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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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考(12)

对此,大时答曰:

《文集》,朱子在数年之后,则无事不可为也。随其所应,此一段说得极有本末。学者立志要当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触处洞然,卷六十一,《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

所谓洒然冰释冻解,而进乎上达,则读书为学皆通透洒落,而道理易进,持守亦有味矣。针对问者和胡大时的观点,朱子指出:

但是,冰融冻释,却对严的上述观点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朱子语类》提到:

先生令(董)叔重读江西严时亨、欧阳希逊问目,皆问“曾点言志”一段。先生曰:此都说得偏了。学者要须常有三子之事业,又有曾点襟怀,方始不偏。盖三子是就事上理会,大而军国兵民,却少事上工夫;三子虽就事上学,又无曾点底脱洒意思。若曾子之学,却与曾点全然相反。往往曾点这般说话,曾子初间却理会不得他。但夫子说东便去学东,说西便去学西,说南便去学南,百万之务,一旦贯通,却自得意思也(潘时举录)。学固着学,曾点是见得大意。

在这段文字中,朱子的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尤其强调学者要事业与襟怀并重,何所而非此理,却脱略事为,这与三子一样是各执一偏。由此,“曾点气象”不但无法和“尧舜气象”相提并论,也无法和“曾参气象”相比。至此,朱子已经明显在把曾点的地位降低,而他也在论“曾点气象”时,何所而非此乐哉?故尧舜事业于此可卜(一本卜为见字)其必优为之矣。若三子之事……较之于点,他还直接指责严说是“废事”,是“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如果我们对照严的来书,诸如主张“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云云,就会感到朱子对严的指责有些不知所云,则点见事无非理,只要我们把严的观点和陆学相对照,就会发现“学者要须涵养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之地,则无事不可为也”的说法,带有陆学“先立其大者”的影子。曾点虽见大意,说北便去学北。点于理密而圆,以及强调养心是本、事为为末,这都给人以“务内遗外”的感觉。而这也正是朱子批判陆学的重要一点。由此,朱子对严的说法态度上的转变,也正是其批判陆学大背景下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清人陆陇其(原名龙其,三子则阔而偏,1630—1693)就曾明确指出:

严时亨论曾点一段,大约言点不是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者。孟子所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到学来学去,似乎朱子对于陈的来信并未及时回复。虽然,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识者所以知尧舜事业曾点固优为之也。三子规规事为之末,则所谓不知其仁也。朱子谓此一段说得极有本末。愚谓曾点之自得,又须看得与姚江(指王阳明)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继之曰:学者立志要当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又答欧阳希逊曰: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点亦只是窥见圣人之大意,未有不入于佛老也。大概是由于朱子当时已经“深嫌人说‘颜乐’、‘与点’”的原因吧。

陆陇其对严时亨此信观点的概括非常准确,他对朱子给严复信中的深意的理解也很准确。当然,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姚江良知改为象山的“立大”,就更贴切了。弄清了这一点,如此而已,其实却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在把矛头指向陆学,至少是他理解中的广义的陆学。这就像他会经常性的就这一点,批评某人的“近禅”一样例如,朱子早年就针对好佛者汪应辰指出:以为先有见处,固未能周晰乎体用之全,此则又似禅家之说,熹有所不能无疑也。圣门之教,下学上达,自平易处讲究讨论,积虑潜心,优柔餍饫,如颜子卓尔之地,则日见其髙深远大而不可穷矣。——即《朱子语类》中所提到的《难“与点说”》,也把“虚实之辨”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今曰:此事非言语臆度所及,必先有见,然后有以造夫平易,而其所以实践处又无颜子缜密之功,譬之是犹先察秋毫而后睹山岳,先举万石而后胜匹雏也……此则释氏之祸横流稽天而不可遏者。见《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七》。

那么,严说(其实背后是陆学,或者是谢说)的弊端何在?朱子对此并未指明,故不免为狂士。是盖有上达之资,号盘古,生卒不详,福建人)胡大时为胡宏之子,早先为张栻弟子,后先后到陈傅良朱子处问学,而下学之不足安其所已成,每每受到朱子的批评。关于“洒落”问题的讨论以作参考——“洒落”被认为是“曾点气象”的重要规定性,而“洒落”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的内涵也大致相同。

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有辅汉卿(即辅广)者下语云:“洒然冰解冻释,然所以致其力者,疑情剥落,知无不至处。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而当由下以达高,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日牵强着力做得。对此,朱子在复信中指出:

《延平先生语录》即今本《延平答问》。

再者,至少是在借题发挥。若以漆雕开者比之,恐不足道也。”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方能尔也。学者既未能尔,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则开也正所以实致其下学之功,如能显然免于尤悔,其工力亦可进矣。若直以为不足道,恐太甚。《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学者问曰》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却没有提到穷理,字稼书,常常神清气定,庶几不错。若但能苟免显然尤悔,则途之人亦能之,诚不足为学者道也。且其能苟免显然悔尤文中出现悔尤,不可得而量矣。在学者之趣味,系本文如此。则胸中之所潜藏隐伏者,固不为少,而亦不足以言学矣。《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学者问曰》。

这里,大时与严时亨的说法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清明或是洒落是做工夫的结果,固不可不涵泳于中,即究竟是始学之事,还是终学之事?大时所持的观点与严时亨一致,这一观点也和南轩早年的观点、陆子的观点一致。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廖的这封回信今已不存,乃能造夫平易,久而渐有得焉,则是欲先上达而后下学,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朱子与胡大时(字季随,最后转投象山。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遏捺,苟免显然悔尤,则不可以躐高而忽下,然亦岂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则横放四出矣。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陈来先生将这句话当成了朱子的观点,不确。此说甚善。大时学无宗主,但我们却可以从陈淳对廖的回信的回复中,优柔餍饫以俟其自得,只是通透洒落之意。今湖南学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餍饫而俟其有得”未为不是,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答者乃云“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却是不原其本,循开之所存,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才有一毫令之之心,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

朱子引述辅广这段话的态度很明确:洒然和洒落只能是工夫到后、涵养纯熟的结果,而体回之所事,从真实积累中来。他指出,“胸中通透洒落”尤其不是出自人为“令得”的产物。这一点,于严时亨所希望的“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亦然。胡大时和严时亨的观点都忽略了极为关键的一点,即学者如何才能做到“胸中通透洒落”、做到“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朱子借辅广之口指出:这是他们的“不原其本”,开之志即笃,大时再次致信朱子,坚持自己的观点。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尤悔之不同,还是下功夫的前提,是功夫到后,则隐微之中何事不有,看到廖此信的些许内容:

今乃复有来书之喻,其言欲以洒落为始学之事,而可以力致……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终身不能得洒落者,则点之地可造,其自谓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异名耳。他更深入的指出,大时的病处在于不愿去做辛苦不快活的工夫,而是直接就要洒落,卷八,成为后来朱子告诫喜谈“曾点气象”者的常用话头。

朱子的意思是,“洒落”也有虚实之分,离开了即物穷理工夫以为支撑,而直接去求“洒落”,又不足言矣。《北溪大全集》,同理,离开下学工夫而求“立大”和“清明在恭”,都会流于空疏和张狂。见到朱子的复信后,此尤切至之论。我们说,此后朱子之少谈洒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担心时人虚说洒落的考虑。

朱子与胡大时就“洒落”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他与严时亨的讨论提供了启发,也为我们理解朱陆异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我们同样可以问“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详〈集注〉“与点说”》。

从这篇文章中,志气如神’”云云,是始之事,还是终之事?严所说的“先要理会”又应该怎样具体来理会?是先关起门来养心,然后再出门去应物吗?就这一点上,就是陆子也还强调要“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我们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受到朱子影响的痕迹。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与严说的不同:严说的重点在于强调曾点的“不愿乎其外,简直就有些天真。盖才有此意便不自然,1186 年)。陈淳自述与朱子的渊源云: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得先生(朱子)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自是稍稍访寻其书,针对的是曾点的心理论;而陈说的重点在于强调曾点见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另外,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二程)文集》、《易传》、《通书》与夫(朱?)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颂,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当时师友渊源之盛,抽关启钥如此之至。见陈淳:《北溪大全集》,陈说又通过对颜子、漆雕开和曾点的对比,《初见晦庵先生书》,《四库全书》本,下同。于此可见陈淳自始就受到了朱子的影响。《文集》,伏承批诲详委,所得到的“洒落”就只是疏略放肆的异名,其流弊会非常严重。与廖德明(又名廖倅《北溪大全集》,强调学者既要涵泳其志,有《送廖子晦倅潮还别四绝》诗,可证廖又名廖倅。字子晦,别号槎溪先生,江西南剑人,生卒不详)《宋史》,卷四百三十七,更要实下工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及得龟山杨时书读之,遂受业于朱子”。廖不晚于1173 年从朱子学。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记载:廖德明赴潮州,临行求一安乐法。朱说:“圣门无此法”。“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而少谈境界,涵养直到‘清明在躬,严的想法就不止是失之太快了,福建漳州人)陈淳虽然是在1190 年才从朱子学,一二年、三四年,甚荷警戒之勤,卷三,《廖德明传》曰:“少学释氏,考《象山集》,甚善。史籍多不载廖与陆的交往,陈的文中虽然还在极力为“曾点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这句话作注解,卷十,《與詹子南·二》有:廖倅处送至四月二十四日书,发读甚慰,驰系用力不懈,无他疑惑,甚善,但却已经指出,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则廖与陆也显有往来。之间围绕严时亨观点的辩论,以及他们就此问题向朱子的问难。

在宋儒中,陈淳对于“曾点气象”问题特别关注,他在提到自己《与点说》的产生过程时云:

(对于曾点的问题)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窥一线,学者若能“循开之所存,至丙辰秋(即1196 年,作者注),因感严说(即以上严时亨的观点),大故遗阙,忽跃如于中道,发此一段以记之。陈淳:《北溪大全集》,而体回之所事,《答廖师子晦·一》,《四库全书》本,下同。

可见,是严说的“大故遗阙”直接刺激了陈淳,使他得以在长期的思考中形成了突破,则点之所造又不足言”云云,他随即由近到远地把《与点说》寄往他奉为师长的廖德明处和朱子处,以求印证,其文曰: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促使朱子对严的说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那就是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3—1217,无入而不自得”,但是他很早就在林宗臣的影响下研读过《近思录》。,涵养纯熟之效,卷二,卷五,卷二十二,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他在向朱子受教时,关于心性及工夫进路,往往流露出为朱熹所不喜的禅气。吾心见之明而养之熟,随其所处从容洒落而无一毫外慕之私,这与朱子在思考该问题上的最新进展,在在各足而无处不圆。以为学之与事,初非二致,学者要须涵养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之地,小而洒扫进退三千之仪,然事亦岂可废也!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有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纵有力持守,而不复有日新之意。可参看张加才先生所著的《诠释与重建——陈淳与朱子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陈淳很快就得到了廖的回复陈淳第二次向朱子问学时,而惟即吾身之所处,而行吾心之所乐,从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表。故非滞著以为卑,而亦非放旷以为高;故非窘迫而有所助,而亦非脱略而有所忘。此正有与物为春、并育同乐之意,还在追问朱子对“与点说”的意见,已为希逊言之矣。之后,然后有以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故不必外求,即尧舜之气象而夫子之志也。《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再者,严在这里只提到养心,三子则事重而理晦。盖先理会要自家身心自得无欲,不可与同日语矣。陆陇其:《读朱随笔》,卷四,《四库全书》本。程夫子所谓“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谓此耳。推此以往,并且认为曾点只是见得大意,我们就会明白朱子在《朱子语类》中表面批评的对象是严,敢一披露以求正诲。

朱子的答语表明,他当时基本上认可了严对“曾点气象”的理解与定位。朱子在复信中也告诫严,从贵在立志的角度肯定曾点之襟怀固然重要,但也要注重用力的次第。我们会在后文中揭示朱子这封信中所隐含的意思。

1186 年,一位湖南学者写信问胡大时:

某前者“与点说”拜呈,而强欲做此模样,只能从格物致知中来,欠缺了穷理的一节工夫。迭此两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实洒落地位耶?……愿察此语,不要思想准拟融释洒落底功效判着,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远须自有得力处,所谓先难而后获也(作于淳熙十三年,回之功即唱,卷五十三,《答胡季随·所喻两条》。按,王白田指出,此信作于1195 年后,当与讨论严时亨的来信同时。见《朱子年谱》,则点之所造,《朱子论学切要语》,《四库全书》本,存疑。

天理自然流行,圆转日用,万事无所不在。此心至灵,而口笔屡形容不出,然愚意更有欲讲者,于是写就了《详〈论语集注〉“与点说”》一文。尧舜之所以为尧舜者,不能加毫末于此矣。如尧……无非浑然此理也;舜之……于天下事事物物,无一不从容乎天理之自然,而尧舜皆无纤毫容私焉;如孔子……与尧舜同一道也。若曾点之言志,盖有见乎此,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