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李延平说这两首绝句“便是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气味”，那么我们很容易推测到朱子所抄写的两首绝句，正是为谢良佐所大力渲染的《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和《秋日偶成二首·闲来无事不从容》《上蔡语录》，卷一。而朱子日后认为，《偶成》“是后生时气象，发露无含蓄”《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林学蒙录，又见卷九十七。明显是承李延平的观点而来。显然，朱子录示明道的这两首绝句的用意，正是要渲染“和乐”和“从容”。而李延平指点朱子的，也正是希望他要平实地去做日用间的工夫，而不要一味求乐，去求浑然“理一”的境界。
可能是在一年后，朱子还作过两首吟咏曾点的诗：
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文集》，卷二，《曾点》，此诗同样被收入《训蒙绝句》书中，为第58 首。
只就吾身分上思，相手童子浴沂归。更无一点闲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时。此诗未为《文集》所收录，其确切性存疑。
这两首诗同时被收入了朱子编订的《训蒙绝句》中，其年代不会晚于1163 年。其中，我们分明能从《浴沂》一诗中读到谢良佐“曾点说”的味道：对于“分”的强调，所谓的“闲思想”、所谓的“助忘俱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朱子当时服膺于谢上蔡思想的程度。钱穆先生认为，朱子的《曾点》诗连同其同时期的一些吟咏春意与生机的诗作，都体现着他在为学工夫上抛弃佛老的纠缠，而重视自然生意与大化流行的新境界，这也是朱子归本儒学的一个标志。我们可以看到，与在被收入同卷的大量带有佛老气的诗作相比，这几首诗真可谓是别有洞天。其实，在这里朱子似乎有意是在强调一种有别于佛老之乐的儒家之乐。这种乐就是自然之乐，自得之乐，世间日用之乐，也正是李延平所常常提到的融释与洒落境界。
可能又是在一年后，朱子又作《题西林院壁·一》云：
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雩台：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文集》，卷二。
这里，朱子明显是借用曾点的典故来传达其“触目风光”的和乐心境。到目前为止，“曾点气象” 对朱子而言只代表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没有一丝的贬义。联系朱子同时期的作品可见，这些都体现出了朱子刚刚归本儒学、有所自得下的兴奋之情。在该诗的写作年代上，束景南先生认为此诗当作于朱子二十九 岁时春季访问李侗之时，而钱穆先生则认为当作于朱子三十三岁朱子再次访问李侗期间。两人的判断都是以作于同时的《题西林院壁·二》为参照，结论却截然相反。本文认为，朱子的这两首诗中确实透露出了一种新的消息，这是一种对身外生机的确认。它与《曾点》诗所体现出的气息基本相同，不应该是困惑或矛盾，钱穆先生的观点更接近真实。
可以说，出入佛老、对大程子、谢良佐的思想心有所怡和大量吟咏“曾点气象”构成了朱熹在归本于小程子之学前，自身复杂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面。不过，按照本文的分类，朱子此时对“曾点气象”的吟咏尚处于第三个层面，并不具有太多的思想性内涵。但这却成为朱子日后评论“曾点气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点。
总的看来，朱子此时对“曾点气象”的理解尚且是感性的，是非系统的，还没有把此问题同理学中的关键问题联系起来。
§§§第三节 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对“曾点气象”的讨论
朱子的“早年”思想发展只是他思考与“曾点气象”相关诸问题的前奏。随着其思想体系日渐成熟，他也开始从自己的独有立场来审视这一问题。在本节中，笔者将以《文集》所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为中心，结合他在《论语集注》和《论语或问》中的相关论述，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情况作出纵向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希望由此揭示出朱子在此讨论中思想演进的大致脉络，但是本文不打算采取化约主义（规约主义）的方法来总结出所谓的必然规律——因为这样做会忽视朱子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和多面性、甚至是偶然性的一面：在《文集》中所收录的朱子与朋友和弟子们的书信往来，不独来信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朱子的复信也往往有因病施药的针对性，而难以充分展开详细的正面论述。
为了整理资料的方便，我们也可以笼统地把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归类划分为三个部分。只不过前两个部分在时间上大致前后相续，在讨论的对象上稍微有所不同罢了。
朱子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前后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与张南轩等湖湘学者之间展开的，其背后则体现着朱子对湖湘学派及其思想源头谢上蔡的质疑与反思。这可以说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第一部分，也可以笼统地称为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早期话题。由于话题相同，笔者也把朱子和詹体仁、吴伯丰的书信往来也收入了该部分。
朱子中晚年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讨论《论语集注》此一节之评论的修订上。这主要当与一批来自江西，曾受到过陆学的影响的弟子们对朱子《集注》之评论的反复质疑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朱陆异同的余响。这可谓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第二个部分。
除此之外，我们把朱子讨论该问题的那些话题比较分散的书信归为第三个部分。
总之，《文集》所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大致以《论语集注》为中心而展开，这也成为了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重要参照点。
最后需要指出：在对朱子与朋友弟子们论“曾点气象”之过程的定位上，本文力图避免把它描述为教训者与受教训者的单一关系，而是要强调此过程实属朱子与其他讨论者之间双向交流、教学相长的过程。尤其是重在强调，诸弟子的质疑对于朱子不断调整其观点进而形成其成熟“曾点气象论”的巨大促进作用。至少视之为一个教学相长的典型案例。
一、约在《论语集注》成书前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研究
“中和新悟”在朱子的思想发展历程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此前朱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批判上，那么此后他更多是以上述教训为基础，展开了对各种时弊的批判。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从“中和新悟”起，直到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和《四书或问》阶段为止，朱子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谢良佐为代表的好高之学。在“中和新悟”两年后，朱子即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对谢良佐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中既有对谢氏引《老子》来解《论语》的批驳，又有对其“不觉乗快一向说开……只见旷荡无可捞摸”、“大抵上蔡气象宏阔，所见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文集》，卷七十，《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作于乾道七年，1171 年），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此信是朱子写给张栻的。的批判。朱子直言：“上蔡语中诸如此类甚多……几于段段有可疑处……大概亦只是一种病，即此亦可以见其余也。”《文集》，卷七十，《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当然，朱子从来都没有对谢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一点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封信表明，朱子至此已经认识到谢良佐的“论语说”在总体上有说的太高、太快，流于佛老的毛病。这也是他日后在批驳谢的“曾点说”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朱子往往以“洒落”来诠释“曾点气象”，并且显示出了对作为境界之“洒落”的特殊偏爱。不过，此时朱子已经对虚说“气象”的流弊有所警觉，并开始告诫人多做工夫，少谈境界。这也是他对李延平之谆谆告诫的自觉回应。
但是，朱子之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在更深层次上遇到了一个麻烦：如何对待谢上蔡与程明道之间思想上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到，谢上蔡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程明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最显著者，上蔡的“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即是明道的“浮云过目”说和“放开说”的发挥。而朱子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上，则一面“必为明道回护”，一面则“专以归咎上蔡”。这不能不产生诸多矛盾。事实上，诚如后文所指出的，朱子在具有类似“气象”的曾点、程明道、陆象山之间，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完全回护程明道，同时极力为曾点辩护，却大力的批判陆学。朱子的这一做法同样引发了诸多的矛盾，而深入地分析朱子之所以这样做的隐衷，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朱陆异同，也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精神。本书在下文中会对此进一步的说明。
随着朱子思想的日渐成熟，朱子也开始与人讨论《论语》“曾点言志”一节，如他针对陈焞（字明仲，生卒不详）的来信就强调说：
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故虽夫子有如或知尔之问，而其所对亦未尝少出其位焉。盖若将终身于此者，而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故夫子虽喟然与之，而终以为狂也（约作于乾道四年，1168 年）。《文集》，卷四十三，《答陈明仲·为长府与季氏聚敛事》。
陈焞为湖湘派著名学者，也是朱子的重要讲友之一。朱子的《文集》收入了朱子答陈明仲的书信共计十六封，黄震曾指出：“答陈明仲书，多辨佛学。”《黄氏日抄》，卷三十四。可见，陈也算是一位溺佛者。而这是引导我们解读以上文字的一个重要线索。
陈来先生疑这封信当作于朱熹39 岁前后，但无确证。此信中朱子对“曾点言志”的评论与《论语集注》初稿惊人的相似，故疑此信的写作年代可能更晚。考《文集》的同一卷中有“喻及《论语》诸说以此，久不修报，然观大概贪慕高远、说得过当处多，却不是言下正意”云云，则这封信正是朱子对陈明仲之“《论语》诸说”的回复无疑。陈明仲“曾点说”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其极可能失之高远和空泛，因此朱子才会强调曾点的所对是“未尝少出其位”，其用意，显然是在敲打陈。
本文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是，在此信中朱子首次提出了自己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会在后文中对朱子的这些评价进行繁琐的比较，以发现其中细微的异同。
具体到这封信的内容，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与《论语集注》“曾点言志”一节的初稿一致，这完全是对谢良佐的“曾点说”中“见道”和“不累”说的继承；而其说曾点“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而终以为狂也”云云，则显然是来自明道的“曾点说”。由此可见，此时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上述二人为准，对谢良佐也还没有贬词。再者，朱子认为曾点“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则从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正在把“洒落”当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朱子对陈焞强调曾点的“见道无疑”，“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正是在强调“曾点气象”的儒家特色，这也是朱子对“曾点气象”进行儒家化诠释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朱子此时已经很注意曾点的欠缺工夫的狂的一面，并对此做出了批评，其言外之意正是要明确儒释异同之辨和虚实之辨。陈明仲属于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谢良佐又是湖湘学派的思想源头。朱子在这封信中对陈明仲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对湖湘学派的整体批判，并预示着他批判谢良佐思想的开始。果然，在朱子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的同一年，在回复方士繇就“曾点言志”一节的提问时，就开始公开批判谢的“曾点说”：
夫子梦寐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亦可见矣。若是合做底事，则岂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为高，乃老庄之偏说。上蔡所论曾点事似好，然其说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约作于乾道七年，1171 年）。《文集》，卷四十四，《答方伯谟·夫子梦寐周公》，此书的确切年代不详。陈来先生疑为作于是年，未有确证。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将此信误记为《文集》卷四十三之《答陈明仲·为长府与季氏聚敛事》，由于大家经常引用钱先生的书，故特别标出，希望大家注意。
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1148—1199），1172 年前后从朱子学。《文集》，卷八十一，《跋方伯谟家藏胡文定公帖》。陆游《方伯谟墓志铭》记其情况颇详：
……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其博学兼取，不以百家之驳掩所长……工于书……好方技，治疾有奇验，能逆决生死……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陈荣捷先生曾指出，方伯谟“淡于义理，浓于文词”，方伯谟所学之驳杂于上文可见一斑。陆游认为上述杂学对于方来说，“然在伯谟甫皆不足言”，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这里，方伯谟给朱子之信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是他在解说《论语·而中》的“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节时，在把孔子的这一心境和为谢良佐所渲染的“忘物”境界相比附。对此，朱子一方面认为孔子“时止时行、无所凝滞”，因此他虽然因衰老而不梦周公与此前有所不同，但其洒落则始终未变。另一方面，朱子转而强调，学者尤其不能“以忘物为高”，否则必定会流于佛老，这显然是针对方伯谟的好佛老方外之学而发的。其三，朱子则重点指出谢良佐的“曾点说”虽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其过度渲染“忘”有流于老庄的嫌疑。朱子的这一说法与他作于同时期的《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中认为谢良佐“论语说”是“旷荡无可捞摸，便更向别处走，此其立言之病也”《文集》，卷七十，《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其为人也孝弟》。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了他对于谢的思想由偏爱到反思的过渡心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文中发现朱子对“洒落”境界的欣赏态度。
一年后，石墪（字子重，号克斋，？—1182）石墪为朱子的另一位重要讲友。1172 年11月，朱子南下尤溪奔舅父丧，初会当时任县宰的石墪，二人的交往自此开始。把自己研读《论语》此节的心得寄给朱子以求印证，其中就包括他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天机自动，不知其所以然（约作于乾道八年，1172 年）。《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从事于斯》引。
对此，朱子指出：
门人详记曾舍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石的说法）则流于庄列之徒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
朱子意味，《论语》本文是要突出曾点的“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但是石子重却在把曾点的这一“气象”归结为“不知其所以然”，就有虚说“气象”，把“气象”无化的意味。故钱穆先生即认为“子重之说，即谢上蔡以列子御风而行相比之说也”，这在朱子看来正是禅老之说。对于这个意思，朱子在《文集》的同一卷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点出石子重的病处也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