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采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哲学，并沿用圣经的教训，主张地上万物自天主而来，终必回归天主。也即是说，宇宙的被造有其根本的目的。阿奎那以其形式质料说和目的论思想把世界描绘成由下而上递相依属的等级结构。从非生物体开始，经植物界、动物界，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天主。其中每一阶段既是较低阶段的“形式”，同时又是较高阶段的“质料”。下级隶属于上级，归上级统摄，并以上级的意旨为目的，天主则是这一宇宙等级结构的最高存在，是万物追求的最高目的和归宿。托马斯·阿奎那以此论证地上的秩序必须服从天上的秩序，现世必须服从来世。显然，在他的神学体系中，人高于自然，自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人所用。托马斯·阿奎那说：“根据神的天命，按照自然等级，动物被安排为人所用。人或杀死它们，或用任何其他方式利用它们，都不存在不义，因为神对挪亚说过：‘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任何一段禁止残酷对待动物的经文，诸如不要杀死有雏鸟的鸟，都有其目的：或是为了使人扭转残酷地对待人类伙伴的做法，惟恐人因残酷地对待动物而由此继续这样去对待人；或是因为对动物做出伤害会导致使人受损失，使某个人或某些人遭受痛苦；或是因为比喻的需要，例如使徒保罗对‘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这段律法的解释。”CDwyer，AnimalsandtheCatholicChurch，TheMonth，June，1995，p246，转引自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在这里，虽然他讲的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但是也反映了他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明显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即使人善待动物，也是为了人的目的，而不是为动物着想。阿奎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显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也是西方环境主义者面对当代生态危机时对基督教传统神学进行诘难的原因所在。特别是随着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强调自然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倾向以及认为人类有能力对自然万物做有系统的研究的观点。一些基督徒思想家开始把兴趣从形而上、神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转移到直接接触物质世界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中世纪的灵性运动和神秘主义者，如意大利修士圣方济各（FrancisofAssisi，1181-1226，或译为法兰西斯）、德国本笃会修女宾根的希尔德佳(HildegardofBingen，1098-1179)、艾克哈特(JohannesEckhart，约1260-1327)等，他们以各自的方法跟自然大地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方济各是中世纪方济各会（托钵修会）的创始人，意大利保护圣人。直到20世纪，基督徒和更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仍一致认为方济各在过去二千年内最完整地体现了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和教导。伟大的诗人但丁在《神曲·天堂篇》第11歌中称他是无比热忱的仁爱天使。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90年发布的《和平日文告》中也指出：“他提供基督徒对受造界的完整性之真实和深切敬重的范例。”(16号)《和平祷词》、《太阳歌》是他的传世名作。他以对自然万物的爱，对天主的感恩，呼唤人们关爱天主的创造物，成为了教会史上被公认的最善待自然的人，也是当代基督徒学习的楷模。他认为在来源于天主并显现天主的荣耀方面，所有受造物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属天主的人，他能够从万物中看出每一受造物的被造意义，因此他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所有受造物，反映天主对万物无限的爱。他把基督教传统中的爱不仅用于对待动物，而且扩大为对待整个自然，把日月星辰视为兄弟。把非人类存在物称为兄弟姐妹，认为蚯蚓、蚂蚁这类生物，石头、水这类无生物都是天主的礼拜者联合体的成员，它们都与天主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因此，人类应该对它们充满爱心。
他认为生命是非常单纯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爱。他对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满怀亲切和热爱，对造物主纵情歌颂。他认为天主在太阳、和风、花草以及一切事物中展现自己，它们都是造物主神奇生命的闪光。他常邀请阳光、小鸟和自己一起赞美上主，称小鱼、蟋蟀为兄弟，向狼和鹿讲道，为田野的鲜花、清澈的溪流感谢天主。他虔诚地漫步于巨石上，因为那是天主的手笔，闪耀上主的美丽；他吩咐砍柴的弟子不要把整棵树都砍下，要留下一部分沐浴主的爱；他告诉弟子们掘地时要为花草留下空间，好让它们以其嫩绿和艳丽宣扬上主；他将路旁的昆虫拾起放入草丛，以免被人践踏，让它们有更多的时间彰显造物主；他准备蜂蜜和葡萄酒，让蜜蜂在寒冷的冬日不至饿死。他对飞鸟说：“我的飞鸟弟兄，你们应当赞美你们的造主，时时热爱他，是他给你们羽毛做衣服，恩赐你们高飞的翅膀。他使你们居住在清洁的空气中，不耕种也不收割，他仍保全你们，全不用你们操心。”他从宇宙万物中都能看到美，看到爱，看到创造者的运行，而为之感动不已，他对上主创造的这个神奇世界充满了强烈的爱、敬仰和渴望。
方济各对上主总是充满着感恩和爱。他热爱宇宙万物，他将万物都视为天主的光荣，他的兄弟姊妹。而万物好像也都被他感动了，都愿意做他相亲相爱的兄弟姊妹。1225年初夏，几乎已双目失明的方济各，因为对万物的爱和对上主的感恩使他唱出了万古流芳的《太阳颂》，也称《万物颂》萧潇：《爱的使者》：
我们的主上主与他的受造者应受赞美，
赐我们白昼和光明的太阳兄弟应受赞美，
他公正、仁慈、美丽、辉煌，
他以无瑕的光明，对我们展现造主的荣耀。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将月亮姐姐和星辰妹妹安置在澄澈的天空，
她们明亮、高贵、美丽，以璀璨可爱的光华照亮苍穹。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创造了风兄弟、空气、彩云、雾露和四季，
你用他们扶持万物的生机。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创造了谦卑、贞洁的水妹妹，
她柔顺、清静、珍贵，她洗净我们，浇灌我们。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你创造了火兄弟，
他多么光耀、欢畅、热烈、有力，
你藉着他赐黑暗以光明。
我们的主上主应受赞美，
你赐给保爱我们的土地母亲，她多么丰沃、慷慨、仁慈，
你藉着她赋予我们果实、芳草及各色花木。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请都来赞美上主，
光荣他，感谢他，并要竭诚、谦逊地侍奉他。
在这里，方济各纵情赞颂上主和大自然中的一切，包括太阳、月亮、清风、热火、大地、芳草……《万物颂》表明，宇宙万物都是天主创造的，而自然界万物的存在又彰显了造物主的荣耀，说明了天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界的依赖。
(三)宗教改革及近现代基督教的生态思想
基督教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复杂传统也为以后的宗教改革家们所继承。一方面他们都是偶像崇拜的激烈反对者，是“人”的发现者。他们在推崇上帝至高权威的同时，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另一方面，16世纪欧洲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Luther，1483-1546)和约翰·加尔文（JCalvin，1509-1564）对上帝的创造表现出特殊的欢迎以及他们把《圣经》视为绝对权威都使他们对自然容易采取管理模式，要人类尽到对上帝造物的责任。在马丁·路德的著作中有不少涉及上帝与自然、自然的奇妙、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
马丁·路德热爱大自然，他把星月灿烂的夜空，描绘为“伟大的建筑师的杰作”。在神人关系上，马丁·路德反对天主教会的“圣礼得救论”和“善功赎罪论”，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基本教义。在马丁·路德看来，灵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这个“义”不在于本人自己的善行所积下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典。他主张个别的罪人可以直接而立即来到永活而慈悲的上帝面前，强调个别的罪人与全能的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保罗·蒂里希(PaulTillich，1886-1965)认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把上帝与人的关系置放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中世纪的神人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人可以借着不断地行善积德来改善他与上帝的关系。但是马丁·路德的神人关系却是实证的。要么，人“因信称义”是上帝的儿女，要么，人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因信称义”是一个“我—你”的主体性关系，即人必须自己因信领受上帝的恩典，教会或神职人员是无法代劳的，信仰是和上帝建立联系的正当方式。“得救本乎恩典”是自保罗、奥古斯丁及马丁·路德等以来不变的救恩定律。恩典的真谛乃是上帝无条件赐予与接纳，这无条件赐予与接纳的基础是上帝向人所彰显的至高的爱。这爱可以产生无比的救赎与道德力量，把“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化为“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
路德把人性本恶归之于原罪。在路德看来，人的罪恶的始初便是人对上帝的背叛，也就是说，在于不信。路德不仅认为人性之恶来自人的原罪，来自对上帝的背叛，而且还在于人有自由意志。路德承认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但这种自由意志与上帝的意志是不一致的，而且常常使得人类背离上帝的意志而造成罪恶。
约翰·加尔文同路德一样，认为人的天性为恶。由于原罪，人身上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心灵和肉体、理智与意志都被罪恶所渗透。他反对自由意志说，认为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意志能力去恶从善。
加尔文赞同路德信仰得救的主张，但比路德更激进，提出了“预定论”的神学思想。加尔文同样否定了神职人员和罗马教会的作用和权威，否定了通过教会和圣事获得拯救的观念，认为人的得救不在于个人的善功，而全凭上帝的恩典。上帝有无上的权能，上帝创造世界最终都是为了显示他的荣耀。根据预定，有人得救，称为上帝的“选民”；有人受永罚，称为“弃民”。“选民”注定得救，“弃民”注定沉沦。既然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预定，那么，一切善功、圣事等就都不起作用，而且他认为，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加尔文重视人们的工作、个人职业和人生的世俗责任，用对待工作和个人世间职责的忠诚的新苦行主义取代旧的“超自然”苦行主义，给予人生一般职责以宗教意义，它向世俗世界引进一种新的道德动力，适应了当时新兴市民阶级的需要，鼓励他们进取、坚忍、节俭、虔诚、自尊等品质，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加尔文把自然世界称为“上帝荣耀的舞台”，这世界中的万物都好像“燃烧中的亮光”在赞美上帝的荣耀。加尔文确信上帝活生生的存在事实影响了世界和自然界中的万物。加尔文以一种对自然的热爱去认识上帝创造的世界万物。加尔文认为人类应尽其一切能力，用智慧来履行荣耀上帝的职责。加尔文认为那些忽视研究自然的人，与那些在探究上帝的作品时忘记了创世主的人同样有罪。
在这一时期，不仅基督新教对自然表现出亲善，天主教也如此，其中较典型的例子是1567年，当时的教皇庇护五世针对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酷爱斗牛发表了通谕(Desalutegregis)，谴责这种血腥的运动，尽管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牛，而是为了斗牛士和观众的灵性利益。
在17世纪的一些灵修作品和宗教诗歌中，仍可以看到照顾大地、关爱自然的观念。约翰·安得斯(JohnArndts，1555-1621)在其《自然之书》中就极力排斥当时把地和被造物视为满足人类需要之工具的思想潮流，而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爱的关系，认为在上帝的爱中，人和自然都可得到完全。
对启蒙运动在生态环境恶化中所起的作用，当代西方教会评价不一。多数基督教环境主义者认为这一运动把宗教改革对自然有利一面的好传统都丢失了，直接导致了对环境的破坏。它使上帝不再能规范和指导人类，由此造成上帝与自然分离。这也加深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这点尤其在理性主义者（笛卡尔、斯诺宾莎等）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近代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对自然的掠夺完全合理化，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近现代的基督教会对自然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从16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期近四个世纪之中，对于《圣经》中有关自然大地的教训，各个教会所强调的重点或立场互不相同。一般基督新教传统比较直接而迫切要求其信徒负起对大地生态的责任；而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对兴起和发展中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潮流所做的反应就比较迟缓而有所顾虑。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如何挖掘和阐扬基督教会历史上、经典和神学家著作中各种有利于绿色化的思想因素，消除其不利的一面，已成为当代西方基督教会的当务之急。随着西方环境运动的深化，在西方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它们与基督教会内部各种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态神学，使基督教神学更为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