发展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
中国汉朝时全国所需丝绸，包括北方丝绸之路贸易所需，大部分都由蜀地供给，在今日能看到的宫廷和官方财政记录里，必有“蜀锦××匹”之类的字样。
秦灭蜀后，成都设立“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的生产。成都是蜀锦生产的中心，在成都“二江”岸边，分布着密集的蜀锦作坊。
至宋代，由于军费开支甚大，且各种苛捐杂税繁多，蜀锦成为国家当做一种充实国库、满足官僚用度的方式。宋代100多万的常备兵，需要给养，打战时也需要战马，而战马大多来自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要得到战马便必须拿上等的锦缎布匹去交换。
鉴于此，执掌成都的吕大防于1038年成立了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的织锦工场——锦院。锦院之规模包括拥有房间117间，织机154台，工人583名，每年生产锦1500匹，其中额定上贡锦690匹。
左思在他的传世佳作《蜀都赋》中这样描绘了蜀锦的生产盛况：“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锦织
在这条古道上，巴蜀的丝绸、蜀锦、布匹、邛竹杖、工艺品、铁器等被源源不断地销往东南亚，而印度和中亚的珠宝、琉璃又被输入中国。
成后，锦工要用水濯洗蜀锦，据说用什么水也不如江水洗出来的蜀锦绚丽华美，因而人们就把江水称为“锦江”、“锦水”，成都也因蜀锦而被称为“锦官城”、“锦城”。
张仪当年筑的“少城”内，除拥挤着穿戴奇装异服的各少数民族商人外，还布列着堆满蜀布、绸缎、邛竹杖等商品的大店显铺。
在这条古道上，巴蜀的丝绸、蜀锦、布匹、邛竹杖、 奶着成都的锦江，乃岷江一脉。
岷山融雪为水，就产生了岷江。岷江的水一发力，就冲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平原。
沿着水沫扑面的岷江大峡谷，一群人马逐水而下，来到了这个平原，并在这个平原上筑起了一座叫成都的城。平原因此有了名字——以一座城名来命名自己顺水摊开的身体：成都平原。
沱江最源头的那滴水也挂在岷山的雪崖边。
岷江、沱江，这两条波溅成都的河流，融入长江，东出三峡，横贯江汉三吴，直入浩瀚东海。逐水而达，水流到哪里，成都的气息就贯通到哪里。
成都城不仅是政治古城、文化大城，更是一座浮华如锦绣的国家商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走向决定政治的走向，河流的走向决定经济的走向。
把手放进城中锦水，我们就能摸到悠远绵长、流动不休的成都商脉。
我们就能感受，从岷江源头的雪山，一路奔腾而下，古老的锦江刻画出一代又一代的蜀商群像——他们的廓影在江雾中随着太阳与鸟鸣沉沉浮浮。
商业之脉，说到底，就是商人之脉。厘清了人脉，也就握住了商脉。
惊天手笔：用河流放逐生存的商机
筑城法则与为商铁律：厘清了河络，也就厘清了商络
“全国首富”卓王孙
古书中若隐若现的川商背影
川商弄潮：一个人的大千世界
na转译，同为蜀。又印度妇女服饰以丝绸为主，为贵重。印度文学作品中关于丝绸的描写，俯拾皆是。印度孔雀王朝大臣考地亚著《国事论》说：“支那产丝与纽带，夏人常购至印度。”
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又通过缅甸输往印度的丝来源，不是别的地方，正是这一带。”
我们不得不感叹，蚕丝制品在成都地区历史之悠久，可能会让我们的想象力也甘拜下风。
$夕照中，南方丝绸之路的脸廓和背影
当丝绸与珠宝隔着国境遥相对望时，“丝绸之路”便诞生了。
兼有“私奔专家”和“作赋高手”双重身份的司马相如当官后，被派遣回成都经过云贵“西南夷”地区，他驰马往复，为他获得爱情、写赋之外功勋和荣耀的“第三条道路”即官路，也是“南方丝绸之路”。
但忙于与邛女卓文君谈情说爱、饮酒作赋的司马相如并没有顾得上将这条道路的功劳告诉朝廷。朝廷知道这条道路，还是公元前122年张骞
的大量蜀物。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
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正是对这个汇报材料的记录，在古代文献中最早透露了巴蜀有通往国外交通线的消息。
张骞的一番言说，让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民道”基础上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基于这层考虑，汉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成都）、犍为郡（宜宾）为据点，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这个举措的实施因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汉武帝遂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民族隔阂，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拼死抵抗，历经10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及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人首脑倾附朝廷，于滇西设置永昌郡后，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官道南方丝绸之路终于全线贯通。
自此，南方丝绸之路上以海贝为货币的民间自由贸易走廊，变成了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秦汉前的记载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南方丝绸之路”
由古灵关道、五尺道和云南境内的永昌道共3条干线组合而成，全长2000多公里，四川成都为起点，云南腾冲为国内最后一个驿站。沿途设官驿众多，随着时代的变迁，官驿功能有塘、铺、哨、关、驿等名称的流变。
道路一（灵关道、古牦牛道）：成都—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会理—攀枝花—（渡金沙江）—云南永仁—大姚—大理—沿永昌道至缅甸、印度。
道路二（五尺道）：成都—乐山水路（或龙泉驿东大路经内江）—宜宾(上五尺道)
—高县—筠连—豆沙关—大关—云南昭通—贵州威宁—云南曲靖—昆明—楚雄—大理—沿永昌道至缅甸、印度。
永昌道：大理—漾濞—永平—保山—腾冲—盈江—缅甸八莫—印度—中亚、欧洲。
这条如今看上去沉寂无比的“南丝道”，正是蜀王开明氏后代蜀王子安阳王蜀泮南迁越南之道，
蜀汉孔明“攻心为上”、“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道，元代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强取云贵之道，中国远征军出滇入缅抗日之道……
从邛崃古道折回成都之前，我们还去探访了骑龙山下的石头河和“探花桥”。流经临济镇的石头河比白沫江明显小了许多，鹅卵石资源也不甚丰富，倒是河边年轻的洗衣女给了它格外的生气。
离石头河不远处就是探花桥，现名“永远桥”。该桥由清代一名当地李姓武探花用巨石搭建，是一座桥墩隔有九孔的“九眼桥”。桥碑很大，宽8米，高4米，当李探花后裔、67岁的乡民李元书指着碑文，介绍先祖如何在皇上面前用120斤重的大刀展示武技并用一招“落地生花”智取第三名时，随行的摄影师退了好几步，其镜头才把碑与人尽数装入。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节点，文化繁荣的背后一定是商业昌盛。无论是3000年前，还是3000年后，成都都是商都，自古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