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晁错向汉文帝建议令民入粟边以受爵免罪时，曾说道：“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汉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中四年（前146）春，“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马十岁，齿下平。”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以汉尺相当于23厘米折算，五尺九寸合1357厘米，认为“当时禁出关的是指关中比较好的壮龄马匹，这样的体高就我国今日当地的马种而言，可以说是很优秀的体尺了。”谢成侠：《中国养马史》，3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4月。若依汉尺为231厘米的比率计算，五尺九寸合13629厘米。1969年陕西西安发现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铜方炉铭文记有长度，实测知汉尺相当于2375厘米，以此折算则五尺九寸合140125厘米。与现代马种比较，可知汉时体高五尺九寸的马确实属于相当优良的马种。谢成侠、沙凤苞著《养马学》第四章“马匹品种”说到我国目前马种中主要的六种：蒙古马、河曲马、西南马，哈萨克马、伊犁马及三河马。又指出，“前四种为原始品种或土产种，后二种为杂种马或过渡品种”。考察前四种马的体高，蒙古马126—128厘米，河曲马126—142厘米（今按：谢成侠《中国养马史》数据为140厘米），西南马105—125厘米，哈萨克马133—136厘米。（100~108页，南京，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1958年4月）需要指出的是，现代马体测定，体高是自髻甲顶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当较背部和腰部稍高，若汉时测量背部或腰部，则与现代马体高的指标还有距离。严禁优良种马外流，对养马业的繁荣有积极的意义，当时也有对域外邦国实行封锁的作用，实际上或许对诸侯国养马业的发展也有所限制。居延汉简中多见记录马匹年齿与体高的简文，如：
马一匹白牡齿七岁高六尺（6512）
驿马一匹骍牡齿四岁高五尺八寸上调习（14226）
廿四驿马一匹骍牡左剽齿八岁高五尺八寸上调习（EPC1：1）
□官□驿马一匹骊牡左剽齿十四岁高五尺八寸中（23120）
齿四岁高六尺驾（4576）
马一匹骍牡左剽齿九岁高五尺（51027）
一匹骍牡左剽齿七岁高五尺八寸三月辛未入（乙附4）等等。居延所出内容类似的简文还有：“居延令史晋□□□里□食□□□，马一匹□□齿□岁高七尺，五月□□入”（1513），“马一匹骊牝齿十二岁高”（15415），“骍牡齿十一岁高六尺”（16910），“长长马一匹牡齿桼岁高五尺桼寸”（22544），“□牡马一匹齿九岁高六尺三寸所”（2757），“左剽齿五岁高五尺九寸”（5043），“轺车一乘马一匹牡齿九高六尺□□□南入”（5063），以及1813，439，5315，6213，7722，7836，818B，818C，14923，52133，EPT5：10等。《汉书·昭帝纪》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解释说：“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然而从居延西汉晚期简仍可见关于马匹年齿体高的记录看，汉景帝时颁布的这一禁令仍保持着久远的历史影响。
汉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汉书·食货志上》），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大致这时汉帝国官营养马业已经初具规模。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中写道：“像这样国家大规模经营养马，至少在公元前的世界史上是罕闻的先例。虽然在公元前500年波斯王大流士时代，曾在小亚细亚的美几亚及亚美尼亚设立牧场养马达五万匹，但后者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而未闻汉帝国大举养马的史迹。”谢成侠：《中国养马史》，95页。
《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后二年（前142），“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说明当时内郡民间养马也得到发展，其数量之多，已影响到灾年饥民救济口粮的保证。以往讨论西汉马政，往往重武帝而轻文景。其实文景时期的某些政策已经为发展养马业，大量提供交通运输的动力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当政时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刺激了养马业的发展，尽管因战事频繁导致马匹数量的大量损耗《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出击匈奴，“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大出击胡”，“军马死者十余万匹”。《汉书·霍去病传》：“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汉书·卫青传》：“自青围单于后十四岁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汉武帝时代马政的成功仍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汉武帝时代养马业的空前发展是以对匈奴用兵多使用骑兵为背景的。骑兵兴起于战国时期，当时仅作为车兵的辅助兵种，“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孙膑兵法·八阵》）。秦代骑兵已经成为主要兵种之一。据《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说韩王，谓“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又说到“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可见战国时期秦国骑兵作战实力已居优势地位。《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说：“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可见秦代已经有独立的骑兵部队。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骑士俑群，则真实地体现了西汉前期骑兵的雄壮阵容。参见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10）。 汉文帝三年（前177），“令丞相（灌）婴将骑八万五千击匈奴”（《汉书·灌婴传》）。十四年（前166），“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史记·匈奴列传》）。汉武帝时代，骑兵的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部队组织也更加健全完备。当时设有专门用以组训骑兵的屯骑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并置羽林骑。汉王朝军事建制中所谓“胡骑”、“越骑”值得重视。参见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载《中国史研究》，2007（3）；《汉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载《史学月刊》，2010（2）。远征匈奴，往往调动数以万计的骑兵，远征军总指挥官，即有以“骠骑”为号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骠骑将军权位与最高军事长官相当。《汉书·霍去病传》：“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去病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乃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曾“亲帅师”，“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汉书·武帝纪》）。而实际上发骑士十万，调用的马匹则往往远远超过十万。例如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出军，“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汉书·匈奴传上》）。
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有“军厩”字样的陶器参见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载《考古学报》，1957（1）。 ，说明当时社会对军马驯养的普遍重视。《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皇帝甚至以“解乘舆驷”作为鼓励发展养马的宣传手段。当时还采取“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的方式补充军用。汉武帝还增加赋算口钱，“以补车骑马”《汉书·贡禹传》：“武帝征伐四夷，重赋子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汉书·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汉武帝时加强马政的重要措施还有：
元狩五年（前118），“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贵平牡马贾，欲使人竞畜马。”）
元鼎四年（前113），“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汉书·食货志下》）。（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
元鼎五年（前112），“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汉书·食货志下》）。《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黎侯召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斩，国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黎侯召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要斩”。颜师古注：“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潜夫论·断讼》也说，“黎阳侯邵延坐不出持马，身斩国除”。程一枝《史诠》以为今本“特”作“持”，误。元封六年距元鼎五年时已七年，一为牝马，一为特马，当是另一次令封君出马事。
太初二年（前103），“籍吏民马，补车骑马”（《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