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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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的评价及影响(5)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近。”黄梨洲此论,指出了陈黄二人思想的一致性一面。就本文而言,他们的共性又表现为其对“曾点气象”的特别推崇上。

前人在论及明代心学的兴起时,未有不首提陈献章(字公免,别号石斋,后人称白沙先生,1423—1500)者,盖白沙先生为扭转一时风气的人物。陈白沙论学以自然为宗,论境界以曾点、邵康节、周濂溪为的,其基本思想被梨洲概括为:

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

在梨洲眼中,白沙之学既以虚静为根本,又能兼顾到日用常行的分殊,既强调未尝致力,又能做到应用而不遗,其“气象”与“曾点气象”相当。而白沙之论曾点,则明显体现出了对程朱理学长期发展之日趋沉闷,日渐僵化的反动:

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思想,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时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陈献章:《白沙子》,卷三,《与林郡愽·四》,《四部丛刊》本。

白沙此论,既推崇曾点之见趣,又不忘强调孟子之工夫,表明上看也颇为圆融,也在强调不能空说气象。但我们还是能够看的出,白沙的理想之境是曾点襟怀,而不是庄敬严毅的状态。而且,他还有意地在强调这一对立。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在薛瑄、曹端、胡居仁诸人大力强调敬畏有些过头的时候,白沙能起而宣扬曾点襟怀,不能不说具有明显的思想解放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容肇祖先生认为:“陈献章的思想,他的重要的贡献,是要将个人的思想由书本的束缚及古人的奴隶之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宣扬主静和自然,毕竟更容易走向佛老的一边。黄宗羲对此就很中肯的评论到:“然而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在白沙那里,虽然他也有说梦之戒的自觉,但是儒学本有的那种强烈的担当精神还没有发露出来。他更缺少像阳明那样对良知这类观念的正面强调,终给人以“失却最上一层” 的感觉此为陆桴亭评白沙语,见陆桴亭著《思辨录·诸儒异学篇》。《四库全书》和《清儒学案》只收入陆的《思辨录辑要》,而未收《思辨录》 。他也和刘因一样, 徘徊在隐士与非隐士之间自白沙之后,批评其近佛老的声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应该说,在白沙的思想里确实也体现出了一体之两面。如梨洲之师刘宗周就认为,白沙之学“终是精魂作弄处,盖先生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似禅非禅,不必论矣”。见《明儒学案·卷首·师说》。但是,正如梨洲所言,“先生之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与禅学不同如此”。如果我们只注意白沙晚年有得后的“放开”语,而不注意其早年千辛万苦的对书册的求索历程,当然很容易指其为近禅,而其实情则远非这么简单。准确的说,白沙更近于隐士,而非禅客。

相对于陈白沙而言,王阳明的思想则更为圆通,也更能凸现儒学的真精神。王守仁(字伯安,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的思想,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对朱子学的反动;而就时代论,阳明倡导的“心学”是在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运动,因而具有全新的气象,也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新解放。由于前贤们对阳明学的精神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言。

概括而言,论及“曾点气象”,阳明不再遵循朱子以“天理浑然”来注解“曾点气象”的理路——而是转而认为“曾点气象”妙在其狂、其乐,妙在无入而不自得,妙在其是良知的自然发露。这就是说,朱子论“曾点气象”,是围绕理字展开,而阳明论“曾点气象”,则围绕良知(心)展开,这也大致是他们思想异同的一个集中体现。

王阳明曾经以“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做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外集》,《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二》。的诗句相标榜,把狂者胸次作为其个人为学精神的核心。当然,其本人的气象也与后人心目中的“曾点气象”多有吻合。王自己也曾说过:

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在阳明看来,曾点“狂”的前提是他“无意必”、“不愿乎其外”,是以我为主的气概,是自信本心的表现。而他自己也正是因为能做到以我为主,才能使“良知”自然流露:

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同上,卷三十四,《年谱》。

于他来说,“行不掩言”正与乡愿态度相反对,其所体现出的,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精神,也正是良知的本然呈现。既然良知时时知是知非,故行动一依良知而行,自然就能做到从容中道,他又有云: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

阳明认为狂者离圣人只有一克念的距离,因为狂者其志高,其心未坏,这是乡愿者所无法企及的,其对曾点之推许远高于朱子。

在阳明心中,理想人格本来就是多元的——人之才气不同,因此要随才成就,狂者就要成就其狂,而不要去强行改变其本性:

圣贤之学不是这等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以此章(即‘曾点言志’章)观之,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者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的?《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

阳明论曾点,最强调他的狂的一面,这也与他提出道学革新的激情与勇气是分不开的。恰如陈来先生所言,曾点式的狂者胸次是构成阳明思想“无”之境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阳明也注意到了时人虚说本体,玩弄光景的弊端。他无论是论气象还是论良知,都始终注意强调在工夫上见本体,着力凸现儒学的精神:

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敎,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

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

阳明很清楚,狂者虽然高于世俗之人,但离真正的圣道还很远,而若只有曾点之狂,而无下学工夫之实,其流弊是危险的。阳明自述对于“良知”的体认过程,则有“千死百难”之语,确实不可以简易空疏、玩弄光景者视之。

此后,王门后学中的泰州一派更是凸显了“曾点气象”中的“乐”、“狂”的一面,他们以狂者自任,高扬儒学的担当精神,倡导“乐学”境界,时时以济世为己任,以一腔热诚积极为实现理想而奔走,“无有放下时节”。在他们看来,“曾点气象”大体代表着以下的特点:它是人本真心体的自然发露、不假事为、天然、率真、和乐、独立自得、自由自在等,这些都是与其主张要高扬个人主体精神的宗旨是紧紧相连的。不过,他们似乎都有自信太过的嫌疑,不但高唱“现在良知”者有之,就是高唱“良知当下现成”、以解缆放船为工夫者亦然,有的甚至公然宣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是床上之床也。”虽然以乐为道是其自信本心的表现,但是这种说法毕竟离冲开儒家纲常的束缚不远了。

我们说,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晚明近乎放荡和享乐的风气与阳明后学有关,但我们还没有发现真正的阳明弟子中有所谓“鱼馁肉烂”的现象。即使就是被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笃吾,又号温陵居士,1527—1602)、颜钧(号山农,1504—1596)、何心隐(原姓梁,名汝元,字夫山,1517—1579)之辈,其文字中也没有特别出格的东西我们常常能在《明儒学案》中看到认为他们“遂复非名敎之所能羁络”的评论,但是细看他们的文字,我们很难发现他们有所谓非圣,有所谓“启蒙思想”的东西。不过,若不止是观其言,而且去考其行,则这些人都有任侠之风,如罗汝芳为救邻媪而不惜行贿,何心隐假借占术攻击严嵩。这些人的言行已经不像正统儒生了。相反,我们多能发现泰州学派人的古道热肠,发现他们对于儒学近似于宗教徒式的痴狂。

在当时,从白沙、阳明首推“曾点气象”开始,同样也就出现了反对过分宣扬曾点之乐的声音。随着人人竞相讨论“曾点气象”,反对“曾点气象”的声音也同时强大了起来。这一个案也是明代中期儒学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典型体现。

早在阳明之前,胡居仁就曾提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虽也形容有道气象,终带了些清高意思。”《居业录》,卷一。胡为朱学后劲,自然不便对延平的上述观点多有微辞,但是他还是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宣扬洒落者泼了冷水,认为他们清高有余而担当精神不足。在阳明同时,与阳明直接形成对立的是夏尚朴(字敦夫,号东岩,1466-1538),他指出:

寻常读“与点”一章,只说胸次脱洒是尧舜气象,近读《二典》、《三谟》,方知兢兢业业是尧舜气象。尝以此语双门詹困夫(不详),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复斋(不详)有诗云:“便如曾点象尧舜,怕有余风入老庄。”乃知先辈聪明,亦尝看到此。夏尚朴:《东岩集》,卷一,《语录》,《四库全书》本,下同。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夏氏和詹氏兄弟对当时人人竞言“与点之乐”的反感之情,也能看到其对时人竞言“曾点气象”之流弊的警觉。对他们来说,敬畏与洒落正好对立,过分宣扬了洒落的一面,也就抑制了敬畏的一面,片面地宣扬“曾点气象”,无异于失掉了儒学的基本价值观,而流于佛老。夏还撰写了《浴沂亭记》重申上述思想,其中亦云:

旧尝游太学,得逮事章枫山先生(章懋,字德懋,号暗然子,1437——1522。章讲学于枫木庵中,学者因曰枫山先生,《明儒学案》有传),先生一日谓予云:陈白沙应聘来京师,予在大理往候而问学焉。白沙云: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予(章)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白沙云: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意,然后有进步处耳。予(夏)闻其言恍若有悟,信以洒落为尧舜气象。后读《二典》、《三谟》,乃知兢兢业业方是尧舜气象,孔颜之乐端不外于此矣。故周子有礼先乐后之训,而程子亦云敬则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无事,是皆吾心之固有,非有待于外求者,必从事于敬,庶可知其意味之真耳。岂必放浪形骸之外,留连山水之间,然后为乐其乐耶?因以告夫同游二三君子,且着诸篇以自警焉。《东岩集》,卷三。按,章懋本人文集对此的记载是:问:白沙人来,就学者如何开发之?白沙以为今人陷溺于名利污浊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先生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如何合杀,怕流入老庄去。白沙曰:使摆脱开方好。向道,此亦救一时之弊也。见《枫山语录》,《四库全书》本。

“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白沙此论,在明初朱学依然强盛之际提出,其冲击力与解放性可想而知。固然,明初思想之僵化需要通过讲“曾点气象”来予以破除,这也有救时之弊,因病施药的意味。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只要一讲“与点”就会流于禅学。但是,夏氏、章氏的忧虑毕竟不是空穴来风。其后来历史的发展反倒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二程就提到过救人为学之弊端如扶醉人,需要两面扶持,但主一偏,其为害就不可避免。我们也能在胡居仁等人的文献中发现相同的忧虑。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明代思想风气的转换。

同时,《明儒学案》中还载有:王文成赠诗有“舍瑟春风”之句,(夏)先生答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见,夏与王一个侧重宣扬洒落,一个重在强调敬畏,态度恰好相对。从以上引文中可知,夏氏的这一主张绝非他一人的孤声先发,而是代表了一批人的共同观点例如,《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下》中还录有吕柟门人杨天游的话:今之学者,不能实意以积义为事,乃欲悬空去做一个勿忘勿助;不能实意致中和,戒惧乎不睹不闻,乃欲悬空去看一个未发气象;不能实意学孔颜之学,乃欲悬空去寻孔颜之乐处。外面求讨个滋味快乐来受用,何异却行而求前者乎?兹所谓舛也……今世学者,病于不能学颜子之学,而先欲学曾点之狂,自其入门下手处便差。不解克己复礼,便欲天下归仁;不解事亲从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妇,便欲说鸢飞鱼跃;不解衣锦尚,便欲无声无臭;不解下学上达,便自谓知我者其天。认一番轻率放逸为天机,取其宴安磐乐者为真趣,岂不舛哉!当然,若细考之,则王门后学内部关于“良知异见”的种种争论,也未尝不包含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因素。只是对此一点,前贤已经多有论及,这里不再多言可参看《明儒学案》的相应部分。

以提倡敬畏情来对抗曾点之乐,显然是出于对时人一味寻乐所可能带来的流弊的警觉,也深刻地反映出了理学内部在敬畏与洒落问题上的冲突。在思想史上强调敬畏与洒落的冲突自古已然,但这一矛盾只是到了此时才被人自觉地意识到了,也更被有意地凸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