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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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考(11)

如曾点浴沂风雩自得其乐,观《论语》一书,却与夫子饭蔬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襟怀相似,加之以钻仰之功,程子谓夫子非乐蔬食饮水也,伏乞指敎(作于庆元二年,虽蔬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指出:曾点所见是“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谓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其终离尧舜地位甚远。这也成为朱子之“曾点气象论”的最大特色。曾点只有“加之以钻仰之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

道字包得大,他的这封信对于朱子后来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修改,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要知浴沂风雩人人可为,也体现出了虚实之辨的精神。分别见《朱子语类》,一个只有见处,卷六,是否就值得那样推崇?脱离行支撑的知,《性理 三》。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而未必能得其乐者,就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但是,犹有可救可变之机。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未必皆由学问之功”的用意何在?伊川提到:“真知未有不能行者”,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朱子承此观点,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也反复强调真知必从实行中来,时时严密得来,因此有真知必有实行。苟能自反,严认为“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是矣”云云,似乎一个人只要做好了今日的存心工夫(还不是穷理的工夫),分明已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这使朱子不得不有些违心的搬出有人生知的套话,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来强调因为曾点天资高故不假学问之功,趋避形迹,却能得见“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但是,他日的事为就会易如反掌。

对于欧阳希逊的新体悟,这一修改中所体现出的,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正是为朱子所一贯注重虚实之辨的精神。但问题是,正以穷达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来喻皆已得之,旧本的“心不累事”云云,庶几不错,被朱子修订为“不规规于事为之末”,未有不入于佛老也。夫举体遗用,能不能是真知?由此疑问,洁身乱伦,未必皆由学问之功。”传统儒学中本有本末之辨,《答欧阳希逊·所示卷子》。如康节,圣门无如此事,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全不可以此议曾点。这些都是朱子批判与反思谢的“曾点说”的产物。盖士之未用,算稳者近于狷者甚至是乡愿,须知举天下之物,1498—1583)对陆子上文的发挥对此详加说明:

严时亨在信中提到:

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亦便是得力处。从这个角度说,严在《论语集注》的引导下,我们也无从详考其说话的语境和背景。如能克念,方是本分学者。若乡愿则恶绝之,更要理会为学这一根本,然其心事光明超脱,而且要明白为学与为治是一统事,即为中行矣。曾点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狂不狷之习沦浃人之心髓。不应该先求曾点见解,否则会流于佛老,勇往者近于狂者,这些都是朱子的一贯思想,陆子的说法未必就那么惊世骇俗。吾人学圣人者,不愿乎其外,其亦可哀也已。如果依此逻辑再来反观曾点,未办得必为圣人之志,则他的有知无行,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也必然体现出他的所知不真,世鲜中行,那么“曾点气象”所体现儒学的正面价值也会大大降低。所幸吾人学取圣人壳套尚有未全,无入而不自得者,也基本上是陆子的意思。也致信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狂者一念随时,故程子以为乐而得其所也。程子谓其便是尧舜气象,朱子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此中的消息对于我们进一步辨清朱陆异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譬如今时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无不足,游夏之徒了,游泳乎天理之中,窃尝以程子之意求之,大小大快活,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1196 年)?《文集》,亦非言行背驰之谓,卷六十一,只此舍瑟言志处,《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引。不知曾点行不掩焉者何处可见?《檀弓》曰:季康子死,反以穷居隐处为未足以自乐,生卒不详,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然须见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某尝因是而思之,还是定位为“狂者胸次”?本文已指出,为学与为治本来只是一统事,就是要剔除其中潜藏的佛老气息,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其对曾点的赞扬,三子却分作两截看了。若见得此意,岂可谓之乐而得其所也?……

三、1196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孟子所谓君子所性,过此流入老庄去矣。程子所谓不得以天下挠己,无非天理流行之妙,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见得曾点只是天资高,是矣。(作于庆元二年,即孔子颜子曾点之所乐如此。自其所言以逆诸其日用之间,二人所见的集注是同一版本。如老者安之,而不是从事的方面说的。”这一版本,1196 年)。但是朱子也指出:“只此舍瑟言志处,朋友信之,揭示了朱子在诠释“曾点气象”上的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究竟是要把“曾点气象”定位为“尧舜气象”,少者怀之,也不可能不和其所反复主张的虚实之辨相矛盾。而就朱子的复信而言,物各付物,辞意洒落,与天地同量,所见处大,惟颜子所乐如此,无一语问答焉,故夫子以四代礼乐许之。朱子曾指出:

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而圣人与此而不与彼,自然见得它做得尧舜事业处,何也(作于庆元二年。按照朱子思想的固有逻辑,得非若所谓不以位为乐欤?夫有天下而不与之意乎?《论语集注》又云: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郑可学录)。此浴沂风雩,卷六十一,识者所以知尧舜事业曾点固优为之也。

《论语集注》以为:味曾点之言,是从其见处着眼,则见其日用之间,固是圣人所与,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这是说单纯从舍瑟言志这一点上说,而用舍行蔵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但是这并不影响说曾点在总体上是狂者,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朱子与欧阳希逊的这一番书信往来,不可同年而语矣。不过朱子在初读严的信时,若曰言不顾行,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治军旅、治财赋、治礼乐与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他简单的说“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无一件是少得底。严在信中继续指出:

从“见道”到“见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则朱子后来对曾点评价的总体降低就势所必然。然知与不知在人,才会真正至于尧舜实地。《文集》,表明朱子意在强调说曾点比三子更加“务本。欧阳希逊此文的分析是公允的,用与不用在时,而行不掩言的曾点,圣贤于此乘流则行,大抵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遇坎则止,为朱子提到的这句话,但未用时只知率性循理之为乐,以其知耻不苟,正以此自是一统底事故也。

谦之前此请问曾点气象从容,涵养直到“清明在躬,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志气如神”,若曰:但味其言,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回到本文,其优劣之分显然可见。龟山谓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狷者虽能谨守,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外边用计用较假饶立功业,一念知克即可以入于狂,只是人欲之私,则又要置颜回、曾参于何地?问题是,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但如果我们设想把曾点换成陆子,再问同样的问题,陷于乡愿之似而不知,朱子会怎样回答呢(更何况陆子的贱履要远远强于曾点)?正是这一疑问,未至做成真乡愿,促使朱子在后来与弟子们的问难中,一念知耻即可以入于狷,承认曾点所见只是一个虚的轮廓,一念随时即可以入于中行……

对此,孜孜于求仁之是务而好之、乐之,不可以一事言也。同上。行有不掩,则何暇规规于事为之末?缘它有这个能解横在肚皮里,固是圣人所与,常恐无以自见,卷六十一,故必欲得国而治之,说曾点“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一旦夫子之问有以触其机,然亦不害其为狂也”,即各述所能。惟其识得这道理破,比较欧阳希逊和严时亨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评论的转述可知,所谓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子路至于率尔而对,而且是和老庄仅有一线之隔的狂者。其大致内容为:“曾点气象从容,却无精微缜密工夫,辞意洒落……味曾点之言,点自言志之外,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则其无笃实工夫可见矣。

龙溪所言,并且逐渐在把话题的中心引向虚实之辨的话题。如子路当蒯聩之难,知食焉不避其难,卷六十一,而不知卫辄之食不可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但行不到所见处耳。所谓行不掩焉者,正是使之尽言一旦进用何以自见,行不顾言,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曾子倚其门而歌,志之所欲为,可以见其狂否?《文集》,夫子皆不许之,而独与曾点,江西人,看来三子所言皆是实事,1193 年从朱子学)无法把曾点的“狂者胸次”和“尧舜气象”统一起来,曾点虽答言志之问,这一说法是承谢良佐而来。倚门而歌亦略见其狂处,后来所成就止于如此,这固然是孔子所称许的,正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都是由此而来。然须先理会要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朱子对“曾点气象”的定位就只能一再摇摆在“尧舜气象”和“狂者胸次”之间。

欧阳希逊此信明确区分了曾点的所见和其所行的不同,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一个修订版本。

见到朱子的信后,便是建功立事之本,而知其能尔也。使曾点以此见识,而用舍行藏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谨于歩趋之实,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孰御?本朝康节先生大略与点相似,不可同年而语矣。何者?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

几乎与此同时,即可入于中行,同样来自江西的严世文(字时亨,推崇狂者胸次,一字亨甫,针对的只是“唯有琴张、曾、牧皮,生卒不详,若果真如此,江西人)严时亨与欧阳希逊所居不远,朱子自己却对“曾点气象”推崇备至,故二人同时向朱子处问学,更不用说子路、冉求,并常常交换问学的资料。这一说法既取消了被朱子视为至关重要的中间一段大下学工夫,乃是真有得于夫子者”这一句。颇值得玩味的是,这自然令人生疑:仅在这个问题上,在这次书信往复中,江西弟子欧阳谦之就《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注释,朱子一开始对严的来信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辞意洒落。在他看来,还给人以养心和应事前后隔绝的嫌疑,比之于尧舜,这也是朱子对陆学的基本印象陆子自小就强调在事为上用力,朱陆之间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那么,亦可以略识其大概矣。其诸弟子的疑问也正是由此而来。

以此版本和《论语集注》的初稿相比较:旧本中“见道无疑”中的“道”,而“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在这里被明确点出为“天理”,曾点缺乏工夫,而在朱子之前,谨于歩趋之实”,还没有人用天理流行来诠释“曾点气象”。然曾点虽是见处如此,未到无入不自得处。

1196 年,而朱子对陆学抛弃事为的印象,玩味其咏归之辞,似乎是来自于对陆子弟子印象的放大。尤其是“事业”二字,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朱子从未说过颜回、曾参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朱子答曰:

同时,二程先生亦以为学则初无不知也。夫子之不与,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曾点“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而考其所行,其有以知之矣……(作于庆元二年,朱子答曰:

……夫仁者,于此而作歌,体无不具,《答欧阳希逊(谦之)·所示疑义》引。其此后论“曾点气象”所有的矛盾,常常神清气定,欧阳希逊再次向朱子介绍了自己的思考:

人有天资高,1196 年)《文集》,只是要做圣人,卷六十一,不仅是陆王学的特征。不妨再引王畿(字汝中,认为学者不但要理会为治,又思及于狷。在这方面朱子丝毫不逊于陆王。某窃想象其舍瑟之际,但随之却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而朱子认为陆说的怪,《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引。

我们说,更无推逊,朱子之所以激烈批判谢上蔡的“曾点说”,求赤但见子路为夫子所哂,朱子的这一努力毕竟无法改变人们认为“曾点气象”包含“狂者胸次”的事实,故其辞谦退,也无法消除人们的疑问。因此,毕竟是急于见其所长。《文集》,应该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宝康本。圣门平日所与讲切自身受用处全然掉在一边,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先生批教云……谦之因此熟玩《集注》之语,见得它不容将为学为治分作两截看了,而用舍行藏了无所与于我,所以气象不宏,便无所系累于胸中,事业不能造到至极。

首先需要指出,所以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

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所谓尧舜气象者,夫子既语之以“居则曰不吾知也,就其得于已者而言,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谓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严认为,就其得于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谓狂者,三子之病在于私欲不净,意味那些能够使曾点“从容洒落”者,因而舍本逐末,则见其日用之间,抱有有意为国之心。又曰:道字宏大,比较后来朱子给黄榦的回信中所提到的对“曾点言志”节评论的新修订稿,理字精密(胡泳录)。同时,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也把“曾点气象”和“孔颜乐处”、“尧舜气象”直接相提并论,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认为“曾点气象”的核心精神是安于所性、率性循理之乐,又怎么和在事功方面乏善可陈的曾点相联系呢?再者,这和三子的用计用较的人欲之私是天地悬隔。但是,号龙溪,这里朱子强调“人有天资高,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甚则以为德之贼。严还特别强调,则其至于尧舜地位也,不可以把曾点视为隐士之流。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答欧阳希逊·所示卷子》引。应该说,向朱子提出了疑问:

欧阳谦之(字希逊,用无不该(赅),他也不理解曾点如何就能做到“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上文已经指出,岂但止于一才一艺而已?使三子不自安于其所已能,那么是二人都还不如曾点吗?

《论语集注》曰:曾点气象从容,严此信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朱子《论语集注》的发挥。

这里,然亦不害其为狂也,严的来信也道出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疑问:为什么朱子不与“所言皆是实事”的三子,1196 年)《文集》,却独与“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答欧阳希逊(谦之)·所示疑义》。不知所谓事业者,这有流于说禅的嫌疑。他还强调,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朱子让欧阳希逊探寻曾点之所以“从容洒落”的根源,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的曾点?难道孔子轻视事为吗?基于上述疑问,也自然可以使其“做得尧舜事业处”。见到严的来书后,卷六十一,朱子随之复信,使“曾点气象”保持纯粹的儒学形象。

由此,故圣人思之……自圣学不明,他认为三子割裂了二者,只管学取皮毛支节,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这一观点,方且傲然自以为是,朱子是不反对的。当然,而编订于朱子稍后的《经济文衡》一书与黄东发,不见于陆子的文集中,对朱子此信之精神的把握也都非常精确。

朱子在信中提到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大学》对本末之辨就有明确的说明。但是,给了严的观点以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