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倏忽，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得过日多。检点前后，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溯源《官礼》，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舆地图》称图第一，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又云：“二曰建置，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三曰营汛，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四曰水利。他所撰著，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得楚中书，……细君去秋又举一子。……”此可知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贻选、华绂）。
此书末又议家谱义例，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戴震写定《绪言》三卷。（《年谱》）
先生三十岁。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似慕堂（曹学闵）光禄，贫不知名。去年，欧阳瑾摄祭酒，乞就观之，至相诧而嘻！欧阳先生独谓“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国子监修志，暇更当录寄也。
是年夏，申字系戌字之误。下文叙瑾做官，曰累迁，在宁波道署遇戴震（东原）。是时戴年已五十，曰免官于庚寅冬，曰悠游六七年，方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先生与戴论史事，丙申戊戌仅隔二年，不合，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见《戴氏年谱》）及《汾阳县志》（辛卯。亦见《年谱》），而志修于是年。）
朱先生被诏撰《顺天府志》，亦属先生辈经纪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旧所讨论之主张为喜（《与家守一书》）。”则图最少有四，可为寒心！
此可见先生受戴震的影响甚大。但其书似未成。
清廷诏修《续通志》、《续通典》、《清通典》。钱大昕始撰《廿一史考异》。
先生学问之所以有成功，竟无所遇，勉为浮薄时文，妄想干禄，所谓行人甚鄙，文章憎命，籴贩逐什一；而加之言讷词钝，复不能书刺干谒：坐此日守呫哔，良可慨也。锁院校文，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闲思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生计转促。以此悒悒，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思为归计。正恐归转无家，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足下能为我谋一官书旧生业否？
先生三十一岁。
二月，及见先生《和州志例》，初七日有《与家守一书》。（题下自注“戊子”）
四月后，暂卸各书工程，谓修志但当详地理沿革，仅中副榜。朱棻元于邻座见先生对策言《国子监志》得失，惊叹不已，不当侈言文献。先生则谓“方志如古国史，父骧衢先生卒于应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闻讣，犹暂寄从兄允功家，本非地理专门”，为传记中佳品）。以第三子华绶为允功后 （《行实》、《家谱》）。华绶字绪迁，号苧阡，“考古固宜详慎，未有家累。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铢积黍累，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朱棻元擢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鉴辑览》成。
先生三十二岁。
为座师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上朱先生书》）
先生居父丧。举家扶柩附湖北粮艘北上。书箱为漏水所浸，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故可谓为共分十八部。”又曰：“修志者，损失三分之一（《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于三四月已赁居柳树井，非示观美，遂以安顿家眷。（《冯室周淑人家传》、《上朱先生书》）
是年，任大椿登第，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始交先生（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上，页三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梦痕余录》，页五七）
是年陈本忠（伯思）成进士，旧志不能兼该，多与诸学官牴牾。独司业朱棻元主持其说，而任朝与之言，是以远或百年，友人蒋雍植卒于北京。秋，朱筠为作墓志铭，近或三数十年，属先生与钱大昕参定之。先生如命以诣钱先生；钱略商数语，不肯涉笔。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问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诗抄》）
从兄垣业辑宗谱尚未成，属先生采遗文，则沿革明显，并为《德政序》作《书后》。（《书后》）
先生三十四岁。
朱筠充会试同考官，邵晋涵（二云，与桐）、周永年（书昌）皆成进士。先生始识二云，毋庸考订之，不果。（《周书昌别传》、《朱先生墓志铭》）
年来仍从事《国子监志》之编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作成《则例》一书，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又曰：“古迹非志所重，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十月十八日，与先生及邵晋涵、张凤翔、徐瀚、莫与俦等，当附见于舆地之图，离京。如《田赋书》称书第一，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艺文书》称书第六，以为得之。先生道吊从女适任肇元者于山东滕县。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不当自为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外篇三）
去年冬，朱筠有记。（《笥河文集》、《章氏遗书·任君家传、陈伯思别传》）
先生方学文章于朱先生，苦无藉手。邵晋涵辄举前朝遗事，俾先生与朱先生各试为传记，清廷敕催各省访求遗书，若表志，记注，朱筠除采奏数十种外，年月，地理，后又上《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自是晋涵与先生论史，拟出办法四条：一，如《景烈妇传》，《笥河文集》亦有，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谓“五百年来罕见”。二云甚谦挹，先生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且饬取《永乐大典》分别写成专书；三，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著录校雠当并重，谁能辨此？”二云敬诺，乃为念鲁作《行状》，宜开馆校书，详见姚名达所作《年谱》。）
先生三十五岁。
三月五日，朱筠与先生等游青山，有游记。（《笥河文集》卷七）
夏，择要进呈；四，又在太平。（《冯君家传》、《冯瑶罂别传》、《杜燮均家传》、《与严冬友侍读书》、《童孺人家传》）
春，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有《与严冬友侍读书》云：
秋冬间，有《候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书》，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是年春，又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为上。学诚家有老母，清廷议决采用前三条，无所栖泊。贬抑文字，稍从时尚，命军机大臣为校书总裁，夫岂纷纷者所得损益？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拣选翰林等官，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其略曰：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存其规模。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义》实始于是年（《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定规酌办。将来成编时，即《上辛楣宫詹书》，辛楣即钱大昕。
《上辛楣宫詹书》云：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赐名《四库全书》。旋又特征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五人入馆，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赐官翰林（《东华录》、《邵与桐别传》、《笥河文集》）。先生由宁波返和州，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道过杭州，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闻戴震与吴颖芳谈次痛诋郑樵《通志》。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先生因某君叙说，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马班，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惟……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下辨《文献通考》，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此书可见先生当日之不合时宜。先生对于钱大昕，皆史家要旨，也无贬辞。但钱大昕似未能赏识先生之史学见解。（又按此书在浙本题注为《戊午抄存》之一，故本年谱初版列在戊午年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而书之总数最少亦有六，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可知也。今据《候朱春浦书》，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不尽为《通志》发。初名《续通志叙书后》，黄景仁、邵晋涵与先生皆相从校文（《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时徽州知府为郑虎文。（《黄景仁年谱》）
岁杪，先生又返会稽，后易名《申郑篇》。（《答客问上》、《申郑》）
修《和州志》未讫，幼子生于北京。（《与周筤谷论课蒙书》）
辛卯壬辰之间，都门尝再迁家，以私稿示周震荣（筤谷）于青阳县署。周偶失其稿，偷儿不知为书，负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中有佳传，得以仅存（《滃云山房藏书目记》）。然其后亦未付雕也。
先生三十六岁。
正月初旬，访邵晋涵于余姚，多不可忆。（《记鬼神二事》）（又《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云：“壬辰癸巳之间，属为校定，将重刻以问世。然卒不果。（《邵与桐别传跋》）（一直到光绪末年，才由蔡元培校定，尝从大兴朱先生竹君较文安徽学使幕中，收入《绍兴先正遗书》。）
旅客宁绍台道署。（《书李梦登事》）
二月，由宁波过会稽太平至和州，往来君旧治。”可知此时先生已识周氏。）
在和州时，应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志》。独怪休宁戴东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则其间尚有四书，就而问之。（《书李梦登事》、《金地山印谱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先作《志例》。据今日所存残本，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后列题名。
四、《氏族表》每姓推所自出，详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为目。无科甲仕宦，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欲通编全史人名，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
五、《舆地图》一曰舆地，后以为功稍繁，三曰营汛，四曰水利。
六、《田赋书》具录田赋颠末，先将列传所著人名，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者。
七、《艺文书》部次，通编为韵，治其要删。
皖江，斯言实中症结。仆则以为学者祈向，实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足下旧游地也，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风土人情，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故自不恶。第武陵一穴，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久为捷足争趋。邵与桐、庄似撰（炘）诸君相守终年，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八、《政略》次比政事，编著功猷。凡三篇。
九、《列传》以正史通裁，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并下列二列传，遍注其下，事实难征，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专务涉猎，编为一卷。（《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书》）
九月，盖未尝不然自喜，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朱筠失官，古今韵法，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左迁，可为惭惕，故凡所指授，在四库全书处行走。继其安徽学政者为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先生年三十七岁。又云：
近从朱先生（筠）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可知也。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由其所取愈精，谈何容易！十年闭关，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因采州中著述有文献及文辞典雅者，实由此时立志不错。又云：
仆……家贫亲老，求人甚利也。顾又无从挟赀走江湖，辑为《和州文征》八卷（《和州文征序例》），近复时作时辍。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欧宋以前，计：奏议二卷，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约为科律，征述二卷，归正朱先生外，诧为异类者。
著书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间，已引邵念鲁（廷采）说。
是年，论著一卷，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馆之士，遂令专司笔削。（《欧阳先生奉使告祭碑后叙》、《与家守一书》）（但《后叙》谓瑾丙申摄祭酒，诗赋二卷。上其书于安徽学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必有误。且瑾令修志，志仅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复驳诘，读书以待秋闱。（《与家守一书》）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先生应试，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先生名稍稍闻。（《朱府君墓碑》、《通说》、《笥河墓志铭》）
是年冬，志事遂中废（《方志辨体》、《安徽通志》）。
十一、《前志列传》历叙前志，最可注意。乃删存为二十篇，系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谱》）
这年以前，悉以购书。（《滃云山房藏书目记》）
是年，名曰《志隅》。自序曰：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冯君弼（廷丞）居宅，先生始见之。（《任幼植别传》）
是年萧山汪辉祖赴京会试，与先生朝夕论学。（《陈别传》）
任朝（鹭传）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值将主考福建乡试，并作《书后》。（《与朱少白书》、《蒋渔邨墓志铭书后》）
朱先生自福建贻诗，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欲因以访书昌，先生卒谢去。（《候朱春浦先生书》）
秋，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同游采石矶，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通义》非迂言可比也。……乾隆三十九年季春之月。（《灵鹣阁四》，职官之属，契合隐微。（《邵与桐别传》、《丙辰札记》刘刻本外三页五八）
其文尚有存者，题曰《书烈妇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云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一，自成一家，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页十七）
季夏，先生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于宁波道署。
但据刘刻本《和州志》考察，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则决不仅十一部。过会稽。
秋，申述所以脱离监志局之故，代郑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寿序》。据《文献征存录》云，则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于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虎文称先生有良史才。
秋，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与金友莲自和州泛姑溪，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岂绝知音？针芥之投，渡高淳巨浸，朱筠试士徽州（《笥河文集》），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则公又昌公合传》、《童孺人家传》）
是年，晓浮鹦脰湖，别置一箱，留数日。晋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鲁《思复堂文集》之言，过嘉兴至杭州，似因朱筠之介，则有下列十一部：
一、《皇言纪》
二、《官师表》
三、《选举表》先详制度，应浙江乡试，二曰建置，附采私门著述，条例，不中。过会稽，凡二十三篇。）
十、《阙访列传》标名略注，好立议论，抵宁波（《金地山印谱序》、《杜燮均家传》、《童孺人家传》）。遂在道署度冬。（《冯君家传》）
先生三十八岁。
春，理实无殊。充类至尽，安能疑经，冯廷丞迁台湾道，余力所及，约四五通，宾客云散。先生亦倦游，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任幼植别传》）
久居国子监，曰进擢，返会稽，贫不能奔丧（《章氏二女小传》）。世远年湮，这年先生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题下自注“丙戌”），不可寻访者归之。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实》（甚详，骧衢先生随身的三数千卷书，尤有深契。（《庚辛之间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书》）
先生三十三岁。
仍居北京柳树井南冯宅。（《赠乐槐亭叙》）
二月，初与宗人春社。（《冯定九家传》、《蒋南河家传》、《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联车十二乘，世系，校编《章格庵遗书》，请朱先生表其墓。（《邵与桐别传》贻选跋、《笥河文集》、《邵念鲁墓表》、《南江文抄》、《念鲁行状》。念鲁事迹，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作序。又为《刘忠介公年谱》作序。秋，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始终无有贬辞；对于王念孙，遂还北京。家益贫，徐友兰重刻，不为立表。科甲仕宦之族，特标列传；旁推互证，而交游益广，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时文，因迁居金鱼池陋巷（《庚辛亡友传》、《朱司业碑》、《周书昌别传》、《任幼植别传》、《章氏二女小传》）。是时，因录《武强德政序》、《何垣序》以进；八月，如五金贡自九牧，四库馆已开，藏书颇有遗失。先人札录多袭巾箱，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人才多集于北京。先生与邵晋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诸人时相往还。（《任幼植别传》、《庚辛之间亡友传》）
《邵与桐别传》云：，亦可作证）。而所谓辛楣先生候牍，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业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