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他去苏俄作地质旅行，原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写信给苏俄地质研究所所长莫虚克读夫接洽的，信去了四个月没有回音；到在君上船那一天，莫虚克读夫的回电来了，很欢迎他到苏俄去作地质旅行，并且约他在华盛顿见面。那知道，当他从上海到华盛顿的二十三天之内，莫虚克读夫——苏俄中年学者里一位国际最知名的人——已经不是地质研究所所长了！
又如在君详细叙述的他办理苏俄入境手续的种种没有理由的困难——直到他自己到了柏林的苏俄旅行社里，忽然无意之中得着一种近于“灵迹”的“奇遇”（《独立》一○九号），这些困难才“都随着‘奇遇’迎刃而解了”！
又如他屡次记载的卢布汇兑率的不规则：他初到莫斯科，用十个马克换五个卢布。过了许久，他才知道六个马克可以换一百个卢布。就是在沿路旅馆里一个马克也可以换八个卢布。
又如他屡次写旅馆里和火车上臭虫之多——那是他生平最怕又最厌恶的一件事。
有时候，他似乎有意的把苏俄共产党颂扬苏俄成绩的话，和反对共产党的人的话，一样的老实记下来。他在图喇同一个工程师去看一个铁厂。那个工程师是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沿途向他宣传苏俄革命后的成绩：“不几年苏俄就要变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了。现在富农已经消灭将尽，农业大部分集团化工业化，粮食问题不久可以完全解决了。到那时候，个人尽他的能力服务于社会，社会看各人的需要供给个人。……”（《独立》一四六号）但在君又记他从莫斯科到巴库的火车上，有一位反对共产党的旅客，会说德国话，他四顾无人的时候，就指给在君看道：“乌克兰（Ukraine）是我们最富的地方。先生，你看，那里许多麦子放在地里烂着，没有人去收！呵！去年冬天，今年春天，这一带荒年，许多农民都饿死了！”（《独立》一五二号）
因为《苏俄旅行记》的下半部没有写成，我们不能知道在君在苏俄作了四十天的地质旅行之后的最后结论。只在他回国后发表的几篇文字里，我们可以摘出于他对苏俄的态度有关的几个结论。他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一篇文字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一三七号转载），有这样一段话：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这一段话，因为他说这是他离开苏俄时候在火车上自己问答的话，应该可以认作他的苏俄旅行归来的一个结论了。
在这两个答问里，他还是愿意承认英美的工人比苏俄的知识阶级自由的多，同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愿意做苏俄的地质技师，而不愿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后一个选择里，他的心目中也许不免怀念到他在苏俄遇见的那几位很可敬爱的地质学者和古生物学者，也许不免怀想到那比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多一百倍，经费多一百倍的苏俄地质探矿联合局。同时我们在二十多年后评论他的“结论”，也应该回想在君到德国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时候，他到苏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还没有走上两三年后大发狂大屠杀的时期。他在那时候只看见希忒拉在短时期内打破了一切国际的束缚，把德国造成一个有力量可以抵御外国侵凌的国家。他在那时候也只看见苏俄的领袖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只埋头苦干，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
我说，我们这位最可爱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没有成见的”。他的一个基本的成见，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个“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在他那个宗教信仰里，苏俄的三千个地质学者，二千队做田野工作的地质探矿技师，牺牲了一点物质享受，甚至于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而可以帮助国家做到“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地位，正是“最富于宗教性”的牺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从苏俄回来后发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转载《独立》一百号）里，很严肃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见在他苏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证了！
在君的几个结论都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对于苏俄向来怀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苏俄的大试验能成功，并且认为苏俄有种种可以成功的条件。
在他出国的前夕，他曾写一篇一万字的长文，题为《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五十一号，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国之前一个月）。在那篇长文里，他先叙述马克斯的价值论，然后指出这种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其次，他叙述马克斯的唯物史观，辩证论的论理，阶级斗争，然后他指出他个人“根本不相信历史有什么论理。……而且拿他来做暴动恐怖杀人的根据，那是多么危险！”
他指出马克斯在十九世纪中叶没有知道的两三件历史事实。如“近来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许多人的手里”。如“这七八十年来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远高于马克斯作《资本论》的时候，……就是在世界经济极端恐慌之下，在英国的失业工人所得到的失业津贴还远高于苏俄的工资。”又如近几十年来“欧洲许多国家都和和平平的把政权由封建贵族的手里转移到中产阶级手里。”这都是马克斯没有梦想到的历史事实。
他在此文里，曾严厉的批评苏俄所谓“无产阶级的专政”。他说：
……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错，资本阶级是没有了。……统治的阶级，很廉洁，很努力，许多非共产党都可以承认的。然而平等则完全不是。……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是两样的。……权力和金钱一样，是很可怕的毒药。……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
自由是人类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却，很难取得的。……苏俄的首领最相信科学，但是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今天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余毒；明天说，这是与马克斯、列宁学说违背。科学如中了煤毒的人，纵然不死，一定要晕倒的。
在这样严厉的批评之后，在君的论调忽然一变，表示他希望苏俄的大试验能够成功。他说：
我虽不赞成共产主义，我却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没有问题，苏俄的共产是一个空前大试验。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而且我是相信经济平等的。如果失败，平等的实现更没有希望了。
在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君有几点不自觉的矛盾。第一、他在上文说，“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他现在说：“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这岂不等于说：“如果成功，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这里面好像又是在君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在那儿作怪了罢？第二、在君在这长文里屡次说到“经济平等”的要求是适合于时代要求的，但他又分明指出苏俄并没有做到经济平等，何以他又说，苏俄“如果失败，平等的实现更没有希望了”？这已够矛盾了。他在此文前面又曾说：“不是有自由，决不会得有平等的。”（页九下）何以他又把“平等的实现”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否认自由的苏俄大试验呢？这就更矛盾了。
所以我个人推想：在君“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同他的“信仰”很有关系。他自己说，他的“信仰”的“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他那个“信仰”里，一部分是那个“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那“经济平等”的理想。《我的信仰》里有这一段：
所以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遇（物质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近年来苏俄的口号：“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独立》一百号，页十一）
他所谓“近年来苏俄的口号”，他当然知道那是百年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口号。
所以在君的宗教是很接近共产主义的。所以《我的信仰》的末节有这样的解释：
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
请注意，那括弧里“或是大部分”五个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这种“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苏俄成功，也是因为他平时研究世界各国的资源与国力，认为苏俄比较的具有种种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他在那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的后半，曾指出苏俄革命时的国情物力都比我们中国优越的多多。他指出的有这些：
1917年，俄国已经有七万公里的铁路，有组织极密的警察，有与德国作战三年的军队。
1917年俄国革命时，国家银行的金币有十二万万九千五百万卢布，储蓄银行的存款有十六万万八千多万卢布。
欧战以前俄国是个出超的国家，每年超出在四万万卢布左右。
俄国革命前有一万万七千五百万公亩已耕之田，有四千万公亩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国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亩，约等于华亩二十五亩。
俄国有九百兆公亩的森林。
俄国有三千兆吨的石油储量，欧战以前每年已出产到一千万吨。
欧战以前，俄国每年出产四百九十万吨钢铁。
这种种条件都是苏俄革命政府的资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质界朋友平时注意并且歆羡的。试举石油一项，苏俄在全世界第二位。革命以前，俄国已出产到每年一千万吨。革命以后，减到四百万吨。1931年已超过了二千万吨，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1933 年——在君游苏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万吨。（《独立》第一五六号）
在君常说，俄国至少是一个有产可共的国家。我们同俄国比，是一个无产可共的国家。所以他要去看看苏俄革命后十五年来的成绩，要去看看苏俄如何利用那许多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在统一的国家，独裁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么样子的成绩。苏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缩短为四年零三个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满期的（看《苏俄五年计划的结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译的，见《独立》第五十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用一个极大规模的方案来统治一个大国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活动。当时人把这第一个五年计划看作苏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两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尔雪维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君到苏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满期之后八个月。在君和我们前几年都曾提倡过“有计划的政治”。近几年来，我的思想稍稍改变了，颇觉悟古代哲人提倡无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计划的政治经济都需要许多能计划与能执行的专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君却正是能计划又能执行的科学政治家，所以他对于苏俄的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政治经济大试验，抱着极大兴趣，“极热忱的希望他成功”。他在出国之前发表的那篇长文里，曾说：
……如果〔苏俄〕成功，如果用苏俄的方法能使国民生活程度逐渐的提高，生产和消费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着剧烈的阶级斗争，西欧北美都要共产，至少现行的资本制度要彻底改变，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独立》第五十一号，页十一）
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这两个标准——“使国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产和消费相均衡”——去估量苏俄的成功与否，那么，他此次游历苏俄归来应该是很失望的。
我们看他的游记，他并没有多大的失望。他充分的了解，这种绝大规模的计划的建设决不是四五年短时期之内就可以判断成败的。他的游记使我们知道，单在他自己所学的方面，集合三千个地质家做研究设计，二千队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队是做地质图的——那种规模，那种气象，是曾使他感觉大兴奋的。他的苏俄旅行，时间只有四十天，地域只限于新旧两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矿铁厂水电厂。但因为他是一位有科学训练的观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兴趣的爱国者，他的观察和从观察所得的教训似乎都曾影响到他最后几年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且似乎也曾影响到他最后几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这里略述在君从苏俄归来后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见于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 《独立》一百号
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独立》一○八号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独立》一三三号
再论民治与独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 《独立》一三七号
科学化的建设（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广播） 《独立》一五一号
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独立》一六三号
他从欧洲归来，继续在北京大学教了两学期的地质学。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这些文字之中，后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期发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两段专说他的政治思想。他说：
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即是“为全体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兴趣。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骤然的变化，他是向来鼓吹“少数人的责任”的重要的。（看他在《努力周报》时期写的《少数人的责任》。）但他在1933年出国，不但是希忒拉刚登台，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他到美国时又正值罗斯福的“新法”的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大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所以在君环游世界归来，不免受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影响，他不但对于议会政体“没有兴趣”，他要公开的讨论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了。他接着说：
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