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西道孔子”: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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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不识时务”的黄门郎(2)

汉成帝荒淫无度,竟然绝嗣。

成帝即位之初,曾采纳丞相匡衡的建议,取消了一些祭祀天地鬼神的郊祀制度。但是,到了永始元年(前16),已经三十七岁的汉成帝竟然还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帝位的儿子,为了求得继嗣,于是又恢复了被取消的那些郊祀制度。这样一来,这位风流天子便以“求嗣”为借口,开始了频繁的郊祀活动。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汉成帝便先后行幸甘泉、河东,郊祀泰峙、后土,还举行了规模空前浩大的羽猎、长扬两次游扬雄《甘泉赋》石刻猎活动。扬雄以“待诏”的身份,陪伴汉成帝参加了以上这些郊祀、游猎活动,并且因此留下了最能代表扬雄辞赋成就的“四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扬雄写作《甘泉赋》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劝谏皇帝,祭祀时不要过于讲排场而靡费财物,这是劝谏皇帝“戒奢”。他在赋中写道:天子参与祭祀活动的时候,首先要神情严肃,心灵纯洁,聚精会神,才能感动天地而赐人以福佑;其次,身为天子,心中要想到怎样选拔像皋陶、伊尹、邵公、周公那样的贤臣来辅佐自己,把国家治理好,要知道感动天地鬼神靠的不是众多华丽的仪仗和祭献的珍馐美味。另外一个目的是针对汉成帝专宠赵飞燕姊妹的荒淫乱政行为,劝谏皇帝应当“戒色”。扬雄在赋中写道:古代的天子,从来不用“薜荔”这样的野草来铺垫卧席,他们只把“琼枝”视为香花,只饮用“若木”上凝结的玉露;他们祭祀天神,便尽用礼神的仪式,祭祀土神便歌颂地祇的功德;他们追求女色,总是首先想到利害,宁肯追求年岁虽长但行为端庄的“西王母”,也不接受年轻貌美而举止轻佻的“玉女宓妃”的求爱;他们治理国家,总是坚守道德的原则,并且自愿接受神明的监督。

元延二年(前11)正月行幸甘泉宫之后,汉成帝又在当年的三月率领群臣渡过黄河去祭祀后土。祭祀后土之后,汉成帝便同群臣一道“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旅游活动。由于这次旅游活动所观赏的主要是五帝、三皇的遗迹和与古代圣君贤臣有关的地方,所以扬雄就试图用辞赋来激励成帝勤政爱民、整顿朝纲的进取之心。“四赋”中,其他三赋都是“风”(讽,劝谏),唯独这次的《河东赋》是“劝”(勉励),足见其用心良苦。

扬雄在《河东赋》中写道:来到介山游览,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千;登上龙门,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登上历观,虞舜率民耕种的勤政作风让人钦佩不已;看到唐尧曾经登临的这些高山,仿佛看到了前朝的太平盛世……扬雄唯恐皇帝不明白自己的用意,又在赋的结尾处直白地强调:遵循五帝开辟的道路,踏着三皇走过的足迹,让车子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谁能说路途遥远而不能到达呢?

继元延二年正月幸甘泉宫、三月游河东之后,汉成帝又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举行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羽猎”。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开游猎之风以来,到汉成帝时代,以狩猎为内容的游玩之扬雄《河东赋》石刻风尤甚。成帝的狩猎活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极其铺张还严重扰民。“羽猎”是要士兵们头戴羽毛装饰参与竞逐的狩猎活动。

扬雄在《羽猎赋》中,为了造成歌功颂德的假相,于是竭力夸耀羽猎场面之壮观和规模之巨大;但其用意是“讽”,是对这种劳民伤财、为祸百姓的游玩活动表示否定和批判。鉴于自己身份的卑微,他只能采用“寓贬于褒”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良苦用心。于是,他说按原来的狩猎计划,本来还要“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发黄龙之穴,窥凤凰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的;但因为天子忽然想到楚穆王为了防止奢侈而改变游历计划的故事,于是也改变了狩猎计划,并且从此“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功不雕”(很少前往离宫并停止了游历,再也不大兴土木)。扬雄还把自己希望皇帝做到的事,说成皇帝觉悟之后的自觉行为;如说皇帝担心贫穷者享受不到朝廷的恩泽,于是下令开放禁苑、开仓济贫,号召富人讲究仁爱、赈济穷人;还下令放走皇家苑囿中的鸟兽,收起苑囿中设置的狩猎工具,让苑囿中的麋鹿和柴草供天下百姓享用;还下定决心建立正常的君臣关系,崇尚圣君贤相而建功立业。

然而,汉成帝所欣赏的,只是《羽猎赋》中歌功颂德的词句,他根本没有真正读懂扬雄的这些弦外之音。扬雄的唯一收获,是他凭着《羽猎赋》被授予“黄门侍郎”,正式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

《羽猎赋》不仅没有起到谏阻皇帝游猎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皇帝游猎的兴趣。“羽猎”之后的第二年,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汉朝禽兽的种类繁多,更是为了观赏“人兽搏击”的刺激场面,于是举行了“长杨观猎”的活动。

“长杨观猎”活动,区域辽阔,方圆千里;规模宏大,野兽十多种;场面血腥,人兽大战;耗资巨大,用槛车运载上千只野兽到“长杨射熊馆”;扰民严重,农民无法从事秋收。扬雄《羽猎赋》石刻素来坚持“远祸以全身”处世态度的扬雄,在伴随皇帝参加“长杨观猎”之后,也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忧愤之情了。他完全一反常态,改变了过去“骚体”的作赋结构,不再用大量的篇幅做极尽铺陈的描写,而是直陈其事,直奔讽谏的主题。《长杨赋》采用“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问答的形式来结构文章,以“闻圣主之养民”作为文章的首句,直奔主题。

扬雄在《长杨赋》中,首先指责“ 长杨观猎”严重扰民,指出圣明天子应该对百姓普施恩泽,决不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侵扰百姓。为了让皇帝幡然醒悟,《长杨赋》还采用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写法。扬雄历述汉高祖创业之艰辛,汉文帝治国之节俭,汉武帝征伐四夷的伟业;企图以此激励汉成帝的进取之心,一改其好女色、好宴乐、好游猎的错误行径。

扬雄上奏《甘泉赋》,是希望汉成帝“屏玉女,却宓妃”,结果成帝对赵飞燕姊妹仍然宠爱有加;上奏《河东赋》、《羽猎赋》,是希望成帝“辍观游,弘仁惠”,扬雄《长杨赋》石刻结果成帝不仅没有停止观游,反而在第二年又“观猎长杨”,并且规模更大,扰民更加严重。

“四赋”谏君的遭遇,使扬雄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原以为,赋是可以用来讽谏使皇帝修正错误的。“四赋”谏君的失败,使他彻底改变了对赋的看法。当意识到“赋劝而不止”,即赋只能助长帝王的错误,起不到使帝王修正错误的作用之后,他沉痛地说:赋好比是杂耍之类的玩意儿,只能供人娱乐而已。他后来甚至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从此以后,扬雄把自己喜爱了二十多年的辞赋彻底抛弃了。

本来,扬雄是完全可以凭借辞赋博取皇帝欢心而青云直上的,因为汉成帝是一位“好文辞”,尤其喜爱辞赋的皇帝。如果扬雄不执著地坚持“为赋以讽”的创作原则,如果他能够像其他的文学侍从那样曲意逢迎皇帝,他又怎么会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又何至于落得“三世不徙官”的下场呢?三、草《玄》避祸

绥和二年(前7),年仅四十五岁的汉成帝,终因荒淫无度而一命呜呼!继承他皇位的,是他的侄儿刘欣,这就是汉哀帝。

刘欣的父亲是定陶王刘康。刘康是汉元帝的皇妃傅昭仪所生,与汉成帝是同父异母兄弟。哀帝刘欣是刘康的王妃丁姬所生,于绥和元年(前6)被汉成帝立为太子。

其实,汉成帝是有过子嗣的。

虽然成帝的两个皇后(许皇后、赵飞燕)、两个婕妤(班婕妤、卫婕妤)、几个昭仪(赵合德等)都没有给他生过一个皇子或者公主,但是嫔妃“许美人”和宫女“曹宫”,都给汉成帝生下过一个皇子。只是因为赵飞燕姐妹俩害怕失宠,竟然命令宫中小太监秘密地将两个在襁褓中的小皇子杀死,这就使得汉成帝绝了子嗣。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王朝,总是不断地演绎着“一人成仙,鸡犬飞升”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故事。

哀帝即位之后,哀帝祖母傅昭仪的三个堂兄弟一下子就飞黄腾达起来:傅喜封高武侯,官至“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傅晏封孔乡侯,亦官至大司马;傅商封汝昌侯,官至左将军。连傅昭仪同母异父兄弟郑恽的儿子郑杨雄“草玄图”业,亦被封为阳信侯。哀帝祖母一党的傅氏、郑氏外戚,封侯的六人,官居大司马的二人,官至九卿(秩二千石)的六人,任侍中、诸曹等宫廷要职的十多人。哀帝母亲丁姬的两个哥哥,丁明封阳安侯,官大司马骠骑将军;丁忠早死,其子丁满封平周侯。丁姬的两个叔父,丁望官左将军,丁宪官太仆,都成了朝廷重臣。哀帝母亲一党的丁氏外戚,封侯的二人,官至大司马的一人,官至将军、九卿的朝廷重臣六人,任侍中、诸曹等宫廷要职的十余人。哀帝即位之初,立即改变了朝廷政局,由傅氏取代王氏,使丁、傅外戚集团成为西汉王朝的实际执政者。

汉哀帝的荒淫奢侈,比起他的叔父汉成帝来,应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对董贤的宠幸。

董贤是个美男子,被哀帝爱上之后,两个月内,就由地位卑微的黄门郎,升迁至身份显赫的“驸马都尉侍中”,相当于由科长一下子升迁为省部级官员。为了让董贤得以封侯,汉哀帝不惜亲手制造了“东平王云后诅咒”的冤案,将董贤作为告发云后的功臣,封董贤为高安侯。丞相王嘉出面干预,竟被哀帝处以死罪。哀帝的舅舅丁明,时任大司马骠骑将军,觉得哀帝宠幸董贤太过分而王嘉死得太冤枉了,于是也出面干预。不料,连丁明也遭到哀帝一顿训斥,并且罢了丁明的官,让董贤取代丁明,成为掌管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长官——大司马卫将军。

汉哀帝对董贤的宠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哀帝不仅要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而且常常要董贤陪他睡觉。有一次,两人白天睡大觉,哀帝睡醒之后,发现自己的内衣衣袖被董贤压着;为了不惊动董贤,哀帝割断衣袖之后起床离开。这就是后世把同性恋称为“断袖癖”的来历。

汉哀帝给予董贤的恩宠和赏赐,是古今绝无仅有的。哀帝为了让董贤留宿宫中,竟下诏让董贤妻子也可以住在宫中。有时候,哀帝就直接到董贤家里住宿,就像官吏的妻妾住在官府中陪侍丈夫一样。哀帝还爱屋及乌,下诏将董贤妹妹封为昭仪,并且把董昭仪的住处改为只有皇后住所才配称的“椒风”。哀帝还下诏,为董贤在皇宫北阙下建造了一座与皇宫规格相似的府第。董贤父亲被封为关内侯,授给少府、卫尉要职;董贤弟弟被授予相当于京城公安局局长的“执金吾”,董贤岳父则被授予相当于国家建设部部长的“将作大匠”。至于董贤本人,一个年仅二十二岁、对军政大事毫不了解的青年,竟然成为掌握军国大事、比丞相权势还大的“大司马卫将军”!

汉哀帝在位的六年间,朝廷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明争或暗斗。哀帝时期,朝廷上出现了“四太后并立”的现象:属于哀帝祖母辈的是王太后(时称“太皇太后”),傅太后(时称“帝太太后”);属于哀帝母亲辈的是赵太后(时称“皇太后”),丁太后(时称“帝太后”)。四位太后背后,分别是王氏、傅氏、赵氏、丁氏四姓外戚集团。

哀帝即位之后,王氏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先是曲阳侯、大司马王根被免官,接着成都侯王况也被罢官。王莽时任大司马辅政,主动提出辞职,但被王太后挽留。后来终于因为“议尊号”一事跟傅太后闹翻,也被免官,由傅喜接替王莽出任大司马一职。

傅氏集团内部也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傅晏与傅喜虽是堂兄弟,但傅晏对傅喜在“议尊号”一事上不与自己站在一边而怀恨在心,又以自己贵为皇后父亲而地位却在傅喜之下而心怀不满,所以便借傅太后的力量,又勾结御史大夫朱博和阳安侯丁明,以所谓“附下罔上”、“放命圮族”的罪名,将尚能秉公办事的傅喜免职,跟傅喜关系亲近的丞相师丹也被罢免。

哀帝在位的六年间,朝廷政治黑暗,地方官吏腐败透顶,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弄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谏大夫鲍宣在上给朝廷的奏疏中,指出民有“七亡”、“七死”,其中对百姓危害最大最深的是:水灾旱灾不断,瘟疫蔓延为害;而各级地方官员不仅不给予赈济救助,反而加重赋税徭役,听任地方豪强掠夺百姓田地,听任盗匪横行抢劫百姓财物,饿殍遍野,民怨沸腾。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身处朝堂的扬雄在干什么呢?

扬雄在逃避,而且他也只能逃避。他在皇帝身边目睹的一桩桩、一件件宫廷丑闻和朝廷政治黑幕,使他对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彻底失望了!丞相王嘉,竟然因为竭力劝阻哀帝不要过于宠幸董贤而被下诏处死;他扬雄只是一个位卑职小的黄门侍郎,还能干得了什么?哀帝时期的扬雄,除了在建平四年(前3)因为汉哀帝拒绝匈奴单于来朝而上过一道《谏不许匈奴单于朝书》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讽谏皇帝的文章。

逃避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扬雄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在悄无声息地奋斗着。

自从到了京师长安以后,扬雄就立定志向,要为儒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写作目标是:对儒家的“仁政”、“礼乐”、“伦常”等一系列主张的合理性作出解释,为儒家所竭力主张的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寻求理论依据。书成以后,扬雄将它命名为《太玄》。

《太玄》由“经”、“传”(解释“经”文的文字叫“传”)两部分组成。经部分为八十一首,每首四重,称为方、州、部、家;每首九赞,为七百二十九赞,加上踦、赢两赞,共为七百三十一赞;两赞为一日,计三百六十五日又二分之一日,相当于一个太阳年的时间。经部的这种结构,与当时通行的《太初历》相对应。传文共十一篇,即《玄首》、《玄冲》、《玄错》、《玄测》、《玄摛》、《玄莹》、《玄数》、《玄文》、《玄掜》、《玄图》、《玄告》。传文的这些内容,都是为了证明儒家的“五经”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道德标准,以及儒家的“王道”政治主张是完全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太玄》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象数哲学体系。它以“玄”为本体,以阴阳五行为骨干,以一分为三为规则,以九为度数,以“罔、直、蒙、酋、冥”为过程,构建了一个总括时间与空间,包容天、地、人的世界模式。其中“玄”是最高哲学范畴,以其复杂的数序演绎与和谐排列,使整个体系具有极其高深微妙的哲理思辨。《太玄》的象数体系,充分展示了扬雄的数学天才和高深的天文知识,有人因此称他是古代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太玄》问世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尽管褒贬不一,但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