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独裁”的方式了：
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就是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又能够组织一国的才智之士来做设计统治的工作：这是他在1933年从海外“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得来的“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我们几个老朋友在那个时期颇有批评在君不应该提倡独裁的政治的。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几篇政论放在一块读下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他的《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和《科学化的建设》两篇更值得我们细读。
那个时期最时髦的两个口号是“统制经济”和“建设”。在君指出“统制经济”必须先具备三个条件：
没有问题，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中国没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给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扬子江流域所烧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给于北方。……南北如此，东西亦复如此。……
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统制棉业而外资的纱厂不能过问，统制航业而外资的船只不就范围，统制煤业而外资的煤矿不受支配，统制的目的如何可以达到？……现在我们的银行大大部分在租界里，可以利用的现金大大部分在外国银行里，……一旦有统制的消息，资本在几分钟之内可以逃的干干净净！
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洁的官吏，……第二行政组织要健全。……第三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
他总括起来说：
以上三项，原本是建设新中国的途径，不仅是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没有这些条件而妄想施行经济的统制政策，其危险可比“把一个心脏很弱的人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医生，用重量的麻醉剂麻醉过去，再用没有消过毒的刀子把肚子破开看看。这种病人没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这篇文章颇侧重消极的阻止当时各省与中央的各种统制政策。所以当时有人曾说：“丁在君也走上胡适之的无为政治一条路了！”
《科学化的建设》是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稿，最可以表现他的积极的主张，最可以表现他所谓科学设计的经济建设是什么。他指出：
建设如果要科学化，第一、建设的费用非有外资的输入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建设用款全数是固定的投资，……本钱的收回为期甚远，所以在一种经济现状之下，这种投资可能的总数是与国民全体的收入有相当的比例。
1929以前，美国国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其 中六分之一为储蓄，储蓄总数的一半为固定投资。……以美国国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资还不过国民收入总数百分之九。
苏俄的国民收入为一百五十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用于固定投资之款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国人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因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储蓄，储蓄之可以用于固定投资的部分更不能大。否则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说的这第一点是最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但这是苏俄的独裁首领所绝不顾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苏俄的奴隶们所绝不顾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余几个要点是：
第二、是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宁可少做几件事业，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终。……新设立的机关，……如果不能继续，则过去花的钱都是白费的了。……
第三、建设当然要有统一的职权。……国家应该把要建设的事项做一个整个的计划，把各事项所需要的研究、设计、执行，与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现有各机关的成绩与人才，然后决定他们的去留增减。……
第四、凡百建设，未经实行以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近代的建设事业太复杂了，没有相当的研究与设计，不会得侥幸成功的。……民国十八年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开的民生渠，一共费了八十万元，而事前没有测量，许多地方渠身比河身还高，河水流不进渠内，至今全渠成了废物。
最后，他指出建设应该包括人才。“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不能判断政策的轻重，不能鉴识专门的人才，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
我们必须先读了上面摘引的几篇文字，然后能够了解在君所主张的“新式的独裁”的意义。他在前引的两篇文字里，最后总归结到“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归结到那些“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能够“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
他在民国十四年初见孙传芳时，曾说他自信能够替国家办一个现代化的军官学校。十年之后，他好像已抛弃那个梦想了，他的新志愿好像是要为国家做一个“科学化的建设”的首领，帮助国家“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他放弃了他最心爱的教学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长的请求，担任起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发展科学的研究，领导全国学术机关的合作，帮助国家设计经营科学化的建设。他在那个时期主张“新式的独裁”，也是因为他诚心的相信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篇短文里，曾明白规定“新式的独裁”须具有四个条件：
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四、独载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他的结论是：
我已经说过，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当时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独立》一三三号），还有一封信责备他。他有长文答复我和别人的责难文字，题为《再论民治与独裁》。我在二十年后重读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说他“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问自己”的两个问题，那是至今天还很动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此文中，最使我感动，最使我了解这位死友当日的真情绪的是这一段：
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反对国民党的朋友对我说：“蒋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协，国民党一定要卖国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这话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这一段是很伤心的话。在君在这里很感慨的指责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是旧式的专制，而不是他所梦想的“新式的独裁”。他的“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的首领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就是够不上“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
在君还不肯抛弃他期望我们国家的首领做到“新式的独裁”的痴心。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发表了一篇最动人的文章，题为“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政论了！
他那篇文字详细叙述列宁一力主张单独向德、奥、布、土四国提议停战，并派托洛茨基去议和，最后签订那个赔款十五万万元美金割地约占全国百分之三十的布赖司特——立陶乌斯克（Brest-Litovsk）条约。在君为什么要重提这件历史故事呢？他说：
我所以要旧事重提者，是因为当日苏俄首领的态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们当局的殷鉴。……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愿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
这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丁在君的最后的哀呼！
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在君的最后的哀呼里，曾说：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Ural-Kusnetsk）。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
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二十四年（1935）七月——“我们的乌克兰”已是十分危急了。华北是中国的重要富源，是供给全国工业原料和工业动力的主要区域。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占有全中国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矿储量，是世界煤矿最富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是“我们的乌克兰”。一旦华北落在敌人的手里，长江下游以及沿江沿海的工业就都没有煤烧了！
那个时候，政府正在利用中英庚款的借款，努力完成粤汉铁路中间没有完成的一段。当时参预设计的人们——在君与咏霓都在其中——正考虑粤汉路全线的煤的供给问题。万一华北不能保全了，万一平汉铁路不能继续运煤南下了，这个煤的供给问题当然是最关紧要的了。
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君决定自己去湖南考察粤汉路一带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特别注意湖南湘潭县谭家山煤矿的储量，因为那个矿是“沿粤汉铁路唯一的重要煤矿”。但根据以往调查的报告，这个矿的“煤系地层成一向斜层，煤层的倾斜很大，施工困难”。在君要自己去作一次更详细的调查，要考察“煤层的倾斜角度是否愈下愈小。如果愈小，这个向斜是有底的。不然，就会像无底的一般，矿的价值随之减损”。
因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调查，在君决定自己出马。当时也有人劝他派人去调查，不必亲自去。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以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我说的话和我们的主张方可发生较大的力量。”（以上据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刘基磐先生的《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独立》第一九三号）
据凌鸿勋先生的记载，在君当时是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先生请他去探查粤汉铁路沿线可开的煤矿。凌先生曾追述在君的调查计划的大概：
在君先生以为湘南虽多煤，然苟非靠近路线者，则运输成本较重。举其距路最近，而较有开采价值者，湘潭有谭家山，耒阳有马田墟，宜章有杨梅山，广东乐昌有狗牙洞。谭家山产烟煤，且可炼焦。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之煤田，距铁路至近，惟系无烟煤。杨梅山、狗牙洞两处有无开采价值，则尚待研究。（凌鸿勋《悼丁在君先生》，《独立》第一八八号。）
他只看了湘潭谭家山一处，就病倒了。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夜，在君从南京到长沙，朱经农先生和刘基磐先生接他到湖南省政府招待所去住。三日，他和经农去看了几个学校——视察学校也是他到湖南的任务之一，也是为抗日战事发生时准备容纳迁移的学术机关的。看完了学校，他对经农说，他要去拜访两个人，一位是早年带他到日本留学的胡子靖先生，一位是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的夫人。胡先生是明德中学的创办人，那天不在学校，没有见着。龙夫人的住址，那天查不出。龙先生和胡子靖先生是他终身不忘的。
十二月四日，在君到湖南地质调查所，和所长刘基磐先生及所中专家商量他在湖南调查的工作日程。他和经农约定次日去游南岳。
五日，他和经农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子高先生坐汽车去游南岳，在山脚下午饭后，
雇轿上山。在君虽雇一轿，始终未坐。子高和我（经农）沿途游览风景，在君则工作极忙，忽而俯察岩石的裂痕，忽而量度气压的度数。……久雨之后，天忽放晴，我们缓缓登山，云雾也缓缓消散。未及半山，日朗气清，群峰在望。大家都很高兴，决定当夜在半山亭下中国旅行社新屋过夜。安置行李之后，三人同至烈光亭读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在君在碑前徘徊甚久，并为我们追述当年如何遇见研仙先生，研仙先生命他作《通西南夷论》，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谈话之中，流露出深切的情感。
旋沿山径，行过新造的三座石桥，……缓步归来，则已山月窥人，树影满地了。……
六日黎明即起。……在君出其晚间所作诗稿相示。
经农追记在君那晚上作的诗凡四首，两首是《烈光亭怀先师龙研仙先生》，我已抄在第二章里了。一首是《宿半山亭》：
延寿亭前雾里日，香炉峰下月中松。
长沙学使烦相问，好景如斯能几同？
（经农追记如此。末句“同”字可能是“逢”字？）
我最喜欢的一首是《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日早晨，他们继续上山。经农记云：
在君依然勘地质，测气压，计算步数，缓缓前进。过了南天门，山风怒号，吹人欲倒。……我们逆风而行，呼吸都觉得困难。在君依然继续做他的勘测工作，并不休息。到了上峰寺，他还余勇可贾，立即走上祝融峰。
午间在上峰寺吃面，他即在寺中整理笔记。据他测算所得，南岳约高一千一百米突。他慎重声明，此种测算不甚可靠。必须山上山下同时测验，……才能正确。不过大体看来，衡山不及庐山高。……
当晚宿山下中国旅行社。
七日清晨，在君乘粤汉路局派来的汽车赴谭家山勘矿，子高与我同回长沙。（朱经农《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独立》第一八八号）
据后来协和医院娄克思医生（Dr. H. H. Loucks）的综合诊断，在君的病虽起于煤气中毒，但主要的病是脑中枢血管损坏，而致病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两天的步行上衡山，直到山顶祝融峰。
致病的另一个原因是谭家山勘矿的辛苦。据刘基磐先生转述地质调查所王晓青先生的报告，那天勘矿的情形是这样的：
七日晨九点钟，在君先生由南岳乘铁路局汽车到茶园铺。此地距矿山约十五里，有人主张雇轿去，但在君先生坚不肯从，决定步行。未及休息，即向谭家山进行。沿路所见的岩层，他必仔细测量其倾角及走向。……
到谭家山后，他见山顶岸层近于直立，谓如此陡削的向斜层煤系，不知深至何处始相会合。先是沿途所见岩层倾角亦大，在君先生对于本煤田的构造就怀疑虑。到谭家山，他并不稍休息，即沿谭家山东侧田园，经萍塘曾家山冲，到东茅塘一带查询土窑情形。……从东茅塘西折至牛形山昭潭公司，已是下午二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