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矿的工人用一个麻布搭连口袋，一头装上二十五斤矿砂，前后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做拐棒，……头上裹一块白布的包头。包头右边插一根一尺长的铁条，上挂着一盏油灯。包头左边插一根四寸多长的竹片或骨片。背矿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见。头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闭着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挤得下水来。凉风一吹，轻的伤风，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处叫做伙房，是一间土墙的草蓬，几十个人睡在一处。我曾在银洞的伙房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字是应该可以引起社会抗议的喊声同劳工待遇的改革的。
在君写云南的土著民族和四川会理的土著民族的几篇文字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开端。他在前三年旅行西南时已注意到西南的土著民族了，这一次匆匆准备作矿产地质的调查，竟忘了作人种学研究的准备。所以他四月中从个旧回到昆明，在购买牲口，雇用伕子的十天之内，他用英国皇家学会的“旅行者指南”里的图样，请云南兵工厂给他做了一副量圆体径的曲足规（Callipers），加上几件普通测量用的仪器测杆、皮尺，这就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工具了。
在《漫游散记》里，他记录了他测量栗苏、青苗、罗婺、罗倮四族人的结果。这里还有他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那位“我生平所见东方人中少有的美人”——的一段有趣味的故事。
在君死后，吴定良先生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独立》第一八八期），指出他曾计划“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的研究论文——
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计共六十五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十四组，约共一千一百余人，尤以蜀黔滇等省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又在君先生与许文生（Stevenson）、葛内恩（ Graham）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在君先生详细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吴先生又说：
人体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时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之材料，据许文生氏言，曾费半年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之方法有三种，皆统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也。……
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在君有一篇英文的论文，题为On the Influence of the Observational Error in Measuring Stature， Span and Sitting-Height Upon the Resulting Indices， 即是用三十六组材料，比较两种指数之价值。此两种指数，一为人的“立高”对“两臂展开宽度”之比较，一为人的“立高”对“坐高”的比数。此文中应用潘匿托斯基氏公式（Poniatowski’s Formulas）证验两种指数是否曾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文的结论是：一、就两种指数价值而论，“汉人”（原文Chinese）与中国各地之“非汉人”（原文Non-Chinese）之体质有显著的区别；二、证明此三十六组之指数并未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三十六组中，二十一组为“汉人”，十五组为“非汉人”）。
在君用统计学的方法治学，并不限于人种学的研究。民国十二年他发表了一篇《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科学杂志》八卷一期，《东方杂志》二十卷五期），就是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看中国历史。
最精密又最有成绩的，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一卷发表了他的《丁氏石燕及谢氏石燕的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英文，原题为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ehi）。黄汲清先生说：“此文用统计学方法定两种石燕之区别。此种方法亦可应用于他种古生物之研究。”
九 丁在君与徐霞客
在君的西南游记之中，最富于文学趣味的当然要算他写金沙江的几篇文字。他写金沙江，用徐霞客（名宏祖，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死于崇祯十四年，1586—1641）开头：
最早知道金沙江是扬子江的上游的是徐霞客。他的《江源考》说的最明白：“发于南者（指昆仑之南）曰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他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一日到武定，十二月一日到元谋的官庄。他走的路和我的大致相同。可惜从十一月十一日起到十一月三十日止他的游记残缺，他对于金沙江的直接观察已没有纪录存在。
他最佩服徐霞客，最爱读他的游记，他这一次去西南，当然带了《徐霞客游记》去做参考。他后来（民国十年）在北京的“文友会”用英文讲演徐霞客，特别表彰他是中国发现金沙江是扬子江上游的第一个人。在民国十五年，他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上又特别表彰这部空前的游记。他对于这位十七世纪的奇士，费了很多的工夫，整理他的《游记》，给《游记》做了一册新地图，又做了一篇很详细的《徐霞客年谱》，民国十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年谱》又附印在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的《徐霞客游记》的后面。）
丁在君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徐霞客，这是我们公认的。他最惋惜徐霞客的《金沙江游记》散失了，使我们不能知他在三百年前“对于金沙江的直接观察”。在君自己记载金沙江的几篇文字，可以说是有意弥补那个大缺憾的。他在1914年5月10日，第一次望见金沙江。他这样记载：
5月10日从石腊他岔路向西北，走不到十公里，经过杨家村西的大岭，高出海面二千七百六十公尺。从峰顶向北，已经望见金沙江。江水出海面不过一千一百公尺，比我在的高峰要低一千六百多公尺，比从泰山顶上看汶河还要高二百公尺，而江面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过二十多公里。从南向北的坡度在百分之六左右。从峰顶北望，只看见一条条的深沟狭谷，两边的峭壁如刀切斧削的一般。加之岩石全是红绿色的砂岩，与远望见红黄色的江水两相映照，真是奇观！
5月20日，他到了金江驿，下午的温度是摄氏37.5度，比人的体温还要高。“太阳一落，我就跑到金沙江边上脱去衣服，浸在江水里。……不多时，一村子的人老老少少都走到江边来看稀罕：‘水里怎么可以洗澡！不怕受凉吗？’直到我回寓睡觉了，还听见房主人在那里议论：‘委员真正自在！当着许多人，脱了衣服就下水，也不怕人笑话！’”这是三百年前的徐霞客不敢做的快事。
在君自己记他旅行的情形：
我每天的习惯，一天亮起来就吃早饭，吃完了就先带着一个向导，一个背夫，独自一个上路。铺盖、帐棚、书籍、标本，用八个牲口驮着，慢慢在后面走来，到中午的时候赶上了我，再决定晚间住宿的地方，赶上前去，预备一切。等到天将晚了，我才走到，屋子或是帐棚已经收拾好了，箱子打开了，床铺铺好了，饭也烧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饭，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这样每天从天亮到天将黑的山路旅行、测量、调查，已很够辛苦了。在君的任务是调查矿产，但他的科学兴趣是测量地形与调查地质。他那时正在年富力强的时期，他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见，他要记徐霞客所不曾记载。所以他那一次独自旅行云南、四川、贵州的游记是最奇伟的游记。他走遍了在云南、四川交界地方的金沙江的西岸与东岸的高山与深谷。
金沙江在这一带的西岸有四道从东北向西南的高山：第一道是高出海面三千公尺的鲁南山，第二道是高三千二百多公尺的望乡台，第三道是同样高的大银厂，第四道是高三千公尺左右的大麦地。
金沙江的东面有一条很重要的支流，叫做小江。小江的东岸是一道南北行的大山，最高的峰叫做古牛寨，出海面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滇北最高的山。从古牛寨到小江不过十公里，而小江比古牛寨要低三千公尺——在君说：“这可算是中国最深的峡谷，比美国著名的高老拉多（Colorado）高峡谷（Grand Canyon）还要深一千三百多公尺”。
小江入金沙江的地方（东川西二十五公里的象鼻村北）向南三十公里，又是一片大山，东西长三十多公里，南北也几十公里。在君用“大雪山”的名词来代表高山带的全部。山顶各峰平均也都在四千公尺左右。
在君于民国三年六月十九日走向鲁南山。六月二十日下鲁南山，到了云南巧家县的岔河，岔河在望乡台与大银厂两大山之间的峡谷。他走上望乡台、大银厂两条梁子顶上去测量地形，又从铁厂走大麦地小路到盐井。他写他在大麦地梁子顶上的情形如下：
从铁厂到大麦地梁子，要上九百公尺；从大麦地到盐井，要下二千公尺。沿路还要测量，一天是万万走不到的。路上人家极少，没有地方可住，一定要带上帐棚。……
第一晚在大麦地梁子顶上打野。上到顶梁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望得很远。向东望得见二千二百公尺深的金沙江，并且看见江中心的石头——著名的将军石和江心石。向南望得见普渡河的深谷。江边树木夹着灰色的石头。再上岩山变为红绿色，树木完全没有了。到了对岸的二千公尺，岩石又变为黄色。红黄色的江水在一条狭槽子里流着，两边是一千多公尺的峭壁。真是天下的奇观。
这些山——梁子——都在金沙江的西岸。在君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盐井过金沙江，考察旧东川府属的铜矿四大名厂：大水、汤丹、落雪、茂麓。
他在这些产铜的地方调查了十二天。“我因为要看看大雪山，所以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他由大水，向西上坡到二千九百公尺，已经是大雪山的最东北的一部分了。从此上下坡各三次，才到茂麓。从茂麓到落雪，正走着大雪山的北边。在这路上，在君说，有一段上坡到二千九百公尺，“坡既奇陡，奇窄，下雨以后又奇滑，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难走的路。”他在一个三千公尺的高原上搭起帐棚过夜。那地方叫做长海子，他在长海子西北三千一百公尺的高点上，西北望可以望见金沙江西岸的悬崖绝壁，江中的将军石、江心石，江外的大山，却望不见江水。从长海子向东南，再向东，到大风口，出海面三千七百公尺，比大雪山顶低得很有限了。下去就到落雪铜厂了。在君说：
大水到落雪，不过八公里。要不是绕茂麓和大雪山，不要半天就可以到了。因为绕路，一走就是四天。
在君还要研究大雪山的东部，又从落雪向南，又走上了大雪山的腰带哨，高三千七百公尺，“是我在大雪山所到最高之点”。
大雪山在金沙江的东岸，小江的西岸。在君从腰带哨下来，经过白锡腊，到了汤丹，这是四大铜矿的最后一个矿了。七月十日他离开汤丹，要到东川县（旧会泽县）去。但他“要上古牛寨绝顶看看，所以一直向东，不走大路”。他在中厂河口上船过小江，从大寨上那滇北最高山顶——古牛寨。
从大寨一直往东，十公里有零，就到古牛寨山顶。但这十公里的山路要走一天半。最后一段，“是玄武岩（火成岩）所成的绝壁，百分之四十九的坡度，当然是无法可上的，所以我们……先向东南，再向东北，曲曲湾湾的绕着，到山北面，再向山顶。……上不到一半，已经找不着道，只好手足并用，慢慢的斜着上。上到顶一看，古牛寨是一个五百公尺直径的圆顶，最高的点偏在西边，高出海面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我在中国所登的最高山峰。”（一公尺等于三点二八英尺。古牛寨高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等于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五英尺。）
徐霞客的最后一次“遐征”，开始于崇祯九年（1636）九月，到崇祯十三年（1640）夏天才回家，在途差不多四年。第一年从浙江入江西，从江西入湖南。第二年从湖南入广西。第三年从广西入贵州，由亦资孔入云南，约在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他在云南近两年，足迹北过鸡足山，到丽江；西过大理，到腾越。在君作《徐霞客年谱》，论这“最后之游”，说：
先生……家有遗产，衣食足以自给。百年已过其半，五岳已游其四，常人处此，必将弄孙课子，优游林下以卒岁矣。乃先生掉头不顾，偕一僧一仆，奋然西行，经苗猓异族之乡，极人所不堪之苦。遇盗者再，绝粮者三。百折不回，至死无悔。果何以使之然哉？……盖尝考之。陈函辉为先生作墓志言：“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迹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
徐霞客在三百年前，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其精神确是中国近世史上最难得，最可佩的。但在三百年前人的求知标准究竟不很严格。例如徐霞客的《江源考》说金沙江出于犁牛石，自注云：“佛经谓之殑伽河。”又说，“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殑伽河。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玄奘改译恒河为殑伽河，改译新头河为信度河，两大河都在印度。霞客认金沙江为恒河，认怒江为新头河，都是大错的。
在君在三百年后，独自在云南、川南探奇历险，作地理地质的调查旅行，他的心目中当然常有徐霞客“万里遐征”的伟大榜样鼓舞着他。他后来用他的亲身经验和地理新知识来整理《徐霞客游记》，给他作详细地图，给他作“年谱”，并在“年谱”里一面表彰他的重要发现，一面也订正他的《盘江考》、《江源考》里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报答那位三百年前的奇士的恩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