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1435400000020

第20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考(7)

按,孔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四句,而以“惟心之谓欤”一句结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若谓“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则是孔子所以言心体者,乃只说得心之病矣。圣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盖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不知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为哉(作于淳熙元年,1174 年)?《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按孔子言》。

朱子指出,孔子以操存舍亡、变化不测论心,只是要强调心的周流变化,变动不居,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把它归结为“无”,乃至于进而摒弃“操而存者”,更不是要让人去一味追求“不可以存亡言者”的神秘心体(如中和旧说者)。朱子暗示,石子重之论心、之论“曾点气象”,都犯有这个毛病。另外,朱子还强调,“天机自动”只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的自然状态,根本不值得渲染,而学者更需要从自然发展到应然,要历阶而上,实下工夫。曾点之狂,就在于他只有见处,而涵养未至,因此有流为庄老的倾向。总之,朱子这封信的精神还是儒释之辨和有无之辨。

一年后,吕祖谦在与朱子的通信中提到:

将尧舜事业横在胸中,此《(易)传》说所谓有其善者也。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十六·答朱侍讲所问》。

上文已经提到,吕祖谦对曾点评价甚高他并不认为曾点有“言不副行”的毛病。他也对谢良佐的“曾点说”做了正面的解读,认为其含义是要强调心存善念,并以此和《易传》比附。朱子在答信中,再次对谢的“曾点说”提出了批评: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来喻有惩创太过之说,亦正谓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约作于乾道九年,1173 年)。《文集》,卷三十五,《答吕伯恭别纸·上蔡尧舜事业》。

于朱子,谢的“曾点说”的核心是强调要胸中无事,扫荡一切,这是他对程明道针砭其“玩物丧志”的矫枉过正。朱子强调,于学者而言,正应当着实去做下学工夫,必须要胸中有事才可。当然,朱子也在强调,若学者把“必有事焉”理解为“博识而不理会道理”,或者是为道理所缚却不得“洒落”,这同样也是偏失。

两年以后,朱子与吕祖谦编成《近思录》一书。大约在同时这封信的确切年代不详,但其内容是提问《近似录》,因此时间必定在淳熙二年之后。而邓以“天理流行之妙”诠释“曾点气象”,应该是出于朱子的教导。而朱子以“天理流行之妙”诠释“曾点气象”则在中年之后,故此信的写作年代当更晚。邓致信朱子,就此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条为:

谓“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圣贤作用之气象欤?二子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安行天理之至,盖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窥测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见大意。《文集》,卷五十八,《答邓卫老问近思录》引。

邓(字卫老,福建将乐人,生卒不详,与其兄邓邦老同游于朱子之门,著有《近思录问答》)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二,《四库全书》本,下同。认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天理流行”和“圣贤气象”,因此二人能“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但他们只是窥测到此,却没有“身造于实地”,这都是朱子论“曾点气象”上的一贯态度。对此,朱子答曰:

且如此说,亦未有病,然须实下功夫,真有见处,方有意味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 年后)。《文集》,卷五十八,《答邓卫老问近思录》。

朱子告诫邓不是能只是空头讨论此问题,而要有在做工夫中增进对此问题的了解。不久,邓再次致信朱子,就此问题再次提出个人的见解。邓的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而朱子的复信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曾点之说,乃不真实之尤者,今亦未须便论见处,且当理会如何是实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当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笼罩将去,即人人会说,更要髙妙亦得,但不济事,反害事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 年后)。同上,卷五十八,《答邓卫老问近思录二》。

诚如朱子所言,邓的说法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毛病。而朱子重在告诫他注意反身于己,实下工夫去体会,不能空说道理。于朱子,真实不仅意味着说法不错,而且意味着我对它们实有诸己。而这也是《文集》所收书信中朱子所反复告诫邓卫老的核心内容。如:针对邓卫老对“孔颜乐处”的评论,朱子指出“此等处未易一言断,且宜虚心玩味,兼考圣贤为学用力处实下功夫,方自见得。如此硬说无益于事也”;针对邓卫老对“视听思虑动作皆天理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的评论,朱子则强调“识字是紧要处,要识得时,须是学始得”;针对邓卫老对张横渠“横渠先生谓范巽之曰:吾辈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的评论,朱子则指出“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学者将此题目时时省察,使之积久贯熟而自得之耳。非谓只要如此说杀也”;针对邓卫老对周敦颐和张载的评论,则指出“不可只如此说了便休,须是常切玩味涵养也”。可见,大概邓有虚说“气象”的毛病,因此朱子才会这样反复告诫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回复邓卫老的第二封信,是他所有论“曾点气象”中最严厉的一例,而《近思录》的成书时间与鹅湖之会相距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测,大概朱子的复信也是有激之言吧。朱子此后反复告诫学人要注意真正的“为己”,否则纵然说的道理不差也于事于己无补,这些都应该导源于此。

二、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的“曾点气象论”

完成编订《论语集注》是朱子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关节点。正是在此书中,朱子首次提出了他对于一系列理学问题的正式看法,也确定了他诠释前人经典的基本模式和立场。此后,虽然朱子对《论语集注》做过多次调整,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其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时所确立的大方向。可以说,《论语集注》初稿是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的重要起点。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初稿之际,他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是与张栻之间展开的。他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则是如何评价谢良佐的“曾点说”。通过数度交流,南轩完全接受了朱子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论语说》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张南轩对“曾点气象”有着格外的兴趣,而其在个人“气象”上也颇与曾点相近如,朱子就做张敬夫画像赞曰: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髙,知之者识其春风沂水之乐,不知者以为湖海一世之豪。见《文集》,卷八十五,《六先生画像赞》。他曾与朱子以曾点之乐为题有过数次的诗歌应答,也曾在刘珙复建(1165年)岳麓书院之初,作《风雩亭词》以吟咏曾点之乐:

予揆名而诹义,爰远取于舞雩之风。昔洙泗之诸子,侍函丈以从容。因圣师之有问,各跽陈其所衷。独点也之操志,与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铿然,谅其乐之素充。味所陈之纡余,夫何有于事功。盖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终。于鸢飞而鱼跃,寔天理之中庸。觉唐虞遗烈,俨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与,岂虚言之是崇。嗟学乎兮念,此溯千载以希踪。希踪兮奈何?盖务勉乎敬恭。审操舍兮斯须,凛戒惧乎冥蒙。防物变之外诱,遏起习之内讧。浸私意之脱落,自本心之昭融。斯若人之妙旨,可实得于予躬。循点也之所造,极颜乐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于无穷。

南轩的这篇词,是我们了解他关于“曾点气象”早期态度的绝佳材料。在这篇词中,他认为“曾点气象”的要点,是“何有于事功”、“不忘而不助”、“寔天理之中庸”。他还认为,曾点言志,不是虚言。论及后人如何学习“曾点气象”,南轩更强调通过“敬恭”、“操舍”、“戒惧”等下学工夫来实得这一“气象”。从下文朱子对南轩《论语说》的批评来看,南轩此时在“曾点气象”上的观点,几乎是他后来《癸巳论语说》的雏形。

次年,朱子致信南轩,就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尹)和靖曰:“脱(疑为若字)使穷其根源,谨其辞说,茍不践行,等为虚语。”石子重云:“愚以为人之所以不能践行者,以其从口耳中得来,未尝穷其根源,无着落故耳。纵谨其辞说,终有疎谬。若诚穷其根源,则其所得非浅,自然欲罢不能,岂有不践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学者始终之事,阙一不可。然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知而不行,岂特今日之患,虽圣门之徒,未免病此。如曾点舞雩之对,其所见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践履,实有诸己而发挥之,则岂让于颜、雍(也)哉?惟其于践履处未能纯熟,此所以为狂者也(约作于乾道二年,1166 年)。此信原文未被收入朱子的文集中,却被朱子收入了《南轩集》中,见该书卷三十;按,束先生明显将朱子的去信和张栻的复信弄颠倒了。

朱子此信,针对的是那些徒务口耳、知而不行的人,是在探寻世人知行脱节的原因。朱子的态度也与数年后他答邓卫老一样,强调若离开实地工夫,纵使“谨其辞说”,也只是虚说。其实,这也是儒学的一贯立场。朱子进而强调:曾点只是所见高明,但其有知少行,因此毕竟还只是狂者之列。朱子的这一观点与其晚年答廖德明“曾点实未行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南轩答曰:

……知者,凡圣之分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意,亦曰:“虽已知之,此非艰也,贵于身亲实履之”,此为知之者言也……自孟子而下,大学不明,只为无知之者耳……曾点非若今之自谓有见而直不践履者也。正以见得开扩,便谓圣人境界不下颜曾“请事”、“战兢”之功耳。颜曾“请事”、“战兢”之功,盖无须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朱熹编《南轩集》,卷三十;

南轩认为,在知行关系上,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先导,也更为关键。若有人空说而不贱履,那只是因为他的知还不是真知(至于如何才能有真知,南轩没有说明)。论及曾点,南轩认为曾点所见甚高,因此才会有不下于颜曾“请事”、“战兢”的圣人境界张南轩对曾点的看法,与朱子在上文中批评的吕祖谦的看法很相近。但是,南轩此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回避了曾点“行不掩言”的一面。应该说,朱张二人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显然是在自说自话。

以上是朱子与南轩就“曾点气象”的早期交锋。我们知道,当时朱子正在艰苦探索为学之道,他自己的为学基本宗旨也还不成熟。但其知行并重,行重于知的思想已经初显端倪。这次交锋的结果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论语集注》初稿的编订前后之际,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

一年后,朱子在与南轩讨论“洒落”话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曾点气象”:

示喻黄公洒落之语,旧见李先生称之,以为不易窥测到此。今以为知言,语诚太重,但所改语又似太轻,只云识者亦有取焉,故备列之如何?所谓洒落,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髙远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则何处更有此等气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怀表里亦自可见,若更讨落着,则非言语所及,在人自见得如何?如曾点舍瑟之对,亦何尝说破,落着在甚处邪(约作于乾道六年,1167年)?《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三》。

南轩给朱子的信今本《南轩集》未收,也可能是被朱子在整理编订时删除了,因此我们对二人所讨论的细节不得而知。我们知道,李延平非常推崇“洒落”,还把它归结为形容有道者气象。此后“洒落”遂成为当时人人竞相讨论的话题。在此信中,朱子认为“洒落”只是“识者亦有取焉”者,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髙远之意”,并不主张对其进行过度的渲染与诠释。朱子认为,对于“洒落”最好是去“自见得”,若“更讨落着”,反为不美。自乾道三年秋朱子长沙之行后,朱子已经对南轩有了“见处卓然不可及……但其天姿明敏,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的总体印象。朱子在此信中的语气极为委婉,但我们也能体会到他有反对虚说“气象”的意味。不过,此时朱子仍然视“洒落”为一种值得称许的境界。

1177 年,朱子在他编定的《论语集注》初稿中首次提出了对“曾点气象”的正式看法。相对于此前在书信和《语类》中对此的讨论而言,这一材料无疑更有价值。《论语集注》的初稿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我们只能据《论语或问》中的资料来分析它的大致内容:

曰:何以言曾点之“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髙远”也?曰:方三子之竞言所志也,点独鼓瑟于其间,漠然若无所闻,及夫子问之,然后瑟音少间,乃徐舍瑟而起对焉,而悠然逊避,若终不肯见所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后不得已而发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尝少出其位,盖澹然若将终身焉者,此其气象之雍容闲暇,志尚之清明髙远为何如?而非其见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则亦何以至于此耶?

曰:何以言其“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万物畅茂之时也;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也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鲁国之胜处也;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然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

或曰:谢氏以为:“曾晳胸中无一毫事,列子驭风之事近之”,其说然乎?曰: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而岂圣人之事哉?抑观其直以异端无实之妄言为比,则其得失亦可见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许三子”也?曰:此无贬辞固己可见,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见其平日之与之也……这一段资料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初稿的基本内容。这也是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之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

由这则材料可知,《论语集注》的“曾点言志”节的初稿必然包涵以下内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髙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夫子之许三子……

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从二程继承来的内容,如“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和“夫子之许三子”;二是朱子自己的思想。当然,朱子自己的思想更值得研究。

在这里,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明显是承谢上蔡的“曾点说”而来,意在突出曾点之洒落和从容。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谢上蔡的“曾点说”流于空疏和佛老化的敏感,朱子在此文中努力试图把“曾点气象”引向淳乎淳的理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