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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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秦汉陆路运输动力的开发(六)

汉武帝对于运输动力开发的贡献,还表现在经营西北时特别重视引进异域优良马种,使内地原有马种得以改良。参见谢成侠:《中国养马史》;张廷皓:《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得“天马”,太初四年(前101)得“宛马”,是中国养马史上的大事。所谓“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天马》),本身既是重要的交通活动,同时又成为文化交往的象征。西域苜蓿等牧草作物的引入,对于内地养马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武帝时引入的是苜蓿属紫苜蓿。

正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谓“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对马政的特殊重视,曾经形成民众沉重的负担。汉武帝晚年经历“巫蛊之祸”后,对以往“扰劳天下”的政策有所“追悔”,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又以西征失利为时机,颁布著名的轮台之诏,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要求“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汉书·西域传下》)。行政重心的扭转包括马政的调整。

自汉昭帝起,对武帝时马政诸政策又进行若干具体的修正。《汉书·昭帝纪》记载:始元四年(前83)“秋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始元五年,“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元凤二年(前79)六月,又诏令:“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汉书·元帝纪》记载,初元元年(前48)三月,“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马,以振困乏”。九月关东大水,又令“太仆减谷食马”。二年(前47)又“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据《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前31)也曾“罢六厩”,“减乘舆厩马”。《续汉书·百官志二》说:“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菀,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刘昭注补:“《古今注》曰:‘汉安元年七月,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 汉和帝永元五年(93)二月,“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后汉书·和帝纪》)。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九月,诏令“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后汉书·安帝纪》)。

应当注意到,自西汉后期起对马政的调整,是以北边、西边军事压力已逐渐减轻为背景的。由于军马需求数量骤减,这一政策转变并不导致社会交通运输力量的显著短缺。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于“省苑马”之后,还曾“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汉书·元帝纪》)。在曾“罢六厩”,“减乘舆厩马”的汉成帝崩后,哀帝初即位,绥和二年(前7),年号尚未改,即“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汉书·哀帝纪》)。而“宗室子”有属籍者至汉平帝元始年间多至十余万人《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5)诏:“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元成时亦当有十万人左右。宗室赐马事,实际受益者的数量颇大,而马匹的需用量亦相当可观。

可能由于国家养马机构能力的衰减,在必要时政府不得不以强制形式征调民间马匹。王莽天凤六年(19),“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地皇元年(20),“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汉书·王莽传下》)。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初置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搉,马一匹至二百万”。中平元年(184)攻剿黄巾军,又曾“诏公卿出马”(《后汉书·灵帝纪》)。

由于罢减厩苑被看做仁政的标志,因而史书往往作突出记载,而复置事则多疏而不记。如汉成帝“罢六厩”,而《续汉书》又谓“旧有六厩”,“中兴省约,但置一厩”。《续汉书》说到西汉牧师菀“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而汉和帝时又有省减“凉州诸苑马”事。

总之,西汉后期至于东汉较汉武帝时马政有所“省约”,但就此似不宜有废弛败坏的误解。所谓“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传》),始终受到重视。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窦固击匈奴,通西域,指挥43万骑远征(《后汉书·窦固传》)。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北征,所部也有“骁骑三万”(《后汉书·窦宪传》)。东汉以马匹之充足,交通形势仍然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千乘雷起,万骑纷纭”(班固:《东都赋》)的场面。

《汉书·艺文志》“形法”中列有“《相六畜》三十八卷”。有学者指出,汉世“六畜主要在马”陈直:《汉代的马政》,见《文史考古论丛》,328页。。《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到“本出汉世”之《马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约5 200字的《相马经》,其绝大部分内容为今本所无,其抄写年代,大致为汉高祖时期至汉文帝初年。据说“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马援南征,“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后汉书·马援传》)。陕西茂陵出土“阳信家”铜器中有一件鎏金铜马,“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体匀称合度”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载《文物》,1982(9)。 ,其年代大致为汉武帝时期。参见贠安志:《谈“阳信家”铜器》,载《文物》,1982(9)。有的学者认为,“阳信家”即卫青的妻子阳信长公主之家,这件鎏金铜马“是专门鉴定大宛马的铜马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第一个鉴别良马的标准模型”张廷皓:《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载《农业考古》,1985(1)。。

《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扶风茂陵人,曾“亡命北地”,“转游陇汉间”,从事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于是“好骑,善别名马”。马援曾自述所受“相马骨法”的师承关系:

西河子舆—→西河仪长孺—→茂陵丁君都—→成纪杨子阿—→茂陵马援(曾活动于北地、陇汉间)

看来,体现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畜牧科技水平的相马技术,在养马业较为集中、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产生并逐步完善,因而也可以说明这一技术同养马业生产实践的关系,以及养马业同交通发展的关系。

《史记·货殖列传》举“富者必用奇胜”诸例,说道:“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居延汉简有简文涉及“马病”与“治马”者(TPT43:2),敦煌汉简中又可见汉代兽医治马病之方:

●治马伤水方姜桂细辛皂荚付子各三分远志五分桔梗五分□子十五枚(2000)

●治马方石方南草五分(2004)

治马方石方(1996)

□为十二丸宿毋□马以一丸吞之(2030)陈直以《广韵》“肉败臭也”,判定简465与简473为“治人食腐败马肉中毒之方,是治人病之方,不是治马病之方”。(《玺印木简中发现的古代医学史料》,见《文物考古论丛》,294页),又作胺,《集韵》:“肉败臭”,《博雅》:“败也。”然而此二简文例与简2000“治马伤水方”完全相同,仍当为治马病之方。马可能传染的坏死杆菌病可以导致患部溃疡、分泌脓性物,急性鼻疽等病症也会引起皮肤或皮下组织溃破,这有可能就是被解释为“肉败臭”的“”。

居延汉简也可见:

治马欬涕出方取戎盐三指掫三□(1558)《居延汉简甲乙编》“欬”作“头”,“掫”作“挟”。此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药物剂量单位,有“三指撮”、“三指大撮”、“三指撮到节”。《说文·手部》:“撮,四圭也”,“亦三指撮也”。《汉书·律历志上》:“量多少者不失圭撮”,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掫”应即“撮”。

马医之方发现于河西边地,也有助于全面认识汉代养马业发展的实际水平。

交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养马业的进步。而养马业的成就,又显著改善了交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