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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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道教与基督教的社会生态思想(6)

《太平经》认为给人类带来大灾难的莫过于“兵、病、水、火”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页。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认为“武生乱,乱生武”同上,第646页。《老子想尔注》说:“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悉如信道,皆仙寿矣。”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葛洪对历史上统治者的军事行动持否定态度。他说:“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汉武使天下嗷然,户口减半……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无修道之实。”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唐末五代时期,饱尝了战乱之苦的道士杜光庭,也反对战争,渴望和平,他说:“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无兵寇,戈楯不用,锋镝不施,却甲马于三边,辟田畴于田野,深耕浅种,家给国肥。”《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三十五,《道藏》第14册,第489页。他主张以“道莅天下”,再三强调佐国者当以清静匡君,未可以兵谋辅国。《大戒上品》说:“若见兵甲,当愿一切,各念仁心,天下让贤。”张君房:《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第830页。《老君二十七戒》有“戒勿乐兵”同上,第844页。丘处机面对当时中国灾害、战祸连绵的现实,强烈呼吁统治者爱惜生命。《磻溪集·愍物》云:“皇天生万类,万类属皇天,何事纵陵虐,不教生命全。”要人常怀悯物慈悲之心,“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磻溪集》卷四,《道藏》第25册,第829页。?

就基督教而言,《旧约》认为战争是保护选民并确保信仰的正当方法。这种观念与以色列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有关。自从奥古斯丁时代,正义战争理论成了基督教会教训的内容,阿奎那就曾谈到了正义战争的三个条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要使一场战争成为正义的战争,有三个条件是必要的。第一是有权宣战的统治者的权威;第二是需要一个有充分根据的理由,也就是说,那些为了某种罪行而受攻击的人理应获得这种对待;第三是在交战者的方面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达到某种好的目标,或者是为了避免某种祸害([意]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5-136页)。

尽管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有过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教权至上时发动的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侵略性远征(“十字军东征”),但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要万人相处如一家,蒙他眷爱,与他相交,用爱心彼此服务。”《加拿大联合教会问答》(1944年),《历代基督教信条》,汤清编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版,第743页。在《圣经》中,即使在打仗的紧要关头,神仍劝告以色列人要小心,不可扰乱维持生命的环境。神命令他们:“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圣经·申命记》20:19。

耶稣降生时天使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圣经·路加福音》2:14。和平是上帝的旨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明确提出:不可杀人,不可向弟兄动怒,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等,“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圣经·路加福音》9:56。耶稣的救世工作,也包括传扬“和平的福音”(有人统计“福音”一词在《新约》中出现了106次)DennisMBattle,TheGospelReligionofJesusChrist,Ohio:DennisMBattlePublications,1980,p5。耶稣反对暴力,耶稣说过,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的行动表明,他并不是要通过武力来建立他的国。耶稣不仅以非暴力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以此教训人们,要人们“爱仇敌”RonaldJSider,ChristandViolence,Scottdale:HeraldPross,1979,p24。耶稣不但要使人与人和好,更重要的是要人与上帝和好。由于在《圣经》中,和平是上帝赐予的,上帝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息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圣经·利未记》26:6。因此,在《圣经》中,爱好和平、寻求和平的前提首先意味着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正如卡尔·巴特(KarlBarthe,1886-1968)所说:“为了真正想要和平并且从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需要一种伟大而深刻的对上帝的敬畏。”[瑞士]卡尔·巴特:《我们究应做什么》,载卡林·瓦尔特编《我与他》,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页。保罗对基督教爱的伦理,作了更充分的阐发,保罗认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圣经·哥林多前书》13:4-7。这种以“爱”实现和平,是基督教和平思想的核心。

中世纪的圣方济各把天主的和平带入人间,他的《和平祷词》萧潇:《爱的使者——基督圣徒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页。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使命,也成为历代基督徒孜孜以求的目标:

上主,请将我塑造成和平工具,

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

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

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望德;

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

上主,请赏赐我所梦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我们才会获取;

去原谅,我们才会被宽恕;

死于旧我,才会获得在基督内的永生。

20世纪法国思想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泽认为,“由于战争使我们犯下非人道的罪过,因此只有从伦理根据出发谴责战争,才能解决和平问题”[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他认为改变人的非人道信念是世界和平的最重要保证,虽然确实有些理想化,但和平与人道信念毕竟是实现和平的必要前提陈泽环:《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述评》,载[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页。天主教梵二会议再一次肯定了国家拥有军事保卫的权利,凡是有战争危机存在,而又没有合法的国际组织拥有适当的权力,则使用一切属于和平调解的方法之后,不得否认国家有合法的自卫权利。国家首长及分担国家责任的人,既负有照应其民众福利的任务,则对如此大问题,应慎重行事。但是,军事行动不可以超过正义保卫和恢复主权所需要的范围。当基本的目的已达成时,继续进行战争就是不合法的。不同主教团的牧函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了核战争的问题。他们都同意,针对居民目标使用核武器是绝对不道德的。“在任何条件下不能使用核子武器或其他的大众屠杀的工具来毁灭人口密集的地区或主要是居民的目标。”转引自[德]卡尔·白舍客:《基督教伦理学》第2卷,静也、常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1页。

道教、基督教经典中不仅蕴涵了丰富的和平思想,而且在道教、基督教的发展史上都有具体为实现和平理想而做出的努力。道教有全真道丘处机及其门徒的劝诫止杀;基督教有中世纪的和平使者圣方济各,也有20世纪初的和平斗士施韦泽。

作为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不顾自己已年逾古稀之年,于1220年,率弟子18人,不远万里,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道藏》第34册,第483页。的局面,西觐成吉思汗,劝其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道藏》第34册,第492页。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元史》卷二○二《丘处机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在丘处机东归南下途中,向其随行弟子们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甘水仙源录》卷十,《道藏》第19册,第809页。显示出丘处机的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