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全球化与宗教对话
世界已处于现代信息、知识创新、文化开放、价值互渗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在不断告别传统和抛弃传统，然而世界的动荡和社会的危机却又使人们一次次回归传统和珍视传统。
一、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的、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全球化、资讯化和网络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肇始于经济全球化，始自20世纪80年代。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市场化，即资本、人力、技术、信息在全球范围里的流动、积累和分配。各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影响和制约的程度正愈益加深，维系全球统一市场并规范其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全球机制和秩序正建立健全。随着经济全球化客观形势的加剧，各国、各民族之间政治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也进一步加强。
从总体趋势来看，“全球化”绝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的“一体化”或“单一化”，而是呈现出多元涌动、多元抗争、多元发展的局面。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多元化”、“多极化”，这种“多元”使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的特点得到保留并更加突出，人类“求同”的努力必须建立在“存异”的基础上。世界各大宗教及其相关派系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全球化在促进它们相互接触，增加相互了解的同时，亦唤醒它们的自我意识，使其个性得以彰显。政治上的多极和信仰上的分化，在人类的全球性共存中更显突出。宗教对话、互渗和交融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与西方的相遇、碰撞、较量、竞争、交流及沟通也会从经济、社会、法律等层面逐渐深入到政治、文化、精神等领域。宗教问题亦会日益明显。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0%。尤其是各种新兴宗教发展迅猛，其信仰团体达2万多个，信徒人数亦超过13亿。宗教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有着既密切又复杂的联系，不少宗教问题都直接关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宗教问题往往会形成局部地区的难点、焦点和全球性的热点、重点。“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政治较量已越来越多地以宗教冲突、宗教纠纷或宗教自由、宗教人权问题之争的形式来表现卓新平：《神圣与世俗之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我们已不难看到人类文化在其物质层面和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接近和共融，经济合作、社会交流已达成了不少共识，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精神层面上，人们却仍在突出或强调其区别和不同。因其不解或误解，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之间总存有各种各样的裂缝和相互防范及戒心，影响到人类的理想共存。于是，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结合和精神对话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对话是人类共在和统一的前提。
二、走向宗教对话
“冷战”时代结束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未来世界将从以往的政治军事冲突和对抗转向文明的冲突和对抗，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宗教的冲突和对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社会理论界和文化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给宗教的认识和理解也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尤其是“宗教冲突论”的积极回应中，德国天主教哲学家毕塞尔（EugenBiser）提出了基督教应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亚伯拉罕传统宗教”积极对话的观点。目前，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仍是政治之间的对话和调解、文明之间的沟通和调适。不同文明的交融和共处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是应该珍视和尽力保持的。通过社会沟通达到人类文化的多元共存，是各国人民谋求共同进步应有的共识。
然而，没有对话就没有理解，而以往形成的误解和不解则可能继续留存和发展。没有理解就没有共在，没有共在就没有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对话意味着双向沟通，而绝非单向并存的各自独白，对话代表着对彼此区别的承认和准备协商的善意。在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对话而不是独白，我们需要协商而不是对抗。对于宗教对话的意义，汉斯·昆甚至将之提到了实现宗教和平，确保世界和平的高度。“没有信徒与非信徒在相互尊重中合作，便不会有民主”、“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文明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便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没有一种世界伦理，便没有新的世界秩序”［德］孔汉思、［德］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汉斯·昆认为，“同世界上其他宗教进行建设性交换意见完全与生存一样重要”［瑞士］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周艺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8页。为此，需要求同存异。
基督教内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基督新教率先倡导的“普世教会运动”“普世”（Ecumenical）一词源自希腊文的oikoumene，本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之意，因4世纪被古代大公教会用来表示“普世大公会议”而获得“整个教会的”、“普世教会的”专有含义(卓新平：《神圣与世俗之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Ecumenicalmovement)以及各教派的积极回应和参与上。中世纪东西教会的分裂使其“普世”之梦破灭。直至20世纪，教会才真正开始寻求内部团结、和谐的“普世教会运动”。1910年英国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启动，1921年在纽约莫洪克湖地区成立的国际宣教协会开始将“普世”思想与“宣教”动机相结合。此后，“让福音传遍世界”的“普世”理念又开始逐渐扩大为一种关怀整个人类的“普爱”思想。为避免教义上的分歧影响教会合一，1925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提出了“教义造成分裂，事工有利合一”的思想，而1937年爱丁堡大会又进而开始了“比较教会学说”的探讨。至1948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正式成立，普世神学亦初具规模。
“普世教会运动”使基督教各个教派的相互关系在彼此理解中得到了明显改善，可以说，20世纪教会的发展大体为从相互诅咒、相互指责到相互对话、相互理解，进而又共同参与、发展合作的进程。“对话”在这一进程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种对话最初在新教内部各派之间展开，随后获得东正教各自主教会的参加和支持；到20世纪60年代，新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亦获得实质性发展。天主教在“梵二”会议后积极推进与其他教派和其他宗教的对话。自70年代起，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广泛开展了与其他宗教和其他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对话。这样，“普世主义”的外延得到了扩大，不再是纯基督教会自身的对话，“与非基督宗教的对话”、“与非宗教的对话”也成为其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督教从强调自身各派的“对话”、“谅解”、“普世”、“合一”进一步走向与世界各种宗教、各种信仰以及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对话。因此，20世纪成为前所未有的“宗教对话”的世纪。
自20世纪80年代起，普世主义的对话在“全球性对话”上达到高峰。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号召其信徒“在每一个地方和所有的地方”见证对话，提出“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的口号。与之相呼应，天主教思想家汉斯·昆、斯威德勒（LeonardSwidler）也先后创办普世研究所，倡导跨宗教和跨文化对话，并于20世纪90年代发起“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运动，倡导一种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普遍伦理。随着这种普世对话的深入，天主教与新教路德宗在“因信称义”的教义问题上达成谅解，而整个教会在传统上信守的“教会之外无拯救”的教会绝对论亦出现动摇或被逐渐消解卓新平：《神圣与世俗之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259页。
1993年，世界宗教界6500多人云集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并发出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和库舍尔(KarlJosefKuschel)在其《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之序中曾开宗明义：“世界正处于这么一个时期，它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多地由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术、世界性经济、世界性文明所塑造，它也需要一种世界性伦理，对于这一点，今天再没有人去加以怀疑了……若无一种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任何社会迟早都会受到混乱或专制的威胁。若无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就不可能有更美好的全球性秩序。”［德］孔汉思、［德］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当然，“世界伦理”不会凭空产生，也离不开人类文化传统。全球伦理的目标是要实现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的结合。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取决于双方。全球伦理的一个贡献是从基督教方面为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些神圣价值观的资源。也正因为汉斯·昆以基督教之“爱”的精神，把“人道待遇”和“尊重生命”置于各项原则和命令的核心地位，并给予它们以新的解释。由于汉斯·昆提出的“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主要来自于基督教之爱的价值转换。因此，当今世界如果要有一个真正能在全人类行得通的“全球伦理”，那只能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对话和融合中才能逐步达到赵敦华：《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在不同宗教的对话中，需要包括中国道教在内的各宗教的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各宗教在环境保护上体现了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合作。大多数宗教都认为自然与人类是有关联性的，尤其是自然界的灾难事件与人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宗教大都从树立信念入手以约束人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共同点，各种观念差异甚至对立的宗教才能走到一起，为保护环境而呼吁。1986年9月，在意大利阿西西举行的全世界五大宗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大会上，产生了《阿西西宣言》(AssisiDeclaration)，各宗教都表达了其保护环境的愿望。
1986年以来，各宗教团体发起了数以千计的环境保护项目，举办了无数环境保护教育活动，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本宗教经典对尊重地球方面的训诫。1994年，世基联中央委员会决定围绕着正义、和平、创造所形成的新的生态环境意识，发展普世合一运动的新生态神学——生命神学(TheologyofLife)，其特点强调以生命为中心。1994年12月，在巴塞罗纳的“宗教对和平文化的贡献”会议上，通过了《宗教对提高和平文化的作用宣言》。1995年4月29日至5月4日，世界九个主要宗教（巴哈依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道教、萨满教）的领袖，代表20多亿各宗教的信仰者，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的资助下，在英国温莎堡举行了一次关于“宗教和环境保护”的高级会议。各宗教在会上不仅承诺在各自宗教团体之间促进环境保护，并且表示要将各宗教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裴广川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自1998年起的三年间，哈佛大学也举办了十次各宗教与生态的论坛，与会学者达千余名。该论坛认为宗教传统可以启发那种把人类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分离的观念。论坛的目的是在各种宗教中挖掘生态思想、价值和实践；描述和分析各宗教对待环境的共同特点，把对生态有特殊贡献的宗教资源凸显出来。论坛开创了宗教与生态研究的未来领域，其主旨不是要建立整齐划一的全球伦理，而是寻求多样化的表达。这些系列会议和讨论对《地球宪章》的形成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地球宪章》于2002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被视为《21世纪议程》的前言。1999年哈佛大学还举办了“世界宗教与动物”的专题会议。在这些会议和论坛的推动下，现在创办了宗教与生态探讨的阵地——《世界观：环境、文化与宗教》(Worldviews：Environment，CultureandReligion)季刊，已经出版了宗教与生态系列丛书，开设了宗教与生态网站。欧美各大学开设了“宗教与生态”的课程和培训，极大地推动了宗教对生态领域的介入，既拓宽了宗教学的研究领域，也拓展了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一门跨学科的研究新学科——宗教生态学逐渐发展起来陈霞：《宗教与生态学的对话与互动》，《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第16-21页。
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人们观念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配合。人是实践生态伦理的主体，在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80％的人有着各种信仰。随着宗教关注的重心转向生态，人们受其影响，也自觉行动起来，维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道教与基督教生态思想的当代审视
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思想，不难发现，道教与基督教思想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是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遗产，具有现代价值，可为建设现代中国生态文明，构建人、社会、自然和谐的世界提供重要启示，值得人们去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一、维护“人—社会—自然”的和谐
首先，道教、基督教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界，都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为现代人们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同构互感的整体。人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所以人们应当爱护自然，维持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道家、道教“知和曰常”的主张就是要人们用心去认识自然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性，维护它的和谐之美，而不妄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自然长久共存。道教主张“天人合一”，并为此制定了各种戒律，以此约束信徒的行为，保护自然环境。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的，人犯罪后，恢复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成为了基督徒为之奋斗的目标。
其次，道教视人、社会、自然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对于强化现代人的生态整体意识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