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论文》的研究也有不足。由于作者也用“以意逆志”的方法理解杜诗，有的理解未能完全避免穿凿，有的论述也嫌肤浅。对艺术的论述，有的太简单，有的太浅。如“诗成若有神助，顶‘绿酒’句”(《独酌成诗》，卷七)便没有多少意思。
总的说来，《杜诗论文》的作者鉴于历来研究杜诗多穿凿附会、强为臆说，或曲征博引、释事忘义的弊病，开辟一条旨在以杜论杜，专门研究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的道路，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杜诗论文》是明代单复、邵宝以杜解杜的道路的继续与发展。在杜甫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兴祚云：“今学杜与注杜者，皆泥乎诗之见，所由失之愈远也。独家齐贤诵其诗能会其心，其所为文，即以文章之法次第疏导之，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但学晦者如揭，塞者以开，血脉贯通，而神气盎溢，则不待易其衣冠，改其故步，而千载之活杜公出矣。”(《杜诗论文序》)龚鼎孳云：“虞山宗伯笺注，尊重艺林，殆非一日，今吴子互相发明，虞山论其事，吴子论其文，文既剖析无晦，事更可考而知矣。”(《杜诗论文序》)钱谦益名重一世，当时看，对吴见思的评价似乎太高。世易时移，今天看，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九仇兆鳌
一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号章溪老叟，鄞县(今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四十三年，仇兆鳌将所著《杜诗详注》献给康熙皇帝，受到赏识。为翰林院检讨，总裁纂修《方舆程考》。历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
仇兆鳌一生从事杜甫研究，搜集了大量杜诗版本和材料，辑为《杜诗详注》，历时二十余年。书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在《杜诗详注》的《凡例》中说：“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如分类千家集注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载入注中者，亦止十数家耳。其所未采者，尚有洪迈之《随笔》，叶梦得之《诗话》，罗大经之《玉露》，王应麟之《困学纪闻》，刘克庄、楼钥之文集。……今备采编中。”(《杜诗凡例》)书出版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进行增订。他说：“甲申冬，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史、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辛卯，致政南归，舟次辑成，聊补前书之疏略，时年七十有四矣。”(《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后《今按》)可以说，《杜诗详注》是一部惨淡经营的杜甫学巨著。
二
创作学术巨著，首先要有高远的研究理念。仇兆鳌高瞻远瞩，他不把杜甫仅仅看作一位著名的作家，而是看作一位政治与思想的伟人。因此，他特别注重站在儒家的立场，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杜甫、杜诗的研究。研究从实际出发，将当时的社会与杜甫和杜诗参照研究，知人论世。同时将杜甫作为古代忠义的代表来研究，揭示他人格的社会意义。对于他的作品的艺术也从大处着眼研究，而不单单“较诸词句之工拙”。故其《杜诗详注·原序》说：“盖其(杜甫)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概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在研究杜甫的艺术思想、方法和体裁上的创造与成就时，往往能从历史的高度和发展的眼光来观察，评价大多准确而深刻。因此，我们说仇兆鳌对杜诗的研究比一般研究者站得高得多，研究的领域也广得多，成果也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内容丰富，结构宏大，体例严密。仇兆鳌多角度、宽领域对杜甫和杜诗进行研究，又用严密的体例使他的研究成果条理化、规范化。从体例上说，《杜诗详注》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诗文进行详细的注与评。仇兆鳌说：“先挈纲提领，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醸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诗论者以解杜，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杜诗详注·原序》)其二，有关杜甫的资料附录，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仇兆鳌搜集的有关杜甫的遗诗及相关情况。（二）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和诗集的重要资料。主要有杜甫诗集(包括所注集)的序，杜甫寓所记、墓志和有关资料。（三）历代咏杜的诗。（四）历代对杜甫的评论。都是提供有关杜甫和杜诗宏观研究的材料。仇兆鳌用这样宏大而严密的体例，把自己有关杜甫的研究心得和历代有关杜甫的成果(包括注释)，精心梳理组织，精心阐发，奉献给读者。
诗的注与评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所在，也有严密的体例，以规范和展示作者的成果。现作细致的论述。
（一）广列异文，详细校勘。《杜诗详注》所用校勘材料非常丰富，除不同的杜诗版本外，总集、诗话、碑刻、字幅皆在所用之列。《天育骠图歌》(《杜诗详注》卷四，以后略去书名)“图”(《英华》作图，别本作骑)。“吾闻天子之马”(《艇斋诗话》作天马之子)。“鬃”(从赵作鬃，别作骏)。“缥”(《英华》作骠)。“矫矫(一作矫然)龙性(一云矫龙性逸)含”(蔡云：东坡书作含，《英华》同，一作合)。“监”(一作考)“攻”(一作收，一作神)。“字”(胡仔云：东坡作字，《英华》作守)。“骏”(一作俊)。大量罗列异文，可供阅读参考。一些重要文字的校勘，往往是在正文中出校语，在注中作考定，在附考中辩证。《游龙门奉先寺》校：“天阙”(《正异》作窥，姜氏作开)。注：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陆倕《石阙铭》：假天阙于牛头。朱注：《丹阳记》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见《文选注》，禹疏伊水北流，两山相对，望之若阙，见《水经注》，皆确据也。况此本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钱笺：“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此即杜诗注脚也。”注释既是释天阙之意，也是确定本文应为天阙的理由。用附考对异文加以否定，说明定本应为“天阙”。“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笺、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苟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绦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冷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阅’。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关’，俱未安。据文翔凤《药溪谈》：伊阳之北山，即鸣皋之派，长殆百里，如云卧然。龙门南直卧云，故云然耶。”所列异文达八种，并列各家持此文的理由，可供读者研究。这样做校勘，非常详细，体例也是一种创造。
（二）提供诗的写作背景材料，尽可能对诗系年。《杜诗详注》往往在诗的题目下注出诗的写作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以及诗人的情况，这对于读者理解诗的内容很有益处。《夏日叹》题下注：“此乾元二年夏在华州作。《旧唐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此久旱徙市，云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与诗中‘上苍久无雷’及‘流冗’‘豹狼’等语正合。”注提供了当时大旱和战争的社会背景，使读者知道诗“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豹。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完全是纪实，而对于杜甫“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的感情和思想也理解得更为深刻。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古人称杜诗为“诗史”有更深刻的理解。《杜诗详注》对前人系年的错误，或对诗内容理解的错误也进行了辩证，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杜诗。《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五)集朱鹤龄注：“去秋群胡反，赵次公、黄希诸注，皆指吐蕃，非也。《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陷威戎等诸军，入屯石堡，在此陇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尝陷。《通鉴》：至德二载，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威武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威武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贼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群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讨平在正月，而发难则在去秋。是时武威虽复，而余乱尚有未戢者。故欲早到凉州，安黎甿而按城堡也。”原来注家认为此诗“去秋群胡反”指吐蕃，朱鹤龄则认为是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之乱，朱鹤龄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三）分章解说。分析每章的内容、具体词语的含义、诗人的思维脉络、具体的艺术表现、篇章结构。仇兆鳌分《北征》为八段。一、“首段从北征问家叙起。”二、“次述辞朝恋主之情。上八，欲去不忍，忧在君德。下八，既行犹思，忧在世事。”三、“此历叙征途所见之景。既逾越阡陌，复回顾凤翔，自此而过邠郊、望鄜畤，家乡渐近矣。”四、“此备写归家悲喜之状。裋褐以上，乍见而悲，极夫妻儿女至情。老夫以下，悲过而喜，尽室家曲折之状。在贼四句，缴上起下，所忧在君国矣。”五、“此忧借兵回纥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纥助，人心顺矣。此兴复大机也。但借兵外事，终为国患，故云‘少为贵’。”六、“此陈专用官军之利。是时名将统兵，奇正兼出，可以收两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为制胜万全之策。朱注：当时李泌之议，欲令建宁并塞北出，与光弼犄角，以取范阳，所见正与公同。”七、“此借鉴杨妃，隐忧张良娣也。许彦昭曰：祸乱既作，唯赏罚当，则能再振，否则不可支矣。陈元礼首议诛国忠太贞，无此举，虽有李郭，不能奏匡复之功，故以活国许之。欲致兴复，当先去女戎。”八、“终以太宗事业，望中兴之主。当时旧国思君，陵寝无恙，其光复在指顾之间矣。此章大旨，以前二节为提纲。首节北征问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节恐君遗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公身为谏官，外恐军政之遗失，内恐宫闱之遗失，凡辞朝时，意中所欲言者，皆罄露于斯。此其脉理之照应也。若通篇构局，四句起，八句结，中间三十六句者两段，十六句者两段，后面十二句者两段，此又部伍之整肃也。”研究文学应该像研究建筑一样，既要从整体和宏观上观察，也要从结构与细部研究。仇兆鳌的分章分段解说，正是从结构的角度对诗篇的内容与艺术进行细致的剖析，深入诗的内部体会诗的妙处。即便不太长的诗，也有具体解说。《登兖州城楼》本是一首律诗，仇兆鳌解说云：“公至兖州省亲而咏南楼也。通首皆登楼所见。‘海岱’‘青徐’属远景，故以‘纵目’二字起之。‘秦碑’‘鲁殿’属近景，故以‘临眺’二字结之。仍上下四句分截。”下并引他人的解说以补充。“赵汸云：三四宏阔，俯仰千里，五六微婉，上下千年。曰‘从来’则平昔襟抱可知。曰‘独’则登楼者未必皆知。”以分析结构为中心，具体详说诗的内容与艺术特点。
（四）注解详明。《杜诗详注》的基本内容是对诗中有关的人名地理、典章制度、天文名物、事典语典、难辞僻句进行注释。总之，一切需要说明的地方，一切需要提供阅读材料的地方，《杜诗详注》总是尽量注解，让读者尽可能充分理解杜诗，研究欣赏杜诗。
（五）集诗歌评论，对整首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阐发。有的还从诗歌发展的历史角度，对杜诗的创造和地位进行评论。《兵车行》列评论五则：“单复曰：此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先言人哭，后言鬼哭，中言内郡凋敝，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乱所由起也。吁！为人君而有穷兵黩武之心者，亦当为之恻然兴悯，惕然知戒矣。王道俊《杜诗博议》：王深父云：时方用兵吐蕃，故托汉武事为刺。此说是也。黄鹤谓天宝十载，鲜于仲通丧师泸南，制大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前，故有牵衣顿足等语。按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当时点行愁怨者不独征南一役，故公托为自诉之词，以讥切之。若云惧杨国忠贵盛而诡其词于关西，则尤不然。太白《古风》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壮士，南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独不畏国忠耶？蔡宽夫曰：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词，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颠》但咏鸡。大抵类此。甚有并其题而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虽李太白亦不免此。唯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海宁周甸曰：少陵值唐运中衰，其音响节奏，骎骎乎变风、变雅，与骚同功。唐非无诗，求能仰窥圣作，裨益世教，如少陵者鲜矣。胡应麟曰：六朝七言古诗，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读未大畅。至于唐人，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阖，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又曰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老杜往往得之。太白以《百忧》等篇拟风雅，《鸣皋》等作拟《离骚》，俱相去悬远。乐府奇伟，高出六朝，古质不如两汉，较输杜一筹也。又云：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恻如见。张王欲以拙胜，所谓差之厘毫；温李欲以巧胜，所谓谬以千里。”这些评论对《兵车行》的写作时代背景、立意命题的创造、有益于社会的创作主旨、对风骚乐府创作精神的继承发扬、对七言体(或者说乐府体)的贡献与地位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读者阅读有很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