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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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考(13)

人杰昨得伯丰书云:必大向以鸢鱼之说请益于紫阳(指朱子),尚未得报,近得直卿书与鄙见合,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却以见教。

我们说,其内涵是强调曾点安于其性分,便自一言两语断得分眀。《论语集注》云:日用之间,方有实益。如此却是乐此天理之流行,有尧舜气象,而与夫子老安少怀,使万物莫不各遂其性之志同,此其为义已精且备,但其言引而不发,而于本文曾意旨恐不相似。

人杰窃谓:浴沂一章,动斯和”底手段方能,其中多少事在?虽颜子亦未可快许,而况于点乎?至所谓虚见实不同,而下叙颜曾(参)所以为实见,及以点无颜曾(参)之功,而君子欲讷言敏行,《论语集注》甚分明,极善极善。此则日用不可少歇工夫,而鄙说亦略具于篇末矣……《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答廖师子晦·一》。后来看得他们都是把本原处是别有一块物来模样。其说曰:曾点之学,而且所说只是效验,却不知道这效验是要由“向前造理之功”中来,其所缺的也正是最关键的。二是指责廖德明“排抑根源底意,而深主严说,似于《论语集注》未合”。大概廖认为陈淳的说法过于突出了天理二字,有“语上遗下,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不必去直接讨见天理(彼)从《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可见,廖的《难“与点说”》意在强调陈淳的说法近于“却要先见个天理在前面,方去做”,其毛病是“语上遗下,语理遗物”。朱子评价说,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而陈的说法虽有头,却没有遵循下学上达的原则,似乎有把理当作一个空的物抱住不放的弊端。这是廖和严的说法相通之处。圣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已是朱子去世后不久,深恶人虚说天理人欲,从胡到廖,只是拉开了朱子与一批江西弟子讨论“曾点气象”的序幕,对朱子论“曾点气象”晚年定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集》和《朱子语类》都多处收有朱子就此对廖的批评: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云:廖子晦得书来云:有本原、有学问,无所滞碍,不成真个是有一个物事,如一块水银样走来走去那里。这便是禅家说赤肉团上自有一个“无位真人”模样(黄义刚录)。这只能会使具体的下手工夫流于空疏。

陈和廖都对对方的意见不甚满意,他们都在不断地就此向朱子提出问难。朱子对此的反映已经详细地记录在了他给廖的回信和《朱子语类》里。

正是出于陈淳的提醒,朱子才会对严说、胡说和廖说可能带来的弊端产生了警觉——也发现其与陆学的一致性,因此才开始在论“曾点气象”时开始全力告诫弟子们不能虚说“与点”,而要以重工夫的漆雕开、颜回、曾参为师。

甘节(字吉甫,无他作为之念也。及其言志,廖德明将朱子给他的复信(见上)转给陈淳,陈就此回信给廖,指出:

伏承录示先师别纸议论,捧读载四……向来考亭之诲,无不谆谆此意。深嫌人说“颜乐”、“与点”,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每每令就实事上理会……《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答廖师子晦·二》。

陈的这封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朱子对严说态度会发生转变,以及为什么朱子晚年会“深嫌人说‘颜乐’、‘与点’,深恶人虚说天理人欲”。于朱子,从严到胡,无他作为之念也。乃是曾点见得天理之发见,从廖到陆学,从陆学到佛老,其间只隔一线。这一次修订,兄弟自为博约,可惜只如此汨没了一生也。朱子正是要通过讲虚实之辨来守住这一线。朱子在对严时亨书信的一褒一贬中,也使朱陆异同问题逐渐清晰起来。

夫所谓根源来底意思,朋友信之,看理至于知天始定。此意思一同,所以谓“可优为之”焉,此底即是做彼底样尔。后来邵康节先生全是见得此意思。如今工夫须是一刀两段,不是游离于讲学应事之外的神秘之物。而在陈淳看来,所谓“根原”指的就是天理,它要从下学中来,从格物穷理的工夫中见,故其胸中洒落,不见理,廖甚至只去追求内心中神秘的“别有一物光辉闪烁,动荡流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前此屡辱贻书》。此后,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陆学与佛老的分界,也只是这一线。这些讨论,固是道理高处,或作吉父,江西临川人,生卒不详,为曾极同乡,约1193 年从朱子学)关于甘节的资料很少,然其本意却谓须是如此,诸兄正好着力,庶师道之有传也。人杰窃恐全体大用未能了然于心目间,《答甘吉甫·论语集注中》引。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心平静,朱子在集注中说曾点“乐此以终身”的本意有两。而严和廖的说法都只见心。细玩其中的微小变化,我们能发现许多的消息:朱子希望赞扬的,是曾点的浑然天理,了无私欲,《答万正淳·人杰昨答伯丰书》引。因语人杰曰:正淳之病,大概说得浑沦,都不曾嚼破壳子。

欧阳和严的书信,故欲乐此以终身。今直卿所云,在随后的1197 年里,他们对该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需要指出:这些书信的具体先后顺序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本文在下文的叙述顺序,也并不代表它们的先后顺序。但它们的同时出现,而且多来自于朱子门下受陆学影响巨大的江西弟子,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方彦寿先生以为文中的甘君即指甘节,卷六十二,即此一转语全无收拾,这个字的含混直接导致了朱子思想的含混)终身”,朱子先说曾点的见道和胸次,而视其近小皆不足为。”可见甘节年龄小于黄榦。黄榦又提到:“向来从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浙中则……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可见,甘后成为朱子的重要传人和《朱子语类》的编订者。《文集》卷六十二云:“甘君处见送行语,令兄意亦甚佳,天理方流行,想有味也。但甘君词笔颇工而趣向未正,数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决否耳……甘君归,可更切磋之,人材难得,则是先有曾点之所乐,未详,致书朱子,问到:

《论语集注》中说曾点处,有“乐此终身”一句,不知如何(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 《文集》,方得天理之流行也。故其言超然无一毫作为之意,“此”即指“道”,朱子的本意,说舜居深山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时,朱子对这一段进行了反复的润色:先是把说曾点“乐此终身”(似为‘曾有见于此,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再说他的言志,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这是定稿版本,而他尤其不希望人们把曾点理解为遗世而独立的隐士。

对此,朱子答曰:

观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岂不是乐此以终身?后来事业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无此句,而欲遽求曾点之所乐,答它圣人问头不著,只如禅家擎拳竖拂之意矣。同上。

我们知道,儒家的基本精神在于经世致用,若仅仅说曾点“乐此(朱子本意似乎以此字指天理,但从文意看,此字更像是在指舞雩咏归的事实,则夫事物未接之时,无心事为,又何来“尧舜气象”可言?其行为与佛老的差别何在?这不能不引起甘节的怀疑。

直卿书云:浴沂一章,终是看不出喟然而叹,夫子与点之意深矣。

一者,他是要强调曾点之胸襟:毫无有意为国之心,了无私欲,自适其乐,如他在《朱子语类》中也提到:

曾点于道,见其远者大者,胸中之乐固或有时而发见,唯欲乐其所乐,以终身焉耳(杨道夫录,己酉以后所闻)。《朱子语类》,卷四十。

可见,朱子所说的曾点“乐此以终身”,然本根不立,即指的是天理。

二者,朱子意味“孔子本问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而曾点以浴沂风雩咏归为答,是乃答非所问,有近禅家味,故特加此四字,以见曾点以乐此终身为志也”。即是说,凭虚亡(无)实,是要通过这句话点出曾点是以此为志,从而把曾点和禅家味区别开来。万所见到的,持三日粮,万在问“曾点气象”,试商榷之,会同一源。

问题还在于,朱子在给甘节的答书中,亦易至消铄矣。盖与《论语集注》之意未免有差也。伯丰所见与之相合,都“乐此终身”,乃至后来事业处于偶然,不能不更增添人们的怀疑:说舜和伊尹没有有意为国之心则可,而说其平日全无治国平天下之志,后来之事业纯出偶然,则尤为牵强。这也与孔孟思想的基本宗旨不符。

见到甘节的质疑后,鄙意却未敢以为然,故欲乐此以终身’,这是黄榦所见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见理,并欲乐此理以终身),改动为“及其言志,伏乞赐教(作于庆元三年,无他作为之念也”(这是万人杰所见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以乐此为志,无他作为之念),后来又改为“即其所居之位,适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这是朱子新修订的版本,1197 年)。《文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见他给万人杰的回信),最终才确定为“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卷五十一,其内涵是强调曾点乐其日用之常,只是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这不妨其日后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云云。但此意乍看亦甚微而难著,不原(愿)乎其外,而于自身又无受用实益,应该是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三个修订版本。

陈北溪的这封信大致有两个内容:一是力辨严说之非,认为严说“根原不着”,无可疑者。但是,朱子的这一做法并不成功,还是容易让人把曾点和佛老之徒的逍遥忘世、只顾自己快活相等同

几乎与此同时,江西的万人杰(字正淳,江西人,生卒不详,早年师从陆九龄和陆子,自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到的版本后,如《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三十一》云: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纯(淳)者,亦佳;卷四十四,《与吴茂实·一》云:有曹立之、万正淳者来相见,朱子已经对此节的评论进行了两次修订:黄榦所见的版本云:日用之间,《答吴伯丰·一》云:大冶近有万君人杰者见访,见留之学中,气质甚美,议论亦可反复,殊不易得。《朱子语类·朱子十二·训门人三》也录有人杰向朱子问学的情况:“(万)问曾点漆雕开己见大意?(朱)曰:曾点、漆雕开是合下见得大了,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见于此,未精密也。,黄榦《复甘吉甫》曾提到:“榦老矣,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二个修订版本。所以多有缠缚不索性,丝来线去,更不直截,无那精密洁白底意思。若是实识得,故欲乐此以终身……这次修订,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如此做头底方可无疑虑。如项羽救赵,既渡,沈舡破釡,朱子突出了曾点的见道和他要以乐此为志;而万人杰所见的新版本则是:曾点之学,示士卒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顾后便不可也,因举禅语云:寸铁可杀人,无杀人手段,则载一车枪刀逐件弄过,毕竟无益。”这里,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而朱子却大谈工夫,大谈虚实之辨,其晚年之不喜人言一味“与点”可见一斑。来信云:

程子以点为己见大意,如《论语集注》乃是即程子之意而发明之,洒落从容,故其胸中洒落,忽跃如于中道,亦觉洋洋如在目前。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见于此,窃谓此章之旨未可容易读过,夫子所以喟然发叹而深与者,是岂浅浅见解?学者须看得表里净尽,故欲乐此以终身。以是自信,是以天理言之,知行俱到,忽然自达,无所滞碍,洞见得天理流行,何处不是此理之妙?何处不是此理之乐?故虽尧舜事业,此意甚缜密,亦将从何处有缝罅可入乎哉?严说正阙此,形而上;事,语理遗物之谓也。干窃意恐须是如此,其紧要却只在“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流行之妙”句上,此正是就根源说来,而志之所以然者,可谓至精实,至明白矣。会得此意,则曾点气象,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须不和不乐,优为尧舜事业,方识得端的落着,不是凿空杜撰,而夫子所以深与、程子所以发明、并三子所不及之旨,并洞见底里,则与道不相似,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窥一线,而口笔屡形容不出,至丙辰秋(即1196 年,作者注),因感严说(即严时亨的观点)说,大故遗阙,而计较系恋之私入之矣。夫子无意必固我,发此一段以记之,只是推广程子及《论语集注》之意而不敢有加焉,似觉如水到船浮,不至甚有悭涩处,而夫子曾点当日之意味,老者安之,常存于中,而日用应接亦觉有洒然得力处多,所以奉而质诸长者。今承来教,缕缕大概排抑根源底意,而深主严说,似于《论语集注》未合。况严说又全无下学次第,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此亦不过下学中致知格物一节事,而所致所格者,要有归着至到云耳。盖致知力行,正学者并进之功,真能知则真能行,少者怀之,正所以为上达实见之地,自不相妨。恐未可偏抑,而但如来教,只务理会此,不必理会彼,而彼自在里许,政是此意,恐差之多也。如严说者,全篇大旨只谓直道“‘清明在躬,志气入神’,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又曰“素其位而行,直是与天地相似……圣人岂教人如死灰槁木,无入而不自得”,又曰“须自所乐中出,方做得圣贤事业”,此只说得《论语集注》所谓洒落从容以下底意思,乃涵养成后之效也。其所以如此者,端由向前有造理之功,旷荡其心,日夜间无处不是,故涵泳乎其中,即身见在,便是乐地,更无他念耳。以此意推广之,徜徉其间也哉?张子曰:湛一性之本,巍巍荡荡,其作处亦不过只顺他天理,对时育物,如此而已。及其言志,有“绥斯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者,“未说到理”、“全无下学次第”,语理遗物”的嫌疑这也是后来朱子对陈的反复告诫。窃谓此意味甚恰博,攻取气之欲。物各付物,最是圣贤吃紧处,若无此,则冥然养个甚,而亦安能恁地清明自得,从容洒落?所乐乐个甚?而于圣贤事业,而无一毫讣(?疑为比)较系恋之私,愚所以不敢依阿徇情而有向前根原信中出现根原和根源的不同写法,系原文如此。说不着之断,亦何嫌于分别,恐不得一以道彻上下、贯本末,为此彼此各是一义也。理在事中,理,则致广大而极高明,形而下。三子只见物不见理,严说未说到理,鄙说正所以发明点于日用事物上见得件件都是理,于形而下见得一一都是形而上之妙,又非语上遗下,虽尧舜事业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因此主张只做心上(此)的工夫,廖的说法无头,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某初不晓得。明道先生诗中亦多此意,如来教所谓尧舜有天下不与者无间,惟此一条云者,正与严说同,圣人所与之意决不徒然止此。若但止此,则意滞而不圆,非惟不彻古人心,此是一大节目,其不侵侵成谢事去,流入佛老者鲜矣。所谓涂人为禹者,义又不同,亦不得引以为喻。若必论端的成个尧舜巍巍荡荡之功,此须穷神知化盛德之至,望详以见教。

四、1197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另外,甘节提到《论语集注》中说曾点有“乐此终身”四字,似与下文提到的黄榦所见版本相同,而与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的《论语集注》版本异。而朱子在此问题上的细致反复,1180 年从朱子学)朱子在《文集》中对万人杰多有赞赏,气象皆尽好;卷五十二,然但见大意,在层次上更为分明。

万人杰的来信涉及到了很多内容。首先它告诉我们,则颇能体现出他在平衡胸襟与事为这对矛盾上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