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杜甫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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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清(2)

这里着重谈谈清代杜甫集的注释。杜甫集历来就很难注,虽经宋元明学者的多方努力,完成了基本的注释,但仍存在三大问题:(一)有一些生僻难注的事典和语典没能注释。(二)注释较粗糙,有一些该注释的典制、时事背景等没有注释。(三)单一的专著的注释较少精品,未注的地方较多,错误也不少。清代杜甫学者在继承宋元明注释成果的同时,克服了他们存在的问题,把杜甫集的注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学术如登塔,总是自下而上,所见更远。首先,有所突破,将宋元明未注释的事典和语典等基本都进行了注释。宋元明未注释的地方,虽然数量并不大,但由于较生僻,非常难注,需要非常高的学识和很大的精力投入。难注之处的基本解决,是整个清代杜甫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注释的发明散见于很多杜甫学的著作中,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张溍《读杜堂杜诗注解》等则比较多。其次,有较明确而完备的体例,完善了宋元明杜甫学者注释不够完善的诗的时事背景、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注释。第三,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注释精品,如前面提到的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张溍等的著作。这些著作注释比较完善、精炼,较少错误。

清代杜甫学者对杜甫文进行全部注释。杜甫作品的研究,历来特别重视诗,文则受到冷落。就注释而言,注家只注释诗,几乎不注释文。在清之前,宋代的吕本中、杨长孺注过《三大礼赋》,也有人零星注过单篇的杜甫文,至于全部的杜甫文,则一直没有人注过。到清代,朱鹤龄注完了全部的杜甫诗和全部的杜甫文。这是杜甫文的第一次全部注释,也是杜甫集的第一次全部注释。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释,与诗的注释一样,质量很高,在杜甫的注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张溍又在《读杜堂杜诗注解》中对杜甫文进行注释和评论。张溍的注释有自己的特点,和朱鹤龄注释比,相对要简略明白一些。而他的评论则是开创性的工作,是对杜甫文的第一次全面研究,在杜甫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仇兆鳌《杜诗详注》和杨伦《杜诗镜铨》都将张溍关于杜甫文的注释和评论全文收录,可见清人对其高度重视。总之,清人对杜甫文的注释和评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杜甫之学识博大精深,古人一直叹杜甫集难注。难注的原因,除注者不具备杜甫所具备的一些知识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如杜甫时代的典籍大量散佚,一些俗语已无人知晓,一些史实也难知详情,杜甫作品本身在流传中造成的错误也无法校勘。这些都使杜甫集留下了一些无法注释的东西。社会在发展,学术在变化,随着一些文物和新发现的文献问世,有些不可注的东西,也许会变得可以注释。而清代杜甫作品注释的诸多缺陷,还有清人未注到之处,为后人更好地注释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们相信,超越清人的、新的、集成式的、有创造的精湛注释之作,一定会在不太久的将来问世。

清代是封建社会末期,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思想,而新的民主色彩的思想已经滋生,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也渐渐传入中国。这种情况自然对杜甫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清代研究杜甫的学者,政治思想差异很大,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差异也很大。其研究杜甫,视角与观点也大相径庭。顾炎武、申光涵为明代遗民。钱谦益为贰臣,由明降清,而暗有复明之意,思想复杂。金圣叹为狂狷之士,本质不离儒家思想,而又有某些叛逆行为。仇兆鳌为正统的官僚。潘德舆虽为布衣,却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各自不同的政治思想背景,对杜甫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清代杜甫研究,虽带有时代的共同特征,却是百花齐放。

在杜诗内容研究方面,清人对很多诗篇的主旨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钱谦益、金圣叹、浦起龙新见尤多。钱谦益解杜甫《收京三首》其二,认为肃宗汲汲御丹凤楼下制,是篡位,认为诗“‘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盖讥之也”,认为“玄宗内禅,故目之曰‘帝尧’。史称灵武使至,上用灵武册,称太上皇,亦可谓殆哉岌岌乎矣。公心伤之”(《杜工部集笺注》卷一〇)。其解便与众不同。浦起龙解杜甫《剑门》云:“夏客云《剑门》诗,因《剑阁铭》而成,用古而能胜于古者。愚按,孟阳之铭,是一篇喻蜀文,有德不在险意。故其词曰‘凭险作昏,鲜不败绩’,为反侧子告也。子美之诗,是一篇筹边议,有怀远之德意,故其词曰‘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为当宁者告也。翻古而非用古,夏客误矣。”(《读杜心解》卷一)其解与古人异。清代学者敢于冲破传统的观点,在杜诗的内容研究方面大胆探索。

儒家思想仍然是清代杜甫研究的指导思想。在研究的时候,清人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深入阐发杜诗的深刻内涵,阐发杜甫的思想境界和崇高人格。像前代学者一样,清代学者认为杜诗的核心价值在于表现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认为杜甫的言行和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很好体现。但是清代学者的阐述要深刻得多,准确得多,细致得多,可以说清代的研究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潘德舆谈杜甫的忠君爱国,说:“黄氏生曰:‘杜公屡不第,卒以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虽前后铺陈时事,无所不备,而于当时荒淫失国,唯痛伤而不忍讥,此臣子之礼也。说者不得公心,影响附会,辄云有所讥切。此注杜大头脑失差处,妄笔流传,杜公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牵就为说,子美之诗,益不白于世。’此论最通。夫杜即爱君,岂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琐琐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凿也。黄氏之说,剧得杜意,然黄氏亦有所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已讥唐人咏杨妃者,为无礼于君矣。此等处有关名教,学诗者之开宗明义章也。顾黄氏谓杜公‘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此论亦陋。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何关穷达事!使明皇不赏《三大礼赋》,子美将肆其诋耶?抑肃、代二帝于子美无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发论不本于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礼。然则,‘大头脑差失处’,黄氏亦未能免。子美诗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斯言也,乃纯臣之言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认为杜甫的忠君爱国是出于天性,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因而是最纯洁、最高尚的。潘德舆对于杜甫忠君爱国的认识不仅超过前代学者,也超过清代的前辈学者。潘德舆对杜甫的交游,也用儒家思想进行了评论。他说:“王氏应麟曰:‘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于于、李实类此。杜、韩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亦不独于鲜于京兆、张博士也。《投哥舒仆射》诗云:‘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而《潼关吏》则云:‘哀哉潼关卒,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无学哥舒。’何其前后违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检处。而置之集中,不肯删其少作,又见古人朴实,不讳过也。然于翰等,犹可解曰:前时败阙未见,自不应逆探其恶而斥之。若王维、郑虔,大节已玷,犹从而美之曰‘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反复归圣朝,点染无涤荡。’何其深加惋惜乃尔!至称维曰天下‘高人’,称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为少陵解矣。予尝反复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爱贞洁,岂于此大节而反忘之?只缘于朋友一伦,长厚太过,有悱恻缠绵之仁,而无刚健断决之义。见维之取痢称瘖、作诗志痛也,则以为心尚可原。见虔之潜以密章达于灵武也,则以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伪署,市令之求摄,皆法之所不得宥,而义之所必当绝也。故太白之可谅,在于辞官而逃。维与虔之难逭,在于已污伪命。少陵混视为一,虽无损于己之节目,然已增后学之疑矣。”“且朋友,以义合者也。友如未污,则当辨其冤于‘伤心’‘严谴’之时,友如已污,则当绝其交于功罪核实之日,此非硁硁自好也,义也。今也知其污而不得鸣冤,又痛其穷而为之饮泣,此温良而不断之失也。乃曰‘不以成败论人’,交谊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为天地之常经,岂非疑误后人之极者哉?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哥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于义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于诗教者必知之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论述既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非常有深度,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

清代研究杜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考据的方法与以意逆志的方法结合,来阐扬杜诗的主旨。以意逆志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也是古代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它在运用时往往没有客观的依据,实际上是凭研究者的感觉来操作,故非常容易堕入穿凿附会的深渊。杜甫的很多诗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政治内容,而清代有朴学的传统,学者们便搜寻与杜甫作品相关的唐代史料,来与杜甫作品内容比勘研究,以史证诗,或以诗证史,即所谓诗史互证。从更高的层次,以意逆志地来解读杜诗,深入挖掘杜诗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挖掘杜诗丰富的内涵。这样,可以使人们更多了解杜诗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更深刻地认识杜诗的伟大社会价值。当然,在诗史互证中,特别是在以意逆志中,难免有把无关的史实硬与杜诗扯到一起的地方,难免有郢书燕说、曲解杜诗的地方。

清人对整部杜甫集做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杜甫一生完全践行了儒家思想,而表现杜甫一生言行的杜甫集堪称经书。潘德舆将杜甫比作孟子,将杜甫集隐然比为六经。龚鼎孳说:“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间也。”(《杜诗论文序》,《杜诗论文》)将杜诗与经书相提并论。金圣叹更将杜诗称作最高经典,说:“读先生诗,真如闻无上甚深之经典,使小儒意见都尽。”(《秋兴八首·别批》,《杜诗解》卷三)经书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是封建社会人们思想与言行的指南。清人把杜甫集评为经书一样的著作,是高度肯定书中所表现的纯粹的儒家思想,是高度肯定杜诗所能起的伟大的教育作用。

清人研究杜甫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借研究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谓借杜言志。杜甫怀王佐之才,忠君爱国,却流离颠沛,坎坷不用,引起很多士人的同情与共鸣。怀才不用,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清代一些学者借研究杜甫,抒发自己像杜甫一样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表达自己像杜甫一样怀才不遇的苦闷,宣泄自己像杜甫一样困顿的牢骚。有时更是推开来,就研究者所关心的一切问题,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发的方式各有不同。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无我的境界,只谈杜甫,不谈自己,而将“言志”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对杜甫的论述中;另一种是有我,在研究杜甫中,找合适的机会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金圣叹解杜甫《蜀相》诗:“丞相不可见于今日矣。然当时若非三顾草庐,丞相并不可见于昔日也。天下妙计,在混一不在偏安。丞相受眷于先,并效忠于后,虽不能混一天下,成开济之功,然老臣之计,老臣之心,是如是也。‘死而后已’者,老臣所自矢于我,捷而后死者,老臣必仰望于天。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则可必。第七句‘未’字‘先’字妙,竟似后曾恢复而老臣未及身见者,体其心而为言也。当日有未了之事在,今日长留未了之计,未了之心。”(《杜诗解》卷四)其解新颖而细致。接下来议论与感慨云:“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该议论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观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史,指出社会中很多士人都有安邦治国的大志和韬略,但绝大多数都无法实现,最终抱恨终生。这其中也包含着金圣叹自己。这种借研究杜诗来言志,不仅抒发了研究者的思想感情,而且从更广阔、更深刻的层面阐释了杜诗。

清代的杜甫研究,穿凿附会比较多。流传到现在的一些重要的杜甫研究著作,都有不少明显的穿凿附会之说。一方面清人对前人的穿凿附会深恶痛绝,一方面他们自己又在制造新的穿凿附会。钱谦益说:“宋人解杜诗,一字一句,皆有比托,若伪苏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师古之解笋根稚子,尤为可笑者也。”(《杜工部诗集笺注·略例》)取笑黄庭坚解《春日忆李白》“何以异于此乎”。而他自己对有的杜诗的解说,其穿凿可笑,丝毫不亚于宋人。浦起龙说:“杜之祸一烈于宋人之注,再烈于近世之解。”(《读杜心解·发凡》)称之为祸,可见穿凿附会的普遍与严重。就是浦起龙自己,也在所难免。造成穿凿附会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所致。首先,在研究杜诗时,人们总认为杜诗有政治含义,有微言大义。其次,用以意逆志作为基本研究方法,而这个方法实际上难以捉摸,以意逆志成为了想当然。而传统的比兴说诗的方法与以意逆志相表里,最终把研究者引向穿凿附会的道路。第三,一些研究刻意求新求深,最终也走向怪,走向穿凿附会的邪路。实际上,造成穿凿附会的原因,在古代各个时代都存在,就是学术风尚最盛的清代也无法克服。因而造成这种情况:一个时代在摈弃前代穿凿附会的同时,自己又在制造新的穿凿附会,最终无法走出这个怪圈。

清代对杜诗艺术的研究也有巨大的发展。

清代学者研究杜诗的艺术,着力探讨杜诗艺术的主要特点、艺术的“窽要”,试图解开杜诗艺术的秘诀,寻求杜诗艺术的规律。翁方纲的《杜诗附记》就是主要探讨杜诗艺术的。翁方纲说:“吾所欲读杜者,何为哉?非欲考史也,非欲缀辑词藻也,唯欲知诗之所以为诗而已。”(《杜诗附记》)意思非常明白,就是想通过探讨杜诗艺术的特点,进而掌握诗歌艺术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尽量熟悉全部杜诗,综合思考,融会贯通,努力寻求艺术的诀窍,寻求艺术的规律,摆脱了前人印象式的研究,即兴式的论说、灵感式的论说,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艺术研究。

研究杜诗的艺术需要很高的诗歌理论。清代很多学者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他们用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杜诗,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有自己的发明。沈德潜用格调说,王士禛用神韵说,翁方纲用肌理说来解杜诗,多有创见,使人耳目一新。尽管有时失之奇异,失之褊狭,但总能给人启迪。其余如仇兆鳌、杨伦、浦起龙、金圣叹、査慎行、何焯、朱彝尊、潘德舆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很多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