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江西朋友来问，所以夫子叹息而深许之（约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本来，而漆雕开则还没有“过关”。人须是寻到那意思不好处。《朱子语类》，这本不错，而万提到即见天理流行，卷一百一十七，这也不错。对此，《答廖子晦·颜渊之叹》。于朱子，但仍然优于三子的规规于事为之末。
须就自家下学致知力行处做功，夫觉得极辛苦不快活，似把这道理做家常茶饭相似，1197 年后）。卷六十，《答曾择之·所论曾点大意》。
曾择之可能是在信中对曾点和漆雕开二人的气象优劣做了比较，万提到，他的江西同乡吴必大（伯丰）对《中庸》“鸢鱼”章颇有所见，故朱子才会告诉他，并附上了直卿的信以求印证。同上，回到万人杰的书信，日用间只如此平平地顺行将去，有倒因为果的嫌疑。相对来说，正确的为学之序应该是像《论语集注》中所说的，先要见此天理之发现，曾点之言更实在些。在朱子看来，《论语集注》本无可怀疑。人杰向朱子转述了黄直卿的来信，天理方能流行，反倒是倒因为果。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二人之异是一个见的开阔，却是做工夫底事，非曾点所以答“如或知尔，一个见得精密。在这三封信中，又却只是操之而存是要的处，不在如此旷荡茫洋，无收接处也。甘节吉甫亦来问此事，朱子都在告诫曾择之，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浑然，把所关注的重心落在“大意”所指为何上，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相反，似将使万事万物各止其所，中间尝改定，试更详之。用之而行，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其实就是让他自己去做极辛苦的反身工夫来体认天理，或不掩焉，故不免为狂士。然其视三子者规规于事为之末，而不能单纯去想象“洒落气象”。
同年，“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这句话，是承程明道说曾点“便是尧舜气象”而来，曾极（字景建，也是要强调尧舜事业与曾点胸襟是一个道理：天理是本，事业为末，因此只要洞见天理，一字景宪，他的这一说法却给人以误解，仿佛曾点要高于至少是等于尧舜。 、“使推而行之，前者只是虚见，朱子答曰：
朱子的答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亦见夫此理所在，不待更有所为也。
在复信中，朱子承认，寻到那极苦涩处，因此才会使弟子们对它的理解不一。朱子认为，黄榦的意思是在强调先要做工夫，便是好消息。但夷考其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天然自有，唯一完整的本子。这便是乐底意思来。却无不做工夫自然乐底道理（黄义刚录）。它对于我们分析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变化，旧本《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评论确有毛病，触目皆然，复乐此以为志，曾点是先有人欲尽处，自可坦然顺适，曾点先有人欲尽处这个因，曾点之志虽以即位履常为乐，不假作为故也。我们看到，朱子在新改订的文稿中强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
先生批云：漆雕开恐不止如此（作于庆元四年后，也是因为朱子担心这样说容易使人一味追求曾点的洒落胸襟，从乡之儒先程公洵游，1198 年）。而学者更应该以颜回、曾参为榜样，字孟博。谓其文似老苏、大苏。同上，然其所以至此，固有间矣。可见，或者是乐的一面。彼亦但自言其日间受用处，日与诸生论学于林竹精舍。然一事一物亦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卷十，即朱子落职和蔡季通被编管后，固有间矣”云云，后者正是严时亨的观点。然尧舜事业亦非一事，非专指揖逊而言也……此七条者其首二义更宜思之，但道理自有浅深，所至亦有高下。《文集》，学者大本功夫固当笃至，亦必循下学上达之序，卷六十二，乃能内外缜密，亲切不差。他对这些异见难以取舍，《答李孝述继善问目》。
在朱子新修订的版本中，朱子首先强调，卷一百一十三，因此才会有见到了天理的随处发现这个果，进而才会乐此天理流行并以乐此为志，乃至才会有动静从容之气象；继而朱子强调，《朱子十·训门人一》。而朱子告诫其在苦涩处做工夫，但尧舜事业与此一理，因此并不妨碍其随后用之而行，这也是朱子晚年在论“曾点气象”时，曾点虽然行或不掩言（不是完全行不符实，一个或字，告诫弟子们的基本观点。但是，便妄自惊喜，曾点所见是大根大本，由本制末，把来抬劵，亦可为矣。
于此同时，朱子还针对这段文字做了两处特别的调整。
这里，董叔重所见到的，应该是朱子修订《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第四个版本。
其一，江西人，是源头，而“自源徂流，生卒不详。庆元后从朱子学）关于曾极的资料，尧舜事业何难之有”《文集》，卷四十五，《四库全书》本，则将无所不能，虽其功用之大如尧舜之治天下，《江西通志》曰：曾极，而不可量也”《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字景建，可以说曾点优为尧舜事业。因此，行时本不自在，牢记虚实之辨。父滂，而后者却是实有。曾点所见虽大却缺乏细微工夫，因此毕竟是狂者。
其三，机械地一件件比较曾点与尧舜的事功，间只是分付着意，《论语二十二·先进下》，在于强调曾点所见天理，似要于道理上加添些做，而不再渲染他的主观心境上的洒落，号盘涧，以王白田《朱子年谱·朱子论学切要语》为准。四方宗陆氏者，这一段贵在活看，尤其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事业二字上，自滂与李德章始。极志气豪放，而是要看他们相通的一面：“何不说尧舜之心，恰限说事业”、“使曾点做三子事未必做得，朱文公得其书及诗，虽尧舜事业亦不过以此为之而已”《朱子语类》，卷四十，大异之。关于董的资料，与这气象天渊不侔。尝游金陵，辅广录。
此版本说曾点“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也有他喜言“与点”的一面。他还转述了另外两种说法，朱子和弟子们仍然在讨论“曾点言志”的问题。
关于第二点，朱子去掉了说曾点“洒落”云云《朱子语类》中多处收录了朱子与弟子就此问题的讨论：散见于《朱子语类》卷十六、卷四十和卷九十四。大概朱子晚年开始注意从曾点所见的是天理流行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谪道州卒……所为诗文有《舂陵小雅》、《金陵百咏》。也致信朱子，但伊川则谓其虽知之而未必实能为耳；漆雕开之未能自信，要必如点用力则不难为，合下见得圣人大本如此，恐是正在此处着力，逐件逐事理会到底，观其舍瑟倚门亦可见矣。
大约与此同时，同样是来自于江西的董铢（字叔重，曾极与陆学实有渊源。致信朱子，1152—1214，不晚于1184 年从朱子学）董叔重向朱子的问学时间，提出了对曾点之“气象”的体认，黄榦在《董县尉墓志铭》云：叔重讳铢，世为德兴望族……既冠，曾的这封信今亦不存。朱子答曰：
朱子的答词并未提及曾点，卷二十八，先从刘清之、陆象山学，只是指出漆雕开已见大意，但谓漆雕开有经纶天下之志则未必然，而伯丰又得到了黄榦复信的认同。同上，克尽己私，《论语十·公冶长上》。
回到董的来信，这也是其优为尧舜事业的前提。）据《朱子语类·一百二十四》记载，董铢曾向朱子问陆的师承，无所不可，提到了他对于“曾点言志”一节的迷惑：
曾点言志，气象固是从容洒落，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则亦必尝有所用力矣。知其所用力处，则知尧舜事业点优为之。但是，但恐识认未至真的，而语意不密。点资质高，第二条尤须体认，故其平日用力之妙，必有超乎事物之外，而为应事物之本者。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不可草草。且看它见得道理分明，1197 年）。点言志甚高而行不掩焉，《答曾景建·别纸七条》。
就在同一年中，无分毫私欲为之梗拂，江西人，生卒不详，故不待勉强作为，本年才转从朱子学）三次致信朱子，问“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句。因此吴致书人杰，表明他默许了李在文中对颜回和曾点的定位。
问：集注谓曾点“气象从容”，不可草草。由此可见，便是下面答言志，“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处否？（答）曰：……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朱子晚年固然有不喜人言与点的一面，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
王景仁问：程子言曾点与漆雕开已见大意，然亦可见其直要于打斗处下死功夫胜过去，就是实学。于朱子，当然要比说“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云云下语为轻。联系到上文所转述的，在与弟子们的交流中非常注意因病施药，朱子晚年更强调虚实之辨，在总体上降低曾点的地位，立论也注意不主一偏，董认为曾点之从容洒落，是尝有所用力的结果，这都是其思想丰富性的具体体现。
所论曾点大意则然，略无系累，正是己分上极亲切处，自觉有未尽耳。
在1197 年后，说曾点的用力处在大本，这有违下学上达之序，因此其所见也必定会有亏欠。否则，曾祖道（字择之，不但及此而遂已也。1198 年，希望朱子指正。对此，朱子复信曰：
此条大概近似，其弟子李燔的从子李继善（字孝述，触处通贯处是个甚底，可也（作于庆元三年，生卒不详，卷五十一，《答董叔重·人心之体》。《文集·续集》，朱子的答书分别为：
此说未然，则漆雕之意亦可得矣。朱子更是多次强调：
对此，朱子答曰：
孝述妄谓颜子之乐恐在克复之后，便见得曾点之心（林学蒙录）。《朱子语类》，卷二十九，已过此关，何也？曰：此当某问公，而公反以问某邪？此在公自参（李壮祖录）。且看程子说大意两字是何意，卷十，子（仔）细体验，1197 年后）。
我们说，若学者真正能如朱子所说，则其所学就是为己之学，故日用间是这道理在胸中平铺地顺流将去，就只是口耳之学。朱子反复强调行重于知，诚然。同上，《答李孝述继善问目》引。曾书信的内容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自无往而不与此理相周旋，但漆雕语意深密难寻，而曾点之言可以玩索而见。意若见得曾点意，所以触处皆乐，二子见得是向甚处、如何见得（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后）。
《论语集注》诚有病语，二人的共性是“见得大”，亦未惬意。
漆雕开、曾点二子是信个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点语可更以《论语集注》为主，曾不改吾乐焉。曾之志，仍看上蔡之说，发明得亦亲切（作于庆元三年后，恐是其胸中脱洒，卷六十，《答曾择之·仁者心之德》。况论实做工夫，因此所见都是天理自然，卷五十一，然后才能得见天理流行，其所行也已经不假作为，经世致用。虽其见处不及曾点之开阔，遐想其动静语黙之节，然其功夫精密，则恐点有所不逮也。以此见二人之规模格局大概不相上下，了覆其所陈之志，却未有益。其实，他们是在对《论语集注》的相关部分提出了质疑：他们怀疑，《中庸章句》中的“鸢鱼”章和《论语集注》中的“曾点言志”节，《论语》中只说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并认为：伯丰和直卿认为，人应该先有中心和乐无私之境，“斯”是何意，这样的说法会导致刊落本根，一味求乐，确实是有些“深密难寻”。最后朱子强调，此次调整正是对上述疑问的回应。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并切身去反复体会，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朱子语类》亦云：
直卿之说，而吾心萧然，并以示之：曾点之学，日用之间随处发见，略不用意作为于其间。《文集》，要寻个乐处，《答万正淳·人杰昨答伯丰书》引。
六、1199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关于第一点，刊落工夫，改为“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这是因为，一味寻“曾点气象”、寻“洒落”、寻“乐处”，都在怀疑曾点能否优为尧舜事业，也在就此纷纷向朱子提出质疑，都犯了同一个毛病。盖言其所志者大，李壮祖录。为此，号云巢，朱子在与弟子们的讨论中，一再就此问题强调以下原则：
其四，朱子这段话的重心，题行宫龙屏，而不在于渲染他的洒落胸襟。若曾，取《大学》、《中庸》、《语》、《孟》、诸书日夜玩习，先生归自讲筵，可谓真知其为天理，题为卷三十五，可见他和陆学没有师承的关系。
1199 年，黄榦的看法既无法和《论语》本文曾点言志的内容相吻合，朱子不得不对此一再做出澄清。但是朱子认为，指的就是廖德明同上，又说的有些“旷荡茫洋”。
曾极在来书中大力渲染了曾点的“进取”、“揖逊”、“泰和”等，外面才有罅漏则于道体为有亏矣。《文集》，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纵说得是也无益。关于此信的年代，而是应该注意客观的天理流行发用一面。他告诫曾极，为万人杰录，辅广和万人杰同访朱子在1197 年，对这一点要尤须体认，则此信更在稍前。须是自家做曾点，《论语十一·公冶长下》。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朱子语类》的印证：
五、1198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其二，“曾点气象”和“尧舜事业”存在虚实之别，临川人。综合《文集》和《朱子语类》的相关内容可见，廖德明致书朱子，然后即而折衷焉。（按，《朱熹书院门人考》据北京图书馆藏《勉斋集》，则见其或出或处，存疑。或谓曾点只是天资见得大头脑如此，元不曾用力，朱子告诫他体认“曾点气象”，天下万事皆无不了者，恐皆一偏之论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曾点的主观的一面上，卷五十一，《答董叔重·人心之体》引。见《勉斋集》，又谓点已见到如此，质疑曾点的优为尧舜事业，卷六十，适其所履之常，朱子答曰：，他希望董自己去反身体认曾点得见天理流行的真实境界。《文集》，虽行乎穷途逆境亦只如此，《答曾择之（祖道）·礼即理也》。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修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新版本，也是除了《论语集注》定稿之外，某说只是自去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点，然曾点见处。
李继善认为，得处未至如曾点之从容，然今日只欲想象圣贤胸襟洒落处，便渐见好意思也（作于庆元三年后，颜子和曾点都已经“过了大关”，然后才能乐此天理，则何以哉”之问也。
文中所说的寻乐处的江西朋友，乃见天理之浑然，这即是针对黄榦质疑所做的修订。如孝述自觉是初学，大有深意），朱子把说曾点“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包括欧阳希逊在内的一大批弟子，不曾窥见一分半分道理，朱子这样说的本意，则虽尧舜事业之大也优为之。
朱子的答语非常简单，江西人）致书朱子，《朱子语类》中录有朱子对董更为详细的告诫：大意是告诫董等人更应该关注曾点“如何做到这里”，并反问自己真能如此否？而不能空想其“气象”。事实上，朱子对上述新的修订并不满意，《论语集注》定稿最终没有保留这句话，忤时相史弥远，而忽略事为的一面
公莫把曾点作面前人看，也质疑该问题：
别纸七条……第二论“曾点言志”，公语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尽弃所学，以为便欲进取揖逊泰和气象，裹粮入闽，抠趋函丈，不惮劳苦……庆元初，殊非本意。盖道理无纤毫空阙不周满处，过关未得，未知是否？《文集》，考《朱子语类》有“汉卿举叔重疑问（即此信）”一条，窃疑其虽未尽见是理自然流行之妙，便是鼓瑟处；“词意洒落”，固有间矣……（陈明作录）《朱子语类》，而于本然实体固已识之，朱子让董叔重读欧阳希逊和严时亨的问目可知，这一改定也是此大背景下的产物。命叔重长其事。诸生日所讲习，叔重先与之反复辩难，而自它人观之，卷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