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小题目者常常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为此，本文有意识地扩充了第一章的内容，以尽量把该问题放回它原本所在的森林中，尽量揭示出该话题与时代主题的关联，也希望本文能够做到小中见大，从侧面反映出时代变迁的大势。话虽如此，本文仍然只是对前贤研究成果的一个补充，不可能喧宾夺主。事实上，由于朱子思想之博大与多侧面性，任何对他的研究必然首先涉及到对其“定位”的问题，即你想要揭示一个什么样的朱子的问题尽管大家都希望为自己所揭示的朱子形象与历史上的朱子本人完全重合，但这至多只能是一个理想而已。本文所力求揭示出的朱子形象，不会是他的完整形象，但一定会特色鲜明而又接近真实的朱子。这种形象类似于束景南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对朱子形象的定位：力图避免把朱子塑造为一个纯粹的“哲学人”，而是还原他一位多层面、具有坚定儒学信仰、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形象。由此，本文对包括“曾点气象”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都建立在朱子矢志于重建社会整体秩序，实现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这一前提之上，而不只是关注他的所谓“哲学”的部分。从这一预设出发，本文的基本想法是：以朱子所关心的话题即重建社会秩序为线索，将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放回到他与弟子朋友讨论该问题的现实生活中，放回到他们自己思考的具体问题中，来看他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本身反映出的信息——朱子与其朋友弟子之间微妙的思想互动。一句话，本文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哲学”为中心来研究该问题，重在揭示我们可以从朱子对此问题的讨论中看出什么，而不只限于谈朱子眼中的“曾点气象论”究竟是个什么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切地了解朱子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论“曾点气象”。我希望这能成为一个创新点。
进一步讲，前贤多强调，若欲取得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方法有二：一是研究视角之转变，二是研究方法之转变。我们过去研究宋明理学，往往从“哲学化”的思路入手，从概念辨析入手，眼睛一味向上，注重把理学从儒学发展的整体中抽离出来，只研究范畴和思想，却不注意人。这种研究视角与方法延续既久，自然不能无弊，此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
理学的“哲学化”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即使它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了家，更和儒学大传统脱了钩。按，束景南先生在作《朱子大传》时也对此有激烈的批评。我们的研究对象，本来是一个个有着鲜活个性的活人，有着多维的复杂的儒学灵魂，简单视之为思想的代号，或者是把古人和他的思想割裂、隔离开来，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大偏失。
当然，以朱子学的研究为代表，近年来我们在中哲史的研究上已多有创新，也出现了许多开风气的大作。但是，这些作品也有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诠释古人，过分注重用单纯理论思辨来解读古人的问题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不在此列。受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在解读古人时，常常喧宾夺主，将古人所关心的问题弃之不顾，而大谈他们的所谓现代性，大谈概念和范畴，大谈其对于当下现实的意义，大谈所谓的中西比较。这又出现了诠释过当、代古人立言的种种问题，却忽略了对前人本人的关注，忽略了对他们本人所关心的问题的关注葛兆光就禅思想史的研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再者，当前我们的哲学研究正在加速退居学院化、学科化、知识化的一极，变得异常的玄虚化与晦涩化。结果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哲学变成了自我欣赏、自说自话的学术游戏，不再具有为人提供信念指导、方法论支持甚至是教化功能。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表面上我们是那么的欣赏传统儒学，但我们却在本质上远远背离了传统儒家以“尊德性”为核心展开“道问学”，讲究学以致用、行重于知的基本精神。其后果是我们常常只能以思想研究者的身份自居（学者？），重蹈前人所批判的“逐外丧本”、“口耳之学”的覆辙。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
有鉴于此，本文希望此文能实现一转向，即实现从对“思想”的研究转为对人的研究，转向对前人所关注的问题的研究，从辨析概念范畴到分析问题的研究。当然，本文作为学术性很强的学位论文，只能从知识论的角度去解读和研究古人，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对朱子思想做知识化的分析。但是，本文也有意在强调用朱子本人的话来谈朱子，宁可引文稍长也要体现朱子的完整思路，决不断章取义，同时还尽可能把朱子说这些话的背景说清楚。这样做虽然可能流于繁琐，但决不会失真，不会出现以我解朱的情况。其次，本文在解读朱子的思想时也有意避免将其完全知识化、概念化，“玄虚化”，同时尽量指点出其某一观点与其具体为学工夫的关联性，突出强调朱子之学的现实批判精神。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针对朱子学的微型批判史。
总之，希望本文的价值并不只是在于对历史的一种陈述，而在于能引起人更多的思考。是为引言。
二、线索与脉络
本文围绕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而展开，同时也试图对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做出简要的概括。“曾点气象”问题为何兴起？人们对此问题的讨论，背后又蕴含着什么问题？我们只有在儒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下来探索该问题，才会得到比较明确的答案。显然，宋儒对此问题的关心，正是以心性论为代表的理学兴起的一个缩影。在当时，儒学的中心问题是为重建社会秩序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而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其中心也正在于此：从淳而又淳的儒学立场来诠释之，在对它的诠释上寄托儒学之所应然的诸多理想。
由于“曾点气象”本身的复杂性，朱子的这一努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此困难集中地反映在朱子数十年间讨论“曾点气象”的曲折历程上。朱子一开始未必对于其塑造“曾点气象论”所能遇到的阻力有足够的预见，而在如何弥合前人在论“曾点气象”的分歧上，也缺乏清晰的认识。这又直接导致了其后来在讨论该问题上的重重矛盾，深入挖掘朱子在此讨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及其应对之方，就成了本文的重点所在。
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也是其整个思想发展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只是所然的话，那么其早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就构成了他形成上述思想的所以然者。因此，在我们详尽考察朱子论“曾点气象”之前，有必要对朱子思想的发展历程做出概括性的说明。事实上，正是由于朱子在中和之悟后思想已经基本定型，因此他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在总体上也具有一致性：都是其一贯为学宗旨的反映。也可以说，朱子论“曾点气象”的过程，只是一个由说不出到说清楚的过程，而其所展示的思想内涵，一开始就隐含在《论语集注》的初稿中。
朱子讨论“曾点气象”的中心，就在于对“曾点气象论”的塑造。而“曾点气象论”，本又凝聚着他对儒学理想之境的设想。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包涵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曾点气象”做合乎儒学正面价值的诠释，二是对时人过分渲染“曾点气象”所可能导致的诸多流弊的批判，三是把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导向对为学之方和为学之序的辨析。这三个方面渗透在朱子讨论“曾点气象”的整个过程中，也体现着朱子学的基本精神。
朱子论“曾点气象”的过程，既体现为其对儒学“有”的方面的强调，也体现为其重在划分儒释道疆界的巨大努力，体现为他对虚实之辨的强调。上述特征也是朱子学的整体特色。当然，朱子在强调有的前提下，也没有对“无”的方面采取一概禁绝的态度。他曾长期对“洒落”欣赏有加，直到晚年还沉湎于注释《周易参同契》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了朱子思想的多侧面性。
朱子与弟子友人围绕该问题的讨论，又体现为一个教学相长、相互促进的过程：不独朱子的弟子朋友在朱子的影响下有所收益，而朱子也在这些讨论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思想表达方式，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完全可以说，若没有这一讨论过程，没有弟子友人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反复问难与指责，就不会有《论语集注》定稿中的“曾点气象论”，也就不会有朱子晚年对陈淳的谆谆教导。
朱子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彰显着中国哲学的特色所在，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它是超时代的，对于今天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