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据《宋高僧传》卷十七《玄嶷传》载，唐武周时僧人玄嶷本为义学高道，因武后崇佛抑道，遂舍道入佛。他的这种特殊经历，说明以他对道教的了解加之生活时代距隋不远，故他在《甄正论》中称：“至如《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之说应为信史。
现存与刘进喜有关的历史资料，时间背景都发生于唐朝初年，可知，刘进喜在思想史的舞台上活跃于隋唐之际，而隋朝仅存38年(公元581—618年)，说明他的生活年代及《本际经》的时代背景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末期。
南北朝时期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承魏晋、下启隋唐。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历了魏晋南北朝370年的磨炼，变得比过去更加成熟了，哲学抽象思维的水平更加提高了。中国哲学发展史比过去更加璀璨夺目。”这“是我国思想史空前解放的伟大时代……文化专制主义为殊途同归、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所代替”《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绪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佛教和道教都在这一时期取得很大发展，道教方面北方以寇谦之为代表，南方以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分别对道教进行了改革。南北朝士族文化与神仙观念的结合，使道教逐渐摆脱了早期民间宗教蒙昧的原始形态并得到官方的承认、扶持。
此时，佛道论衡也异常激烈，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伴随着互相吸收、渗透和补充，改变对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二教论争在南朝表现为口诛笔伐，而北朝则习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干预，往往酿成灭佛、禁道的悲剧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的灭佛，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的禁道。
北朝末年，周武帝曾废佛道二教，以此作为富国强兵之策。同时，下诏设立通道观，“会通三教，一以贯之”武帝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下诏禁断佛、道二教，经像皆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周书·武帝纪》)。六月二十九日下诏设立通道观，选取佛道二教名人为学士，共一百二十人，令讲《老》、《庄》、《易》，会通三教。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周书·武帝纪》)“会通三教，一以贯之”的政策，源于天和五年(570)周武帝在《二教钟铭》中曾说，“弘宣二教，同归一揆”，“二教并兴，双銮同振”(《大正藏》第52册，第329、330页。)，其实还是想对道教有所保留，只不过这种道教必须是三教会通之道教。这次废佛举措一开始并没有简单粗暴地付诸行政手段直接取缔，而是采取了渐进的策略，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讨论。从天和二年(567)卫元嵩上疏倡议“省寺减僧”以后，至建德三年(574)之间，武帝先后下诏组织过七次三教辩论大会，在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史上首开三教“庭辩”先例。实际上周武帝灭佛动机一开始就很明确，如汤用彤先生云：“励精图治，最重儒术，殊不以戎狄自居而提倡胡教。复深知沙门病国，欲革其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灭佛期间，佛教思想界涌现出一批敢于蔑视皇权，勇于捍卫自己的信仰和思想，共赴“法难”的名士与名僧。如：甄銮不惟“上意”，没有屈从皇帝的意旨进行“命题作文”，“帝躬受之，不惬本图，即于殿庭焚荡”，武帝也没有因此迁怒于他。而当“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帝览论以问朝宰”，此时竟然没有一个投机分子见风使舵跳出来敷衍趋势，群臣噤声“无有抗者”，皇帝也只好无奈地“于是遂寝”。
武帝亲自与佛教界的辩难，也是一种“奇观”。建德三年(574)五月十六日诏僧、道大集京师，于太极殿命辩二教优劣，僧智炫辩败道士张宾，帝乃自升高座斥佛法“不净”，智炫当面指斥道法更为“不净”。“帝动色而下，因入内。群臣、僧众皆惊曰：‘语触天帝，何以自保？’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归，有何可惧！乍可早亡，神游净土。岂与无道之君，同生于世乎？’众皆壮其言。”虽然第二天即下诏二教俱废，但是武帝对智炫“仍相器重，许以婚姻，期以共政”，而智炫不为所动，历尽艰辛“与同学三人走赴齐都”《大正藏》第50册，第631页。此时，道安亦潜逃山林。武帝下令搜访，道安被执诣王庭，武帝亲自相迎并赐予牙笏彩帛和官职，均为道安所拒。公元577年春，周武帝灭齐后与齐地沙门慧远的辩论更是令人惊心动魄，对于令沙门还俗的问题慧远援儒诘难，“孔经亦云‘立身行道以显父母即是孝行’，何必还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资色养，弃亲向疏未成至孝。”远逼问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亲，何不放之，乃使长役五年不见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归侍奉。”远曰：“佛亦听僧冬夏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故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此理大通。未可独废。”最后，慧远大声直斥：“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远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武帝盛怒之下没有杀他，但云：“僧等且还，有司录取论僧姓字。”《大正藏》第52册，第153页。
有佛教信仰的士族知识分子和精英僧侣，不畏皇权勇于捍卫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这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社会、文化的担当意识。武帝的宽容、克制也是政治开明的体现。文化的自信与政治的开明往往又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北周武帝作为鲜卑贵族政治集团的总代表，也是借灭佛之举意欲和“胡”划清界限后赵石虎尝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大正藏》第50册，第383页。)南朝刘宋末年，道士顾欢借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著《夷夏论》扬道抑佛，认为道教是中夏之教，佛教是西戎之法，中夏与西戎性情、风俗乃至礼法各不相同，“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引发佛道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夷夏之争”。武帝自云：“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大正藏》第52册，第154页。，灭佛目的之一是为了发扬儒家正统文化，他也正是以这种文化的合法继承人自居的。这些都说明，此时中国北方(北朝)在经历了数百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孕育”的民族大融合，迎来了它的“成年礼”——文明的回归、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自信，这也是中华民族即将再一次“崛起”的“序曲”。
这一时期的佛道论衡对道教具有开阔视野、深化认识的作用，道教思想界为了回应佛教方面的诘难，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确立新的真理标准。
甄銮《笑道论》的特色在于揭露道书的荒谬，首先：申明对二教的总认识，将道家与道教分开，肯定《老子》而排斥道教。其次：在三十六个标题项下引述道经分别进行驳斥、评论，“三卷，合三十六条。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经有三十六部”《笑道论》见《广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册，第143页-152页。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道书有违历史常识、道教创世之说自相抵牾。第二，论老子化胡说之谬，关于佛与老子的编造混乱不堪、前后错杂无序。第三，道术荒诞不经，更有男女合气之法秽不可闻。第四，道教不仅伪篡道经、剽窃诸子之书冒充道书，而且剽窃佛经又不识其义。第五，道经前后错谬，道教威仪戒律无统。第六，道教诸天之说荒诞无稽，道教神仙谱系混乱。第七，论道教服丹成仙方术的荒谬，道教修持之说缺乏理据。
周武帝当众禁毁《笑道论》后不久，京师大中兴寺沙门道安又作《二教论》，“详三教之极，文成一卷，篇分十二”，立论“教唯有二，宁得有三”？“二教”即儒、释，道教只是儒教的分支。《二教论》吸收了南朝佛教学者的佛道论衡思想成果，理论色彩较强《二教论》见《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册，第136页-143页。除去和《笑道论》重叠的思想部分，《二教论》主要突出的内容有：(1)反对“三教”的提法，比较儒、释、道的深浅同异，说明道教本属儒教，而佛教实际上又优于儒教。(2)批驳当时流行的反佛观点。《笑道论》、《二教论》基本上涵盖了南北朝时期佛道论争的重要内容佛道论衡对于佛教“中国化”，同样起了促进作用。如《笑道论》驳斥老子化胡说之谬，对此汤用彤先生曾说：“汉世佛法初来，道教亦方萌芽，分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道均借老子化胡之说，会通两方教理，遂至帝王列二氏而并祭，臣下亦合黄老、浮屠为一，固毫不可怪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3页，中华书局。)任继愈先生也说：“佛教初传入中国，为了便于立足……他们忍让着，任凭《化胡经》广为流布，并不进行反驳。佛教显然是利用道教为自己开路，……等到佛教势力强大到足以自张一军时，则发动教徒，利用一切手段攻击《化胡经》。”(《中国道教史·序》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二教论》云：“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篇》，宗师可领。”借抬高老庄经典肯定道家思想贬斥道教，是中国佛教界的学术传统。南北朝佛教学者亦曾参与注解《老子》，《隋书·经籍志》著录晋沙门释惠琳、释惠严分别各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梁释慧观《老子义疏》一卷；梁武帝《老子讲疏》六卷，《旧唐书·经籍志》新著录鸠摩罗什注《老子》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释义盈注《老子》二卷。唐末，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中，除提到鸠摩罗什、梁武帝注《老》外，尚有佛图澄《注》上下二卷、僧肇《注》四卷。佛教学者注疏《老》、《庄》经典，对于佛教“中国化”，必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道教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及思想背景下日臻成熟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北朝末年大型道书《无上秘要》的编撰和“楼观道”新道派的发展兴盛。而前者实因周武“灭佛”直接促成。
汇聚在通道观里的学者们在“扶成教义”的基础上，为了“会归”各家异说，建成“一以贯之”的道教，就必须首先解决以《笑道论》、《二教论》为代表的，佛教思想界所提出的这些理论诘难，这就是编纂《无上秘要》的起因。《无上秘要》的编撰在道教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使带有地域、文化差别的道教各派思想融会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手段。为了编纂《无上秘要》，周武帝特地诏命楼观道士王延住持通道观，整理校订三洞经图。王延作《珠囊》七卷，著录经、传、疏、论八千三十卷，皆缄藏于观内《云笈七签》卷八五，《尸解·王延》，王延“校三洞经图”始于建德三年(574)，武帝主持编撰《无上秘要》事在建德末年(577)，王延所校道书当为《无上秘要》的重要资料来源，故王延很可能也参与了编撰工作。王延所作《珠囊》今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