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正訛字。如《春秋公羊傳·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何休注云：“據劉卷卒，氏采，不名，且字。”徐彥疏云：“劉是其采，卷是名也。”根據何休注，“卷是名也”的“名”應為“字”。《春秋公羊傳》卷四，第2215頁。《春秋公羊傳·定公四年》之何注“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徐彥疏云：“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春秋公羊傳》卷二五，第2337頁。“但”為“且”的訛字。《儀禮·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鄭玄注云：“又同則以且字别之。”《儀禮注疏》卷一〇，第988頁。李如圭《儀禮集釋》“且字”作“某字”李如圭《儀禮集釋》卷四，《叢書集成初編》，第1001册，第102頁。，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文淵閣《四庫》本作“其字”《儀禮經傳通解》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册，第137頁。，敖繼公《儀禮集説》作“其字”敖繼公《儀禮集説》卷四，《通志堂經解》第14册，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62頁。，後三者顯然有誤。
第二、去衍文。如《春秋公羊傳·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何休注云：“（宰渠伯糾）繫官氏名且字。”又云：“渠為氏，糾為字，伯為敬長。”《春秋公羊傳》卷四，第2215頁。顯而易見，“繫官氏名且字”，衍一“名”字，否則與下文何注“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相牴牾。段玉裁云：“此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恉，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年中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經韻樓集》卷二，第34頁。
第三、補脱字。如《儀禮·士虞禮》之“適爾皇祖某甫”，鄭注云：“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儀禮注疏》卷四三，第1174頁。此處似有脱文，據鄭玄注文例，應為“某甫，皇祖且字也”，脱“且”字。各本訛為“某甫，皇祖字”。何以知之？賈公彥在説明正祭和告祭的稱呼之别時，曾引證此例云：“若士告請之祭，則稱且字。故《士虞》記云：‘適爾皇祖某甫。’是也。”《儀禮注疏》卷四八，第1201頁。
除了文獻校勘方面的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把視線拉長，將“且字”放置於命字文化變遷的視野下考察時，不僅看到“且字”從稱字形式到命字形式的轉變，還窺探到命字功能和意義的變化，以及它對人們解釋“字”意（尤其是那些以“且字”結構命字的類型）所產生的影響。
二、命字文化的變遷對“且字”的影響
區分“且字”與“正字”，是周禮别於殷禮的特徵之一。賈公彥云：“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儀禮注疏》卷三，第958頁。換句話説，稱呼“且字”是以施行周禮為背景和依託的。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且字”和“正字”的功能區分自然也越來越模糊，秦漢以降，隨著命字文化的遷演，“且字”又出現了怎樣的變異？
第一、秦漢以降，在實際運用中，雖然已沒有稱“且字”與“正字”之别，但稱“且字”時所慣用的結構形式（二十字＋美稱）、稱正字時所用如“伯某甫（父）”（排行＋二十字＋美稱）、“伯某”（排行＋二十字）的結構形式，依然為人們所用，並由稱字形式逐漸過渡到命字形式。洪邁注意到東漢以後，命字由單言到雙言、甚至多言的轉變，他在《容齋五筆》卷一“古人字只一言”中云：“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42頁。今人蕭遙天則更將時間提前到西漢中葉，認為命單言字之風到此便漸成絶響蕭遙天《中國人名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頁。，袁庭棟也認為“東漢以後，絶大部分命字都是二言”袁庭棟《古人稱謂》，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當雙言字漸趨流行之後，這些原本結構鬆散靈活的稱字形式也被漸漸固定下來。諸如“伯某”、“仲某”、“子某”等，在歷代日益繁多的命字形式中佔據著較為主要的地位，而“某甫（父）”或“伯某甫（父）”的命字率則呈現出由低漸高的趨勢。及宋，以“某甫（父）”命字者已相當多，如王安石字“介甫”，其兄弟也皆以“某甫”形式命字。然而，在王安石與朋友的詩文酬唱中，卻又不難發現除“介甫”外，還有稱其“介卿”的情況，因此，從南宋開始，就有王安石字“介甫”或“介卿”的爭論。近来，侯體健君查閱年譜和其他詩文記錄，又以費袞《梁谿漫志》卷三“范淳父字”條所記為主要證據，推斷“王安石字介，臨時輔以‘甫’、‘卿’諸字”案：有關前人對王安石字的不同意見，其具體内容見侯體健《“王安石字介”説》，《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第2期，第114-119頁。。筆者認為，宋人多字並行的情況較為常見，這種取多字的情況，與人們越來越重視命字的表德功能有關（後文將展開論述），有時即便取了新字，原字也並非棄而不用。王安石實則既字“介卿”，亦字“介甫”，命字結構乃是從先秦稱呼“且字”的形式承襲而來，只是及宋時，已演變為較為穩定的雙言字。王安石為其亡兄王安仁所寫《亡兄王常甫墓誌銘》中明確提到“諱安仁字常甫”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87頁。，這説明宋人視“某甫”為雙言字，已然為常態。由此，也可回應解釋侯體健君所提到的為何“依學理而言，我們自然可以説王安石字介”，但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説法是不符合約定俗成”侯體健《“王安石字介”説》，第119頁。的深層原因。
第二、秦漢以降，人們在“敬其名”的基礎上增强了字的表德功能。《西京雜記》梁孝王云：“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葛洪《西京雜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9頁。又，《顏氏家訓·風操》：“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92頁。正是因為命字功能在重心上由“敬其名”漸漸偏向“表其德”，所以“字”的意義有越來越内化的趨勢，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在命字中注入自身的道德追求、宗教信仰等豐富的元素，如談玄論道的魏晉時期流行“道某”、“玄某”、“大某”的命字形式，隋唐，屈突無為字無不為，王維字摩詰等，以字彰顯主人濃烈的個性色彩；宋人常在命字中表達對聖賢之道的追慕，如宋人喜用“某中”、“某仁”、“某哲”、“某臣”等，尤尚老態字，如“某老”、“某翁”、“某叟”、“某甫（父）”等成為主流命字形式，明人在承繼宋人的基礎上，增加了“士某”、“心某”、“方某”的形式的命字率；清人好以亭、臺、樓、閣、齋、堂、庭、庵、山、川、田、園、村、水、月等為字，意境清幽雅致，藴含著豐富的哲理意味，如“雪琴”、“雨亭”、“介亭”、“午橋”、“水村”等。參見籍秀琴《中國人的字與社會文化背景——宋明兩代與清代命字比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第85-93頁。
由於人們重視在命字中展現自己的價值觀念與品位意趣，因此對先前命字不滿意，還可請飽學之士改之，對方將撰寫書函或字説文告知所命字的意義；朋友臨行贈别，有時也通過闡述對方的字義來表達對朋友的相知相惜等。宋代以後，這種字説、字辭文的流行，正是命字功能轉向内在的典型表現。
吊詭的是，雖然“某甫（父）”或“伯某甫（父）”由稱字形式漸漸變為命字形式，但在字説類文章中卻仍然保留了古之命字以單言字——“某”來體現意義的方式，司馬光、歐陽修、黃庭堅、真德秀（尤以黃氏為最）等都撰有多篇字説，通常重點解釋“某”，對於“甫”則不説或一語帶過。此外，由於受到前述命字功能轉向内在的影響，人們在解釋“某甫”類型的字時，增强了對“某”的意義闡述，往往以數百字或更長的篇幅，引經據典、展開詮釋。具體例文在宋人文集中比比皆是，如黃庭堅《洪氏四甥字序》、真德秀《呂敬伯敬仲字説》、《張仁父字序》等，茲不贅述。
三、結論
根據目前已掌握的文獻，漢代經注文中首現“且字”説，但因語焉不詳，致使後世治禮者對“且字”的用法聚訟紛紜，相對而言，段玉裁的解釋較為明晰。本文結合段玉裁的觀點，梳理出先秦字文化中“命字”和“稱字”兩套系統，認為先秦時期，命字形式通常為單言字，稱字形式則有“正字”與“且字”之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段説雖較諸家更勝，但也未能如惲毓鼎在《惲毓鼎澄齋日記》所誇贊可“析自來説禮家之疑”惲毓鼎《味腴室讀書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頁。，事實上，段玉裁在解釋經注之“（吳）孟子”為且字之時，就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此，本文在概括結構形式時，亦將“孟子”條排除在外，暫存疑，寄本文能拋磚引玉。此外，秦漢以降，命字在結構和功能兩方面有著較為重要的轉變，一方面，隨著雙言字、多言字的流行，先秦時期原本結構靈活鬆散的稱字形式（“且字”結構）逐漸被命字形式吸納；另一方面，字的社會功能和意義漸趨内在，由“敬其名”偏向“表其德”，人們在洋洋灑灑闡述“某甫”字義時，卻又受到它原本是且字結構演化而來的影響，傾向於釋“某”，對“甫”則不言或簡單帶過。
由上述討論，我們還可見出，對命字文化展開研究，小可體悟個人之情趣品位、自我或長輩友朋的期許，大可尋繹時代風尚、社會思潮的變遷。然而，惜乎目前學界對該論題的探討主要集中於古漢語研究等領域，涉及文化史者，則缺乏對背景展開更為深入的探究。“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若轉換視角看命字，不僅能使舊材料重新煥發出新光彩，還能促使我們將研究觸角伸至社會史、思想史、觀念史等更為廣泛的領域。
第一、材料新用。上世紀以來，學界編纂了大量的人名索引，如《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室名别名字號索引》等，這些耗費了研究者不少心力而編成的資料，為研究命字提供了各種豐富而直觀的信息，是分析命字形式組合變化的絶好媒介，但長期以來，都只作為工具書使用，而非研究對象。此外，研究者對歷朝歷代的經學論著關注不夠，當經學家以彼時代的立場去解讀經典的時候，所期待的絶非僅僅是文字本身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考其源流、通古今之變，因此他們常常援引彼時代的禮儀制度、習俗作類比，保留了許多彼時代命字的資料，這些都亟待用新的眼光去發掘。
第二、拓寬縱向與橫向的觀照，既要通古今之變，也要將研究對象放置於特定時代的背景中考察，充分洞察彼時代各種複雜現象之間的聯繫與牽制。
就縱向而言，從先秦至明清，我們能清楚看到在不同社會文化的滋養下，命字形式被不斷篩選淘汰、擴充重組，通過解析這些複雜的“方程式”，那些被歷史之筆層層塗刷、淡去、隱沒的背景也將隨之而漸露真顏；此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命字原是冠禮中的儀節之一，以禮制為依託，因此在探討該論題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兩個問題：其一、“禮不下庶人”和“禮下庶人”的制度變遷；其二、命字與冠禮的分合關係，冠禮從唐代開始就有漸弱的趨勢，但命字卻從未間斷，且呈現出增强和多變的態勢，直到晚清民國時期纔有了較大的變化。
就橫向而言，人們交際中的稱謂習俗往往受制於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呈現出複雜多變的面貌。從“敬其名”到“敬其字”，不僅體現了字表德功能增强以及意義上逐漸内化的趨勢，更提醒著我們，以稱謂來分析人物的尊卑關係，必須要將其還原於特定時代中去理解和思考，如漢晉以來，卑者和平交都呼尊者為足下，以示尊敬，至宋則變為自高而侮人稱足下，如若刻舟求劍，不對該時代稱謂習俗的變化展開深入分析，就可能導致將侮稱理解為敬稱，從而造成對語境的消極誤讀；此外，還要注意同一時代，命字和其他事實之間的連帶關係，如宗教信仰、官方規定等，或者將與字緊密相聯的名、號等作對比分析，事實上，三者各自所代表的意義既相互呼應、補充——呈現單線的意義關係，還另有相互轉化的一面，如由字入名，由字入號，由號入名等，這其中都包藴著豐富有趣的訊息。
自上世紀前半葉，命字文化漸趨衰落，在近現代的特殊時空背景下，“指名道姓”成為新思想、新風尚的表徵。雖然命字禮俗已漸行漸遠，但有些其他的尊稱形式卻被保留延續。近年來，隨著網路博客文化的興起，在稱謂中又興起以稱呼對方的網名為尊稱的風尚。一定程度上説，這體現了百年來文化的斷裂、接續與變異。
作者單位：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清華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