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1435400000042

第42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的评价及影响(6)

必须指出,上述资料只是反映出了夏东岩思想的一个侧面,而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六十七册所收的《夏东岩先生诗集六卷》中,我们却能看到一个推尊白沙,提倡洒落的东岩形象。仅举四库馆臣对《东岩诗集八卷》的提要四库馆臣所见的本子,是浙江巡抚采进本《东岩诗集八卷》,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的本子,为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五年,斯正刻本《夏东岩先生诗集六卷》,二者的内容应该是大同小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多涉理语,近白沙、定山(庄泉,字孔旸,号定山,1413—1475)庄泉在“气象”上与陈献章相近,但也有些许不同。黄宗羲评之为: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于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而于所谓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盖功未入细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后流传多是此种学问。其时虽与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髙,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先生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气象曜如,加于乐天一等。流派,集中《读〈击壤集〉》绝句云:“闲中风月吟边见,始信尧夫是我师。”其宗法可知也。

东岩的诗集中,宣扬吟风弄月的诗作非常多,文中提到陶潜,东坡,尧夫,白沙的地方也屡屡皆是。如其《题白沙集后》云:岭海谁希贤圣踪,白沙真有古人风同上。这表明东岩也没有把敬畏和洒落绝对对立起来,并不主张完全用敬畏来代替洒落。

客观的说,以上心学一脉对“曾点气象”的推许,对于解放人们深受理学教条的束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人对此也都有极高的评价。不过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虽然晚明时期对“曾点气象”的过分渲染,直接导致了时人道德意识的淡化,也确实与被喻为“王学末流之弊”的时代精神危机不无干系,以上所引诸人对这一倾向的警觉与批判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反过来说,若只讲敬畏,不讲洒落,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会再次使人们的思想走向僵化,甚至会扼杀人们的主体性。事实上,如何处理敬畏与洒落之间的关系,最大可能的实现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同时又能保证人的个体自由的充分实现,又尽可能的避免包括极端个人主义、玄虚思想、功利主义在内的各种一偏之论对社会的不良影响,这始终是朱子在论“曾点气象”中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史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直到今天,展开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究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说,单就这两种思潮本身而言,它们都各有利弊,若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无所限定,都会出现偏差。相反,只有出现这两种思想交相争辉,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局面,才能够有效的消解与抑制片面宣扬其中的一方所可能出现的弊端。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思路吧。

在明代理学内部围绕“曾点气象”展开论争之时,开始有学者要根本取消这一问题,这个人就是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1488—1559)对“曾点气象”的理解颇为另类,颇能开清人学风的先声。我们只有把他的言论放在明清之际思想转变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观点的价值。由于前贤已对此有过很多的论述,这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可参看钱穆、梁启超、余英时、葛兆光、王汎森等人的专门论述。总的来说,在杨慎的时代,社会及学术领域正在酝酿着全方位的变革,而由理学向经学进而是礼学的转变,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这一浪潮中,提倡怀疑和走出宋明儒者,提倡实学者渐成潮流。杨慎就是这一潮中的先驱人物。论及“曾点言志”一节,杨慎强调:

四子侍坐,而夫子启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试言其用于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为国之事,答问之正也。子路乃率尔以对,先蹈于不辞让,而对之非礼矣。夫子哂之盖哂其不逊,非哂为国也。曾是时手方鼓瑟而心口相与,曰:夫子其不悦于为国乎?又见赤与求之答,夫子无言,窃意夫子必不以仕为悦矣。故一承“点,尔何如”之问,从容舍瑟而试问曰:异乎三子者之撰!盖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点乃为浴沂咏归之说,盖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漠之滨,而忽闻曾晳浴沂之言,若有独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饮水之乐,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至于三子出而曾点后,盖亦自知答问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独与,故历问之。而夫子历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二三子哉?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五,《夫子与点》,《四库全书》本。按,此段完全取自黄震的言论,杨慎窃取之而丝毫不予以注明,杨氏之无德,于此可见。

对于杨慎,造伪和以出名为目的的各种翻案是他被人经常提到的话题。这段文字就是一个翻案的典型。我们甚至可以用标新立异来定位杨在说这段话时的内心世界。他不惜设身处地的带曾点立言,为其设计了一段充满机心的内心独白,于是就草草把曾点的言说定性为“迎合之言,非答问之正也”。如果说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朱子等人的曾点论固然难以站得住脚,那么杨慎的观点同样也是想当然的产物——这一添字解经的做法比宋儒之好出己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杨慎所注意的也正是很多人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孔子不与“皆言为国之事”的三子,却要与颇有些自得其乐的曾点呢?事实上,只要我们越是把注意力转向《论语》的文本本身,就越会感到宋儒种种解说的不可信,也就越会激发人去探讨孔子与点的真正原因其实,这一公案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没有确解,可以引发人无限的遐想。有时候我甚至想,我们真的有必要凿开混沌吗?。杨慎接着指出:

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但欲推之过高,而不知陷于谈禅,其失岂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此正论也。又曰:夫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按,这一段同样来自于黄震。又曰:上下与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尧舜可以当之。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且圣人之志,老安少怀,安老必有养老之政,怀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隐居放言亦为政之事也。点之志与圣人岂若是班乎?此言或出于谢上蔡之所录,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程子之贤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张曾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点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论,且与琴张、牧皮为伍,琴张、牧皮又可与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学者循声吠影,徒知圣人之所与,而不知圣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陈归鲁,欲裁正之者,正为辈。惜乎不知所以裁点之事,而徒传与点之语,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朱子晩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话,《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吕与叔……又因程子吟风美月之言,而演为心斋之说。心斋乃庄子之寓言,此诗不惟厚诬曾点,又嫁非于颜子矣。其去竹林七贤、南朝八达者几希。审如是,何不径学庄列而学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历聘卒老,于行荷蒉、晨门、长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讥讽,而夫子之辙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岂以不仕为高者耶?充点之志而不知圣人之裁,则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皆声应气求,响合影附,不至于猖狂自恣,放浪无检不止也。鼓之舞之流于异端而不觉者,岂非尧舜气象一言为之厉阶哉?《升庵集》,卷四十五,《夫子与点》。

宋人尧舜气象、天地同流之说又过矣。曾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为此言以销壮心而耗余年。此风一降则为庄列,再降则为嵇阮矣。岂可鼓之舞之推波助澜哉?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六,《四库全书》本。

这里,杨慎重在抨击时人的各种“曾点论”是“谈虚好高之习”,进而认为曾点之志“与桀溺之忘世,庄列之虚无,晋人之清谈,宋人之禅学”,乃至与佛老之学了无分别。他的这一观点以及“纵真程子之言,吾亦辟之矣”的精神,我们会在更多明清之际学者们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精神也可以概括为崇实二字,体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精神。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如钱穆先生那样,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和王学联系起来钱穆先生曾多次提出,像杨慎这样的观点,在明清之际颇为流行的,那种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精神与王学的精神一致。试图在理学中为它寻找渊源。另外,有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为杨慎所指出的,朱子晚年不喜人空言曾点,空言气象,这一点概括得还是很准确的。

至于杨慎文中所提到的观点,几乎是黄震观点的翻版,只是增添了一些更具煽动性的文字罢了,不必详做评论。

晚明之际,有感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学者纷纷转而强调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强调儒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之维,其代表当属东林学者和刘宗周。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表明,朱子学在当时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东林学者基本上站在了王学的对立面(他们又都对王学有所继承),大力批判王学末流的种种流弊。要言之,他们把批判的中心,指向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无善无恶”说和空谈性命、一味寻乐等诸时弊,呼唤大家关心国计民生,呼唤儒学向经世致用复归。这种救世的见解,是东林学派的真精神。正是出于这一缘故,东林学派都对“追求独乐”之属,持一种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部中甚安闲,尽可静养,但学者以天下为任,不以一部为职,念至此,无处著一乐字矣。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与李尚甫书》,《四库全书》本。

问高忠宪(高攀龙):“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忠宪曰:“伊川言之矣。康节如空中楼阁。他天资高,胸中无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此前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曾点气象”有玩世意,但是这些话出自东林党人的口中,却具有格外的震撼力。在他们看来,贞定人道德本心的有效手段就是扎实的工夫,他们呼吁:“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处不合,惟患分殊处有差。必做处十分酸涩,得处方能十分通透。”这也是朱子学精神的体现。

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晚明之际在社会领域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士人之心态及生活理念都和前代大相径庭——更注重人的感性一面,更注重人的个体之维,更注重享乐。在此大背景下,东林诸贤所呼吁者,对于维系时代的凝聚力,对于保持社会的基本道德导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许是时代使然,东林学者基本上都缺乏对朱子宣扬“曾点气象”的苦心的同情之理解,其立论也较朱子为浅。

继东林诸贤之后,能进一步从理论上集有明学术之大成,而自觉以救王学末流之流弊为己任者,则曰刘宗周先生。刘宗周(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1578—1645)是晚明的最后一个大理学家,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思想深刻地反映着时代跳动的脉搏,近来已经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东方朔先生、李振纲师对此都有精深的研究。

蕺山为学之绝大精力,在于修正王门后学之流弊:针对其讲无是无非而大讲意根独体之良;针对其刊落工夫、虚说本体而力倡绵密细致的心地工夫: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着不得一语,才着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扺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若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上述观点和朱子高度一致,而他的“曾点气象论”,也透露出了独有的消息:

圣人之志,以老安少怀为极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此洙泗学术之宗也。群居讲求,莫非用世之道。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矣,如不用我,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礼乐,其施为气象不凡矣。

曾点狂者也,胸次洒脱,志趣超远,舍瑟一对,悠然独见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云富贵,莫(暮)春即景,若曰吾何以人之知不知为哉?吾有吾时,吾有吾地,吾有吾群,吾有吾乐而已。盖忧则违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不云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点也见及此,进于道矣,能无与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叹岂能已哉?及曾点请问辨三子之异同,而夫子一则曰为国,一则曰为邦,又曰诸侯,惓惓用世之心见乎辞矣。虽然,其言不让,未闻道也。安论二子乎?使三子而知所以为国,则夫子不必与点矣。夫子既与点之见道,而又终与三子之为邦,意盖曰不吾知也,则亦为曾点而已;如或知尔,曾点不难为三子,即三子岂可少哉?呜呼,此夫子之志也。点即景容与,便是为国以礼手段。夫子初发问,商个用世之业,觉眉宇间有津津喜色,子路率尔之对,不觉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点,乃舍却知尔公案,别寻个丘壑意味出来,将夫子一片热肠顿然灰冷,然其道则是,故叹息而与之云,三子皆以圣贤之学术,奏拯溺、亨屯之略,欲为天下拨乱世而开太平也。兵凶干济,自是宏远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术,宗庙会同,达乎朝廷,行乎邦国,有礼陶乐淑之化,合而观之,三子事业岂小补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则诸子亦皋夔稷契之俦也。

蕺山的思想,颇有集有明思想之大成的意味,其为学过程历经数变,基本已将当时的各家思想融和为一处,进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黄宗羲就提出:“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这里,通过对慎独和对“意”的贞定作用的强调,蕺山着力批判了当时道德理想严重失落的现状,高扬了儒家传统的担当意识和以救世为己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