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或与前人的论点商榷。一部学术著作，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形成体系，才算一部高水平的著作。仇兆鳌在长期对杜诗进行集注的过程中，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心得表现在对杜诗的分章阐释中，而有些他认为好的见解也放在诗后。《戏为六绝句》(卷一一)，仇兆鳌说：“少陵绝句，多纵横跌宕，能以议论摅其胸臆。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杜甫的有些绝句确实以议论为主，纵横捭阖，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仇兆鳌的评论是很精彩的。有些考证也很有力。《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说：“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诗：‘我觉秋兴逸，谁言愁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相宜。烟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段成式《酉阳杂俎》谓杜补阙即杜子美，公此诗用李诗迟字以和之。其说非也。公遇李时尚为布衣，其授拾遗，在至德乾元间。且补阙、拾遗官衔不同，岂可强作傅会耶。”仇兆鳌之说甚是。杜甫未做过补阙，故李白的诗不是赠杜甫的。而杜甫的诗与李白的诗在内容上无关联，故杜甫的诗也不是和李白的。仇兆鳌的考证破前人谬说，有利于李白、杜甫关系的深入研究。《卜居》正本清源，力破众说之谬。仇兆鳌说：“公《壮游》诗云‘鉴湖五月凉’，盖深羡山阴风景之美。今见浣花幽胜，仿佛似之，故思乘兴东游，此快意语，非愁叹语。诸说纷纷，总于诗意不合。张谓东向山阴，意在访郑虔也。按公崎岖入蜀，方构草堂，岂能舍妻子而远寻故人？其说迂矣。周珽谓欲东归洛阳，须从山北阴处上船而去。按成都无山，不当以溪畔为山阴，其说凿矣。顾宸谓公欲万里而至山阴，则冕之为人可知。此似作憾冕之词。按公至成都，在乾元二年十二月。次年三月，以李若幽为成都尹，时公方卜居，而裴亦将去矣，焉得有不足之词？其说亦无据也。”仇兆鳌对《卜居》的理解是正确的，力破旧说，虽无新意，但使人们不为谬说所蔽，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也是对学术的贡献。
《杜诗详注》是清代朴学盛行的产物，是民族诗歌研究方法的结晶。一方面，作者尽量汇集历代关于杜诗研究(广义的研究，包括注释)的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成果，汇集各种有关杜诗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杜诗详注》集注所用的原著，有的已经亡佚，这些所存的集注之文，就弥足珍贵。)同时作者进行新的注释，包括对前人研究错误的甄别与批评，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它是一部包含着著者鲜明学术创新的、以阐释为中心(或者说以集注为特点)的、汇集历代杜甫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集成和创新在这里达到了很好的结合。它是杜甫研究史上的高峰。就内容的丰富而言，就影响的巨大而言，在它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巨著，在它之后，也还没有产生过能与之比肩的巨著。
当然，《杜诗详注》也有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因为作者并非清代最杰出的学者，在学识方面还没有达到宏博精深的境界，一方面也因为这样一部包罗万汇的著作，难免出现很多错误。故而《杜诗详注》一方面很受推崇，一方面也颇受指责。杨伦《杜诗镜铨》和浦起龙《读杜心解》对《杜诗详注》都有批评与纠正，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更是一部批评《杜诗详注》的专著。我们认为，《杜诗详注》主要有以下缺陷：
（一）解说和注释存在大量错误。到清代，已经有大量的杜诗注释存在，这对集注来说很方便。然而，《杜诗详注》却将有些错误的注解采入集注中。《阆水歌》“巴童荡桨欹侧过”，解说者没有读懂原文，本来是巴童在船上荡着桨欹侧从江上走过，而解说者误解为“桨欹侧”。“巴童荡桨欹侧过”与“水鸟衔鱼来去飞”两对，句式完全一样。“水鸟衔鱼来去飞”的“来去飞”的是水鸟，而不是鱼在来去，那么“巴童荡桨欹侧过”的“欹侧过”的是巴童，而不是“桨欹侧”。同时，阆中的嘉陵江非常宽，“桨欹侧”，人在岸上是难以看清的，而船工荡桨侧身的姿态却历历在目。同时，船工欹侧荡桨，姿态优美，富有诗意，而写桨欹侧则味同嚼蜡。《上水遣怀》“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仇兆鳌说：“太平指天宝以前，戎马，指至德以后。”其“太平指天宝以前”即不符合杜甫原意，应包括天宝时期才对。实际上，杜甫是说安史之乱前，我不为世所用，身心衰惫，安史之乱后，我奔窜逃难，身体多病。这说明仇兆鳌对杜诗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正确精微的水平。
（二）有些见解浅薄，评论卑陋。研究杜诗，应该有伟大的胸襟、非凡的学识，才会有高明的见解。关于李白与杜甫，仇兆鳌往往从抑李扬杜出发，不顾事实，乱发议论。《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今考：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考的前半部分说李白赠杜甫的诗“无甚出色”，已使人不能信服，而后半推测如果李白天宝后见到杜甫诗当如何倾倒，则更加无聊。明知不是事实，说来有什么用。《羌村三首》(卷五)，仇兆鳌评：“杜诗每章各有起承转阖，其一题数章者，互有起承转阖。此诗首章是总起。次章，上四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三章八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此诗法之可类推者。”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羌村三首》是他的名诗，艺术上有很多创新。而仇兆鳌用作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的方法来评论杜诗，将一篇奇妙精彩的诗评得只剩起承转合四个枯骨。这不是在阐扬、评论杜诗，完全是在亵渎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下，仇兆鳌评论说：“今按，《北征》诗尚带率语，如‘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将真情真事信笔写来，黄彻谓如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尤之过甚，亦未窥其远大者耳。若此诗(按：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愁激切，而语皆雅饬，更无疵句议矣。”本来，仇兆鳌所举的《北征》中的六句诗，运用细节描写，表现杜甫安史之乱回到家中与家人见面的惊喜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现战乱中别离的人们还家的景况，极为真实生动，非常富有艺术创造性。而仇兆鳌以传统的“雅饬”为标准，来进行评论，便显得尴尬与矛盾。既肯定它，又带有否定；认为它是“率语”，又承认它“如转石于千仞之山”，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说深说透，故将对《北征》的主要评论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三）见识不高，别裁不精，有不少冗杂的注释和辑评，也有一些当注、当详者没有注释和辑评。杨伦曾说：“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杜诗镜铨凡例》)《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卷三)“应是雨催诗”集注：“赵曰：东坡诗‘飒飒催诗白雨来’句，本于杜诗。”作为注释，实在多余。《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诗末集评：“苏轼曰：七言之伟丽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而后寂寞无闻。欧阳永叔云‘苍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又‘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驾争先矣。小生亦云‘令严鼓角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露布朝辞玉关塞，掉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矣。”苏轼的评论并无高见，且主要谈宋代诗歌，辑入辑评中已嫌不够格，而仇兆鳌更在苏轼基础上引申，大谈宋诗的雄伟激壮：“今按：米南宫《浙江潮》诗‘天排云阵千军吼，地涌银山万马奔’，陆放翁诗‘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又云‘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又云‘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皆雄伟激壮，可参唐人佳句。”这样的辑评对阅读杜诗没有益处，只是徒增累赘而已。相反，有些应有注释的，却未注释。《北征》(卷五)“仗钺奋忠烈”的“仗钺”只注了出处：“《书》：左仗黄钺。”应有疏解。又《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欲知世掌丝纶美”的“丝纶”也只注了出处：“《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应有疏解。《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一〇)是杜甫的名诗，前人多有评论，而《杜诗详注》却没有辑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四）对前人材料梳理不够，集注引用材料有不少失误。集注理应引用最早的、完善的注释作为注释，而《杜诗详注》对前人的注释钻研、熟悉不够，往往抛弃最早的注释，而用后代的注释。《悲青坂》(卷四)的“青坂”，郭知达本已有注释，钱注本用郭知达本注释。《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释而用钱注，显然错误。《不见》(卷一〇)的“匡山读书处”的“匡山”，郭知达本注释颇详。《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不用宋人注，而用明代杨慎《丹铭录》之说“《丹铭录》谓指彰明县南之匡山”，真是舍本逐末，很不恰当。
《杜诗详注》作为古代杜甫学的巅峰之作，却有如此多的缺陷，称不上精湛之作，这是令人遗憾的。这表明杜甫研究确实非常难，与此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一〇王士禛
一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时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擢礼部主事，迁户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讲，迁为侍读。为国子监祭酒，迁少詹事。任兵部侍郎，调户部。迁刑部尚书。后罢，归故乡。王士禛是清代著名诗人，又以博学著称于当时，著述甚富。主要作品收入《带经堂集》。王士禛的杜甫研究成果散见于其著作中。
二
王士禛是大官僚，又是文坛领袖与文艺理论家，他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这就形成了他独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从儒家的观点和官僚的立场出发，王士禛对杜诗的思想性评价非常高，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虽是“戏论”，却堪称的评。所谓“圣语”，就是杜诗所表达的思想为人们的指导思想，是人们思想行为的指南，这样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可谓最高评价。
杜甫之作为“圣语”，在王士禛看来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其一，杜甫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化为了诗的气骨，贯穿诗的一切方面；其二，感时纪事，本之于诚，使其诗成为诗史。他说：“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冠古轶今，则人有大成之号。不有拟古浮辞，而风谣俱归乐府。不有淫佚艳靡，而赠答悉本风人。故登吹台于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三〇)忠爱之说，乃为人所常道，史诗之说，也是早已有之。但王士禛论述深刻，而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也是他创新的地方。王士禛还特别强调杜甫之作的“诚”，他说：“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这里的诚实非一般的诚实，而是“气”的“诚”。它是事实的诚、思想的诚，也是内容的诚、艺术的诚。也就是说，杜甫做到了内容最大的真实，达到了一般人没有达到的艺术真实的境界。王士禛用“诚”来提升他对杜诗表达忠君爱国和杜诗是诗史的论述，形成了关于杜诗内容评价的理论体系，论述非常完整和深刻，也是有创见的。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论述很多，也很精彩。从宏观上说，他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能集大成，也善于创新。关于集大成，前人论之已多，王士禛所论又有创新。他借汪洪度的话说：“纵观载籍，由汉魏以迄于今，大而塞乎无垠，细而入乎无间，集古今之大成，敻万象而独出者，莫先杜陵，尊之曰圣，诚莫与京矣。”(《居易录》)一般说集大成，是集诗歌艺术之大成，而王士禛所谓的集大成，是集一切文章技巧之大成，集一切文化之大成，其见解又进了一大步。而这个说法，更能反映杜甫集大成的实际。对于杜甫的创造，其论述甚多。不仅称赞其语言技巧的创新，尤为称赞其格调和体裁的创新。“至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特别强调杜甫的“变”：“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师友诗传录》三)“李杜始大变其(指其古换韵法)格。”(《师友诗传录》一三)所谓变，就是创新之意。正是集大成和大创造，形成杜诗伟大的艺术魅力。“诗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者。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虽所论为七言大篇，实际上适合一切体裁的诗。的确，王士禛的话非常有见地，正是因为杜甫最善于继承和创新，杜诗才有那样无可比拟的巨大艺术力量。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其秘诀也在于此。
王士禛认为杜甫诗的风格是高浑典厚、苍凉悲壮，而其基本艺术方法，就是以赋为主，而兼比兴，即将赋比兴结合运用。“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雅，四曰颂，五曰比，六曰兴。夫六义之序，以赋次风者，何也？元晏先生所云：‘赋也者，因物造端，敷弘而体理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是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则，于是乎托，比兴之音，于是乎俪。故讽喻抑扬之音以寓，涵蓄消停之义以存，是真风雅之正则也。流极其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辞博诞绝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纤毫之内。祖构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终。’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教之白太傅讽喻诗《秦中吟》之属，及王建、张籍新乐府，倍觉高浑典厚，苍凉悲壮。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以贯六义，无遗憾矣。”(《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以传统的文艺理论来观照杜甫，对杜诗的风格和艺术方法的把握非常准确，论述非常深刻。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也有具体论述。他认为杜诗长于议论和叙事。“至于议论和叙事，自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师友诗传录》五)王士禛还认为杜甫的语言是最美的，“句法杜老最妙”(《然镫记闻》七)。
从各种体裁诗的成就来说，王士禛认为杜甫很多体裁的诗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谈七律云：“学诸家七律(指王维、李颀等)，久而有所得，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归宿处。”论七古云：“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李白、岑参二家，别出机杼，语羞雷同，亦称奇特。”(《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评价极高，但非常公允。
对具体的诗的艺术，他也有精彩的论述。如谈杜甫《登高》和《滟滪》二诗：“七言律有以叠字益见悲壮者，如杜子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天漠漠双鸟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是也。”(《带经堂诗话》卷三《真诀类》)论杜甫《高都护骢马行》云：“《高都护骢马行》：此子美少壮时作，无一句不精悍。”(《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谈杜甫《子规》诗云：“常爱杜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又明初人诗‘数家茅屋临江水，一路松风响杜鹃’，写蜀江风景宛然在目。”(《带经堂诗话》卷一二《佳句类》)