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蔼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蔼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都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
在君和我所以不去〔利物浦〕，是恐怕那种〔最刻苦的〕生活不宜读书。若不读书，则不免失去了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
在君自己也说：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苏俄旅行记》四，《独立》第一○七期）
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劝人往外国去留学。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做了吴先生的信徒，冒了大险，跑了出去。他们到了蔼丁堡，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吴先生自己陪了一位信徒到利物浦去过苦生活。剩下的两位信徒决心要在比较适宜的生活状态之下求点新学术，他们只好恳求他们家里寄钱来救济了。
五 在英国留学七年（1904—1911）
关于在君在英国的留学生活，李祖鸿先生写的《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独立》第二○八期）有很详细很动人的纪录。在君自己的《苏俄旅行记》的“楔子”第四段（《独立》第一○七期），写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路过伦敦时“偷空到我十八岁进中学的乡镇去了一趟”的一个下午，足足写了四千字，真是写的有声有色，细腻亲切，是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我现在写他留学英国的七年，全靠这两件资料。
在君自己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幸亏〔在蔼丁堡〕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李文误作“司密士”，又注英文Smith，似应作John Smiller？）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我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我是1906年离开中学的，以后只有1909年去过一次。
他在二十四年后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去，还有不少的老朋友很热烈的欢迎他，很亲切的同他叙述二十九年前的旧人旧事。有几段故事是应该收在这篇传记里的。
例如这一段：
出了学校向右手转不几步就到了维兰得河边的小桥。当年我住在河的右岸，每天要经过此桥四次。从寓所到学校不过十分钟，但是遇到雨雪也就很狼狈。记得第一年冬天，鞋子穿破了，没有钱买新的。一遇下雪，走到这座桥，袜子一定湿透了。从学校回家，当然可以换袜子的。可是袜子只有两双，一双穿在脚上，一双在洗衣坊里。没法子，只好把湿袜子脱下来在火上烘。吃中饭的时候，往往湿袜子没有烘干，就得穿上跑回学校上课去。
又如这一段：
出了药房门，沿河走去，早望见法罗（Farrow）在门前等我。他欢天喜地的接着我进去。……他同我向各处看了一遍：“这是你以前睡过的房子。这是你教我解剖田鸡的临时试验室。……你同班最要好的几个人都很好。司金诺得了文学博士，现任沙赖省最大的中学校长。……你记得吗？当你没有升级以前，第一都是他考的。等到你考在他前面，他不服气，到教员桌子去偷看你的卷子。看了之后，他反特别同你要好起来。”
又如这一段：
梅（May）贝迟同我去看……班奈儿夫人，她今年八十二岁了。一进门看见她和她的第三第五两个女儿坐在家里做活。……班奈儿夫人的第五个女儿对我说：“你还练习钢琴吗？我记得你跟我学了两星期就能够弹Home！Sweet Home！”我笑道：“你不要挖苦我了。你难道不记得：后来在钢琴上弹那个调子的时候，我一点听不出。你气极了，就不肯再教我了？”“不错。你的耳朵是差一点！”
在君和我都没有音乐的耳朵，他曾亲口告诉我这个笑话。
他在中学时，不但曾学弹钢琴，还曾学骑马。那天他去拜访一位顾克（Cook）先生，老先生已成了疯子，老太太也龙钟了，都不认识他了。他惘然的走了出来。
到了门口，一个白头的老仆对我说道：“老太太不认得你了，我却没有忘记你。你记得我在这边草地上教过你骑马吗？”“怎么不记得！你故意的把马打了乱跑，几乎把我摔死！”“哈哈！他们那时都说你如何聪明。想不到你骑马那样不中用！”
但是在君骑马的本事并不是“那样不中用”。这一点，我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在《漫游散记》的第七节（《独立》第十四期），曾详细的叙述他学骑马的经验：
我十几岁在日本的时候，就到体育会去学骑马。教授站在场子中间，拿一根长绳子拴住马，再拿一根很长的鞭子把马打了转圈子跑。初学时，马跑的慢。以后逐渐加快。等到练习了许多时，马跑快了也掉不下来，教授就叫你把脚蹬去了骑。再等几天，不但脚蹬去了，缰绳也得放下，两只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后背，单靠两条腿夹住马背。我初学的时候进步的很快。但是到了把脚蹬去了，就常常要掉下来。等到把缰绳放了，一两分钟之内一定摔在地上。学来学去，一点进步也没有，一失望就不学了。
这是他在日本学骑马的经验，可以补充李祖鸿、汤中两位先生的追忆。以下他叙述他在英国学骑马的经过：
“到了欧洲，七年不骑马”——他忘了那个仆人在草地上教他骑马的事了。“从前所学的一点工夫都忘记了。一直等到要回国来的那一年，为预备旅行，又到马术学校去上课。那里的教法没有日本的复杂。你骑上马，教员在旁边看着。先颤着小走，再颤着大走，再学奔驰。等到奔驰不至于容易摔下来，就教你打着马跳过一根离地二三尺高的木杠。我学的成绩和从前一样，起初学的很快，但是到了奔驰的时候总不免要摔几交。一到跳木杠子，没有一回能够骑住！”
他自己的结论是：“一个人为天才所限，纵然积极训练，到了相当的程度以后，很难再向前进一步的。”
在君说他在中学两整年，“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但他在剑桥大学只住了半年，就决定离开了。他离开剑桥，主要原因是经济上支持不了。他那时还只靠家中寄钱，其中一部分是泰兴县的公费。他曾上书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曾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的公费（见文涛先生文）。但剑桥大学的生活不是一个穷学生担负得起的，所以在君在1906年的年底就决定不再进剑桥了。因为英国学校的学年中间不能改进别的大学，他就到欧洲大陆去游历，在瑞士的罗山（Lausanne）住的最久。
1907年夏天，他到苏格兰的葛拉斯哥（Glasgow），他自己在本城的工科学院（Technical College）预备明年考伦敦大学的医科，又邀他的朋友李祖鸿来进本地的美术学校。
1908年，在君考伦敦大学的医科，有一门不够及格。这是他一生不曾有过的失败。他从此抛弃了学医的志愿，改进了葛拉斯哥大学，专习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之一。到了第三年（宣统二年，1910），他的主科动物学之外，还有余力，他又添了地质学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到1911年，他是葛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见李祖鸿文）
他在葛拉斯哥大学的时期，得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帮助，补了每月十镑的半官费。到最后的一年，他有补全官费的希望。但他因为将要回国，请求把官费让给李祖鸿。李君不但补了全官费，还领得1911年1月到5月追补的官费一百多镑。李君和在君留英七年，总是有无相通的，他知道在君性好游历，屡次游历欧洲大陆，还想回国时游历中国内地，所以他就把这补领的一百多镑送给在君，作为旅行中国内地的游资。于是丁在君就在1911年的4月离开英国，5月初经过西贡海防，搭最近刚通车的滇越铁路，进入云南，5月10日到劳开——滇越路的第一天的宿站，在红河的右岸，对岸的河口就是云南的地方了。他在那一天记着：
我在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
六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在君的第一次中国内地旅行，见于他的《漫游散记》的第一部分。（《独立评论》第五、六、八、九、十期）
5月12日，他到了昆明。那时叶浩吾先生（瀚）在云南高等学堂做监督，他指导在君改服装，做铺盖，雇人夫。他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5月29日上午，他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戴着黑纱的瓜皮小帽，同九个夫子，及云南提学使派的两名护勇，从昆明出发。
他走的路线是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从贵阳经过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镇远。他的一个同乡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候他同坐民船下 水、沅江，到湖南的常德。在常德，他同他的同乡分手，他自己雇小火轮到长沙。从长沙到汉口，经过上海回家。
从昆明到镇远，陆路走了一个月，6月29日才到镇远。7月6日从镇远坐船，7月13日到常德。他的游记没有说明他用的是阳历或阴历，有时他说“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有时他说“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镇远”。那年阴历有闰六月，而他的游记从没有提及闰六月，故我们可以断定他用的是阳历。阳历5月29日从昆明出发，已是阴历五月初二日了。7月13日到常德，已是阴历六月十八日了。他经过长沙、汉口、上海，他到上海大概在阳历的七月底，阴历的闰六月初了。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附录一”有《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其年“五月”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页二四三——二四四），地质学者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三人也在此五十七人之内。依上文的年月推算，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据房先生的自序，游学毕业进士的名录是从《学部官报》及《东方杂志》采辑出的。此中可能有学部汇报国外留学生毕业名单，而被误列为游学毕业进士名录的。在君游记里的年月至少可以帮助订正房、杜两先生的书中这一榜的错误，这一点是值得指出的。
在君的第一次内地旅行最可以表示他的毅力、勇气、观察力。他带了许多书籍仪器，不走那最容易的海道，偏要走那最困难的云南、贵州的长途——“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通省（贵州）没有车轮子的影子”。
他从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了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文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地图做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
他这次旅行不算是调查矿产地质的旅行，只是一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作为他后来在西南调查矿产地质的准备。他在贵州的黄果树，恰巧逢着“赶场子”的日子，看见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狆家子、青苗、花苗等。他自己说：“这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族的接触，很引起了我对于人种学的兴趣。”（民国三年，他第二次来游，才开始做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他的一篇《一千五百里的水路》（《独立》九期），记 水与沅江，是一篇很美，很有趣味的游记。例如这一段：
在黔阳城西，沅水的正源从西来会〔合水〕。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
这样能作细密观察的一位地理学者，只因为要挑出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给适之补篇幅”，所以他描写贵州人民吃盐的法子，偶然不小心，说的话就引起贵州朋友的抗议了。在君说：
我一到了贵州境内，就看见辣子，少看见盐粑。大路边的饭铺子，桌上陈列的是白米饭、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里面都没有一颗一粒盐屑。
在君死后，我的贵州朋友“寿生”先生曾指出，辣子同盐分不得家，丁先生看不见菜里有“一颗一粒盐屑”，正同他看不见辣子的咸味一样，“谁见过有盐屑的菜！”（寿生《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独立》第一九六期）贵州人吃盐比江浙人吃得更咸，“食时菜数越少，吃盐越重”。外省游人单用眼睛去看，不用嘴去尝，所以说错话了。
在君从常德坐小火轮到长沙，为的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据朱经农记得的在君游南岳时，有一首说：
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从1911年7月到1935年12月，可以说是二十五年前事了。
在君回到家乡，大约在七月尾。七十多天之后，武昌革命就爆发了。丁文涛先生说：
弟自英学成归国，适辛亥革命，邑中警报频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萑苻遍地。弟抵里，倡编地方保卫团。经费不给，则典鬻以济之。又手定条教，早夜躬亲训练，以备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风鹤不惊。
七 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